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如何看待這些讀者的誤讀和誤解引發的政治風波？鄭著認為：這些事件「雖然使群眾產生了誤解，但充分表明了人心的向背，像歷史上一些偶發事情而引發出重大的歷史事件那樣，它們激化了群眾憤怒的情緒」。（頁728）鄭著能夠看到歷史發展中偶然性的作用，是很有見地的。但是，他還是沒有更深一層透析為什麼群眾會產生這種定向的誤讀和誤解。如果我們借用西方文學和歷史研究中的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來作一觀照，或許會更清楚一些。接受理論或接受美學（Aesthetic of Reception），是由德國康茨坦斯大學文學史教授堯斯（Hans Robert Jauss）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聯邦德國提出的。[25]他認為，作品的美學實踐應包括文本的生產、文本的流通和文本的接受三個方面。文本的接受是讀者通過自身的審美經驗「再創造」作品的過程，它常常發掘出作品中的種種讀者認定的但不一定是作者本意的意蘊。當然，讀者接受活動受自身審美經驗的積累和政治歷史條件的限制，從而產生一種對某種作品的定向的「期待水準」。如果我們把上述讀者接受活動中的「自身審美經驗的積累和政治歷史條件的限制」理解成為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共宣傳部門對讀者進行的長期的「為革命研究歷史」的捕風捉影的教育，和發表在各種報刊的牽強附會的影射史學的文本，便不難理解為什麼讀者會對張春橋等人控制的《文匯報》產生「陰謀批周」的誤讀。因為他們在文革這一特殊的「政治歷史條件」中積累的「審美經驗」，便是任何談歷史的文本中都有對當代政治影射的可能性——這就是他們的「期待水準」。細究起來，張春橋還是文革中這一導致讀者誤讀的「期待水準」的創世鼻祖之一。他參與寫作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也發表在《文匯報》）[26]，就誤讀了吳晗，把寫於1960年的這一歷史劇硬和1961年的所謂單幹風、翻案風聯繫起來。當然，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誤讀」是有意的政治陷害，而群眾對《文匯報》有關文章的誤讀則出於無意的憤懣，其接受方式不過是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罷了。然而，誤讀畢竟是誤讀，不是事實真相。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時間積澱，我們沒有任何必要再讓歷史保持沉默。
餘論
總而言之，鄭著是一本非常成功的「失敗者」的傳記。它開拓了觀照歷史的新視野，又在探索中走近了真實的歷史人物張春橋，從而也在走近文革真相的路上邁出了堅實可貴的一步。
然而，鄭著也還有一些較為明顯的缺點和可以商榷的立論。首先，全書的篇幅達七十萬字左右，顯得過於冗長，寫的不夠精練。在一切都趨向於快速電子化的今天，如此的鴻篇巨製會使一般的讀者、尤其是年輕人望而生畏。在筆者看來，這一缺點和鄭著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傳」和「史」的區別，即張春橋的個人傳記和整個上海文革史的寫作不同有關。張春橋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和革命委員會主任。他固然是上海文革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但並不等於說上海文革史中的一切都要事無巨細地描述和討論。比如，鄭著在第八章「市委心臟爆炸：寫作班造反」中，用了整整一節、七八千字來理論性地討論「奉旨造反」，便有稍稍離題之嫌。
其次，鄭著中的有一些立論是可以商榷的。比如，鄭著第十五章「難識廬山真面目」中，貫穿一種對毛澤東、林彪衝突的起源和看法，即「林彪以《第一號通令》向毛澤東挑戰，毛澤東以更換接班人來向林彪應戰」。這一說法及引用的史料都有需要再審視之處。第一，1969年10月18日林彪簽署的關於備戰的緊急指示並沒有挑戰毛澤東權威的主觀意圖，不過是履行他作為國防部長的職責罷了。第二，毛澤東在1970年4月25日和林彪談及林的接班人人選時並沒有讓張春橋「更換」林彪的意思，而是討論一個「接班人的接班人」問題。據文獻記載，這也不是毛澤東第一次和林彪談及張春橋作為林的接班人，九大期間毛澤東提名張春橋當大會秘書長，還就第二代接班人問題和林彪談過話。在談到「你年紀大了誰來接班」時，毛提到了張春橋的名字。[27]因而毛並沒有利用張春橋來向林「應戰」的意思，只是表露了毛澤東在未來的國家體制上想逐步回歸「文官政治」的想法。他和林的談話也尚在討論的層次。第三，據最新透露的葉群的毛林談話記錄，張春橋並不像鄭著描述的在談話現場。[28]鄭著所引證的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一書其實也沒有說張在毛林討論他作為「接班人的接班人」的現場。[29]不過，毛澤東這一有關隔代接班人的想法引起了林彪及軍人集團過度激烈的反應，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策劃了向張春橋的主動進攻，最終導致了毛林之間的分道揚鑣。這大概又是毛林兩人最初都不曾想到的。
最後，鄭著在談到張春橋的「野心」時，多次引用了張春橋時常掛在嘴邊的「我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寫一部《毛澤東傳》」一說（頁654）。其實，我們大可不必把它當真——此說不過是政治人物掩飾自己胸中抱負的戲言罷了。野心（ambition），無論在英語還是西方政治中都不是一個貶義詞。不同於中共虛偽的政治道德，從現代政治學的觀點來看：一個政治人物有他的理想抱負絕非是一種要譴責的事，關鍵還是在於他的主張正確與否。此外，張春橋在文革前就在中共官場上高踞要位，文革中更成為政治局常委級的共產黨政客，在中共政壇上混了風風火火幾十年的張春橋怎麼可能還是一個只想到寫一部傳記的文人呢？
【注釋】
[1]《毛澤東與文匯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謝稚柳傳》（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張珩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2]宋炯明：「畢竟文匯人——高級記者鄭重素描」。
[3]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86－87頁。
[4]這一提法第一次出現於中共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
[5]這兩篇文章分別刊載於《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和第四期。
[6]王友琴：「2016：張春橋幽靈」，載香港《開放》雜誌網絡版，2017年1月28日。
[7]宋征：《毛澤東主義的興亡：中國「革命」與紅高棉「革命」的歷史》，（華盛頓：美國陽光出版社，2013年），第834－890頁。
[8]張春橋的親信徐景賢在論及此事時說：「在安亭事件中，張春橋做出了毛澤東想做而沒有來得及做的事：在最大的範圍內把群眾發動起來，更廣泛地動員群眾投入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證這場運動的勝利」，見《文革名人徐景賢最後回憶錄》（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65頁。
[9]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II》（香港：牛津出版社，2015年），第901－908頁。
[10]這三個報告分別是「從上海工具機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人民日報》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從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的鬥爭看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調查報告」（《紅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和「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調查報告」（《紅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
[11]孫懷仁主編：《上海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簡史（1949——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72到489頁。
[12]朱婷：「20世紀50－70年代上海『老工業基地』戰略定位的回顧與思考」，《上海經濟研究》（2011年），載《中國權威經濟論文庫》。
[13]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下冊），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35頁。
[1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第220－224頁。
[15]文靜在1943年被日本軍隊俘虜後有過變節行為，但沒有出賣組織。為此，1949年已經批准她重新入黨。這一歷史問題應當已經解決了。因而此處的「一想就可以想到的」恐怕更多地是指張春橋的所謂「叛徒」問題。
[1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540－541頁。
[17]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香港三聯書店，2013年，第250－251頁。
[18]《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1977年3月6日，中發（1977）10號）。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2002－2017年。
[19]見毛遠新1976年1月31日奉毛澤東之命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後的報告。轉引自《張春橋：1949及其後》第716頁。
[20]王洪文原是張春橋一手扶植起來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頭頭，對張言聽計從。1973年他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進京後，和張發生了一些矛盾。一是因為上面提到的葉劍英對王的拉攏，損害了王和江、張等文革派的關係。二是當時上海發生了一個《朝霞》事件，即王洪文和他的工人造反派小兄弟們對張春橋下屬市委寫作組編的《朝霞》發動圍攻，責令停刊檢查。這使張和王的關係產生了很深的隙罅。詳情可見鄭著第610－615頁。
[21]詳可參見劉健「回顧『粉碎四人幫』：是華國鋒陰謀篡黨奪權而不是四人幫」，美國《當代中國研究》，2016年第2號，第95－118頁。還可以參見韓剛「有關粉碎『四人幫』事件的史實和疑點」，廣州：《同舟共進》，2013年第5期，第48－55頁。
[22]《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1976年12月10日，中發（1976）24號）。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
[23]范達人：「梁效幾篇重點文章的寫作經過」，北京：《炎黃春秋》，2014年第3期。
[24]《中共中央關於南京大字報問題的電話通知》（1976年4月1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
[25]堯斯的代表作可見：Jauss，Hans Robert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
[26]載《文匯報》1965年11月10日。
[27]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8頁。史云：《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香港：三聯書店，2012年），第372－373頁。
[28]於運深口述、舒雲整理：〈我給林彪當秘書的最後一年〉，重慶：《昨天》（電子刊物），2015年8月30日，第56期。
[29]鄭著第533頁提到：「毛又追問：你看小張（指張春橋）怎樣？有張春橋在場，弄得林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這裡恐有史實錯誤。毛林都是政治老手，一般有關張春橋當第二代接班人的談話，不會讓他在場。鄭著所引的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第276頁上，也沒有如此記載。
（選自：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