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史實」：宮廷政治中的明爭暗鬥
鄭著的另一個值得稱道之處，是作者打開了「失敗者」看歷史的逆向視域，提供了不少對官方的中心敘事具有顛覆性的「另類史實」，從而展示了一種新的觀照文革中中共高層爭鬥的史觀。對此，作者借原王洪文政治秘書，張春橋的知音之一的蕭木之口說道：「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多，和他們（這裡指張春橋、周恩來、華國鋒等——本文作者注）距離比較近，在我眼裡沒有壞人，但他們都是悲劇人物。」（頁713）中共上層宮廷政治中黑幕重重，常常有興衰而無正邪、有成敗而無是非、無論哪一方都不乾淨。而一直占據「好人」的歷史大義的「四人幫」的反對派，在權爭的手段伎倆上有時遠比他們要反對的一方更陰險狡詐一些。
林彪事件以後，張春橋、江青等文革派和周恩來、葉劍英等元老派處於對壘狀態。毛澤東出於制衡他手下的權力體系的需要，其實對兩個宗派都是有批評的。除了我們都耳熟能詳的毛對「四人幫」的批評外，1975年1月，毛澤東提議張春橋當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遭到周、葉、李的聯合反對，毛就批評他們說：「你們三個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幫』」。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還批評葉劍英不要搞「廣東幫」（頁679－780）由此可見，「幫」一詞在毛澤東口裡不過是對黨內派系活動一種揶揄式的評語而已，把毛澤東對張春橋等人「同志式」的批評上升為「四人幫反黨集團」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使人比較震驚的還有鄭著所揭露的周恩來為打倒政治對手所搞得工於心計的活動。（頁670－671,850－853）因為毛澤東對張的格外器重，使張有可能接周死後的總理的班，周恩來便開始對他進行種種打擊，主要是在歷史問題上硬把張說成是「叛徒」。說張春橋是「叛徒」的所謂材料來自林彪軍人集團成員邱會作支持的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群眾組織「紅旗」。邱會作和張春橋之間有很大的個人恩怨。張在運動初期支持「紅旗」的對立派「紅縱」造了邱會作的反，邱為了報復便支持（或指使）「紅旗」炮打張春橋和搞他的材料。周恩來聽說了此事，便暗示邱讓「紅旗」以「群眾來信」的名義把這些材料寄給自己，再轉給毛澤東。[13]周這麼做一來撇清了自己和林彪集團一起搞張「黑材料」的嫌疑，二來又以文革中流行的「群眾揭發」包裝了自己整政治對手的真實用心。
其實，張春橋在歷史上從沒有被捕過，「叛徒」一說實為為子虛烏有。筆者在上海文革中親身參加了炮打張春橋的活動，也見聞過「紅旗」等組織搞的張的「叛徒」材料。平心而論，實在都是一些捕風作影和道聽途說的東西。比如，其中有一傳說是張春橋1940年間在國民黨的南京的江蘇反省院寫過「自首書」和「反共啟示」，其實那時張已經去了延安，又如何能在南京寫「自首書」呢？以周恩來幾十年的地下工作的經驗和一貫為人稱道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他應當不難一眼看透那些明擺著的破綻。何況他本人就有過這樣的遭人誣陷的「歷史問題」。1967年5月，南開大學紅衛兵在舊報紙中發現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示》，而「伍豪」是周恩來在黨內的化名之一。此事源出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誣陷。但鬧到江青和毛澤東那裡以後，周恩來立刻做了多次反駁，其中最有力的理由便是：在這一《啟示》在上海各大報刊登出的1932年2月，他已經人在江西中央蘇區了。[14]比較周、張這兩個為人誣陷的案件，應當說張案更容易令人一眼穿透，因為連一份類似周的書面《啟示》都不存在。奇怪的是：周恩來竟死死地抓住張所謂的「叛徒」問題不放，明明暗暗地打擊張春橋。1973年，周恩來和鄧穎超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來上海，鄧穎超特地拜訪了上海市委大院中幾乎所有的新老幹部的家，卻有意不去張春橋家。還公開地揚言：「只有一家沒有去。不去的原因，你們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頁861）這顯然是暗示張春橋太太文靜的歷史問題和張的「叛徒問題」。[15]1974年12月，周恩來還在他最後一次見到毛談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時，當面提出張的「歷史問題」，以阻止張可能當總理。[16]除此以外，周還把這些從來未經證實的問題不負責任地擴散。1973年4月9日，周恩來非常肯定地對來看望他鄧小平夫婦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17]而當時的鄧小平還在被審查之中。周恩來作為一個因所謂的「歷史問題」在文革中受誣陷的受害者，對另一個受害者張春橋卻不斷地用別人迫害他的方法加害。這實在是很能說明中共的宮廷政治的經典特質：無原則的暗算、陰謀、攻訐。
或許，鄭著所披露的葉劍英對王洪文的暗算更能引發經久的震撼。在1973年7月的十大上，毛澤東決定培養王洪文作為接班人。在當時的政治局裡，元老派挺王最力的是周恩來和葉劍英。王洪文當時被毛調到中央學習各方面的理論、方法和經驗。但是葉劍英卻老是邀請王洪文到中南海釣魚，去郊外打獵，還在軍委所在地撥給王一套高規格的樓房。平時葉常邀請王赴宴。王為得到元老派的支持無法推辭，葉卻常常指令部下用茅台酒把王灌醉。（頁719）對這些，張春橋雖然也設法勸阻王洪文「不要上這些人的當」，但王並不聽勸。令王洪文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葉在他背後又把他的林林種種表現都向毛作了匯報，造成王是一個不堪培養的紈絝印象，以致毛失望地感嘆說：「釣魚台無魚可釣」。（頁792）更具諷刺意義的是：這些後來又都出現在華、葉中央列舉「四人幫」罪證的文件里，作為「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王洪文的罪證」，證明他「大量貪污盜竊、侵吞揮霍國家資財。」[18]葉劍英這麼做可謂一箭三雕。其一，使王對他感激涕零。如果王洪文接班成功，他便有從龍之功。其二，拉攏王洪文，分化他和其他文革派——如張春橋、江青的關係。最後，在毛那裡破壞王的名譽，使毛對他選的接班人失望。對於曾被葉劍英玩弄於股掌之中，王洪文被抓以後有過錐心的懊悔，曾在秦城監獄裡對著張春橋的囚室窗口大叫：「我錯了！」（頁798）
鄭著還揭示了中共宮廷政治的另一個特質：持續不斷的內鬥。周恩來逝世以後，華國鋒被毛任命為國務院總理。以華為代表務實派和以張為代表的務虛派又發生了矛盾，結果竟在毛澤東屍骨未寒之際發生了1976年10月6日的宮廷政變。華國鋒聯合葉劍英等元老派動用軍隊一舉抓捕了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按官方長期以來的說法，這是因為張春橋等人搞陰謀詭計，要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對此，鄭著有截然相反的看法。首先，根據鄭著對大量史料的調查梳理，張春橋和王洪文對於毛澤東最後選擇華國鋒作為第一副主席都是「完全擁護，保證支持」的。[19]尤其是張春橋，如果他要在華和王之間做一個選擇，甚至可能還是會選華國鋒。[20]本來華、張、王三駕馬車還是可以穩定地運行幾年的。只是「華國鋒太急於想『獨掌乾坤』了，結果後來自己也沒有好下場。」（頁767）其次，無論是華國鋒、葉劍英，還是汪東興在實施十月政變時都說過的「四人幫」已經在布置搞「武裝政變」了，他們必須「先下手為強」。鄭著在經過詳細的考證後，說明沒有任何事實依據，不過是一種為打倒政敵製造的倒打一耙的藉口。對此，現在的文革研究界也逐漸有了一定的共識。[21]最後，出現在《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中徐景賢有關張下令武裝政變的證詞其實是一種「偽證」。[22]其原因是在徐被監禁期間，華國鋒通過當時的公安部部長趙蒼璧派人告訴徐：只要承認張春橋給上海下過武裝叛亂的指令，徐就可以免於起訴和處分。為此，徐做了假證。（頁790）
有關華國鋒發動政變的必然性，鄭著借蕭木之口有這樣一個歷史性的分析：
帝王制度的本質是皇權由一人獨擅，不准旁人分享，不容許有不同政見，更不能容忍出現派別。歷史上，大凡立而又被廢的皇太子，一旦新皇帝繼位，他們的命運幾乎全都是一個字：死。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時間略有先後。此類實例，古代史上可以找出一大堆。不過華國鋒根本用不著去翻那些老古董，他只要一接班也即繼位，便可以無師自通。道理很簡單：左邊一個是曾經有可能入選的接班人張春橋，右邊一個是已經定了三年的接班人王洪文，華國鋒坐在這用一個位置上心裡能踏實嗎？於是這位原來曾經厚道的人便有了不那麼厚道的想法，等到毛澤東一去世，便與功臣派聯起手來，發動了一場稱之為「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十·六政變」。（頁880）
這一體制性的分析是耐人尋味的，它至少證明了中共的接班人制度從沒有跳出過封建王朝黑暗的宮廷政治的怪圈。
接受理論：誤讀誤解引發的政治風波
在談到1974－1976年間的政治事件時，鄭著對它們作出了非常實事求是但又引人深思的解讀。當時，群眾對張春橋、姚文元掌握的宣傳部門非常不滿，認定他們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利用梁效、羅思鼎等寫作組寫了不少含沙射影地攻擊周恩來為「現代大儒」、「批宰相」和「批折衷主義」的文章。（頁586－588）此外，憤怒的讀者還認為：1976年在周過世後，張還繼續指令《文匯報》發表暗批周恩來的文章。其結果是引發了全國性的群眾抗議，成為爆發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頁725－728）
確實，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江青直接領導的梁效寫作組寫了《孔丘其人》等文章。上海市委寫作組也不甘落後，先後發表的文章有：署名康立的《漢代一場儒法大辯論——讀鹽鐵論札記》和羅思鼎的《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覆辟鬥爭——兼論儒法鬥爭的社會基礎》等等。《孔丘其人》中有這樣描寫孔子的句子：「71歲重病在床的時候」，「還掙扎著爬起來，端著一隻胳膊，搖搖晃晃地走去見昏君」。（頁586）這在當時被不少細心的讀者認定是影射周恩來。但後來據該文的作者范達人說明：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因為此文是江青經毛澤東同意才寫的，而且還經周恩來看過才發表。[23]至於上海寫作組那幾篇文章，據鄭著的調查：文章的組織者朱永嘉堅決否認和張春橋有任何關係。這些文章也曾被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中央專案組立案審查，但最後都否定了朱的利用批林批孔或批鄧來「批判周恩來」的罪名。
周恩來逝世後上海《文匯報》還有過在全國引起了軒然大波的「三·五」和「三·二五」的報導：1976年3月5日，《文匯報》夜班編輯在編排一篇新華社關於部隊學雷鋒的電訊稿。因為已經拼好的版面篇幅關係，便刪去了包含周恩來題詞內容（並非題詞本身）的段落。時值周病逝不久，這一正常的編輯工作便被細心的讀者憤怒地指責為「反對周恩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25日《文匯報》刊登了一篇上海儀表局通訊員對該局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報導，文中有一句「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按該基層通訊員的解釋，「黨內那個走資派」是指當時受批判的鄧小平，後者是指周榮鑫和胡耀邦等。但憤怒的讀者並不這麼理解，他們認為前者是影射周恩來，後者才是指鄧小平，於是引發了全國性的抗議浪潮。南京的群眾還在上海和北方之間的來往列車上刷上「《文匯報》的文章是反黨奪權的信號，揪出《文匯報》的黑後台！」「把赫魯雪夫式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的張春橋揪出來示眾！」（頁727）當時中共為平息這一全國性的風潮，經毛澤東圈閱批准，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南京大字報問題的電話通知》，指出「最近幾天，南京出現了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志的大字報、大標語，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轉移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24]鄭著也指出：儘管這兩個事件在粉碎「四人幫」以後都是中央專案組的清查重點，但事與願違，他們最後也只能得出其中實際上不存在反周陰謀，相反只是讀者的誤讀誤解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