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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光:文化中國的終結

—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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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項目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激活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

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藉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藉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挽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里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1989年,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到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皇帝可以是蒙古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

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上,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傳頌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髮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我常常感嘆,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挽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苛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凌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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