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像舊金山這樣富裕的城市來說，在街道上看到那麼多無家可歸的人會讓人既震驚又不安。如果你在市中心走一走，你會看到帳篷、臨時的硬紙板床和人類排泄物亂扔在人行道上。一貧如洗的人們躺在地上，衣著光鮮的科技精英匆匆走過，彼此仿佛身處兩個世界。
2018年，一名聯合國官員到舊金山考察公共住房。她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她的官方報告得出結論說，該市對無家可歸者的待遇「構成殘忍和不人道的待遇，侵犯了多項人權，包括生命權、住房權、健康權、水權和衛生設施權」。但在那以後，舊金山的情況根本沒有好轉，無家可歸的人數增加到8000多人，其中大多數人露宿街頭，而不是住在看守所。
如今，在加州大城市，到處都是窮人搭起的帳篷。即使你不住在加州，也可能見過關於加州無家可歸者的照片，在威尼斯海灘上、奧克蘭雜亂無序的無家可歸者營地，或者在洛杉磯貧民窟附近的街道上，類似的景象比比皆是。
如果你身在家中，你每天經歷的衝擊可能會更加鬧心：漂漂亮亮的小區里住著大量無家可歸者，當中一些人患有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或存在藥物濫用問題；走在路上會看到道路上堆積如山的垃圾和丟棄的衣物。
加州的無家可歸危機是許多選民最關心的問題，它和隨之而來的治安等問題直接導致民眾對民主黨州長加文·紐森日漸不滿。儘管紐森已經從罷免州長的特別投票中成功脫身，但問題仍然擺在那裡。
州長辦公室估計，在加州，任何一個晚上大約有17萬名無家可歸者在街上。根據今年早些時候發布的《2020年度無家可歸者評估報告》，加州占美國所有無家可歸者的一半以上——該報告指出，加州70%的無家可歸者居住在戶外，而不是像紐約等地區那樣住在看守所，或者像西雅圖那樣住在車裡，這使他們更容易被民眾看到。
保守派將加州的無家可歸問題歸咎於放任的自由主義治理，但事實是，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不會有意設計一個如此功能失調的體系。用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社會學助理教授尼爾·龔（Neil Gong）的話來說，「這是一個將公民自由主義與緊縮相結合而創造出來的弗蘭肯斯坦怪物。」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有很多。自1960年代以來大量精神病患者被扔到街頭，以及揮之不去的毒品和酗酒問題無疑增加了人們流落街頭的可能性。但是許多研究者和倡導人士表示，這場危機的主要原因很簡單：加州的住房過於稀缺和昂貴。
太懶，太自甘墮落？這可能並不是主因
對於無家可歸者，一個最常見的推測是他們很懶，不想工作，導致納稅人需要為他們的基本生計埋單；另一個則是他們多數人吸毒、酗酒，流落街頭是自甘墮落的結果；從跟街頭流浪者的互動中，也會觀察到其中一些人還存在顯而易見的精神障礙。無家可歸的成因非常複雜，跟這些可能都有關係，彼此間互相影響，但從數據來看，也許它們都不是主要原因。
首先需要釐清一個事實，很多人認為無家可歸者常年沒有一個固定去處，但多數情況下並非如此。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人員丹尼斯·庫爾漢（Dennis Culhane）曾就無家可歸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他說，最常見的無家可歸時間是一兩天。根據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HUD）2014年的調查，只有將近六分之一的無家可歸者被歸類為長期無家可歸者，也就是無家可歸一年或一年以上，或在三年內至少經歷過四次無家可歸。這就導致相關的數據可能相差迥異，很多可能只是某一個月或某一個晚上的剪影。
在工作問題上，2013年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一項研究發現，17%攜家帶口、無家可歸的成年人有帶薪工作，而55%的人在前一年有工作。
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研究人員估計，大約25%的無家可歸者有工作。
據全國無家可歸者聯盟估計，40%到60%的無家可歸者都有全職或兼職工作。
華盛頓政府委員會2017年報告稱，22%的單身成年無家可歸者和25%的有家庭的無家可歸者有工作。
工作和無家可歸有時還會導致惡性循環，沒有固定住址、無法保持整潔的形象、沒有車、沒有可靠的電話、信用評分很差，這些都有可能導致人們無法通過背景調查，申請到工作。
至於吸毒和酗酒問題，大部分研究和專家都認為，美國大約有25%到40%的無家可歸者正在與酒精或毒品成癮作鬥爭，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研究確實表明，無家可歸的單身成年人中酗酒和藥物濫用的發生率更高，這一群體約占無家可歸人口的三分之二。
庫爾漢說，在無家可歸的單身成年人中，他發現大約有「50%的人長期濫用酒精或藥物」。然而，如果把無家可歸的家庭算入其中，庫爾漢估計藥物濫用率將下降到大約35%。
庫爾漢說，成癮和無家可歸之間很難證明存在直接聯繫。
「吸毒和酗酒本身並不會導致無家可歸，但在出現這些問題時無法獲得治療支持或難以獲得住房，可能是更大的驅動因素，」庫爾漢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
美國無家可歸問題跨部門委員會執行主任馬修·多爾蒂（Matthew Doherty）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多爾蒂說：「重要的是要記住，大多數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和有藥物使用問題的人都有一個家可回，住在我們的社區里，所以並不是這些問題本身必然導致無家可歸。」
精神問題則更加複雜，歷史也更久遠。
1967年的《蘭特曼-佩特里-肖特法案》確立了病人可以拒絕治療的新權利，並大幅減少了住院治療。結合州長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削減服務改革，導致病人被大量從醫院裡放了出去，但又無路可去，沒有親人可以投靠。
1972年6月，加州一所州立醫院將近4000名精神病患者扔到了聖何塞街頭，催生出了一個貧民窟。到了80年代，隨著加州政府大幅減稅並削減社會項目，包括國家資助的精神機構，導致成千上萬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艱難地靠自己生存。這也是加州第一次出現了如此多的無家可歸者。
目前，加州大約30%的無家可歸者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相比之下，美國成年人中這一比例為5%。但這些人幾乎無法獲得適當的治療，只有在精神病爆發並表明他們對自己或他人有危險的情況下，他們才會被收治入院，然後迅速被踢回街頭。
「這有點像搶椅子遊戲」
精神疾病、酒精和藥物濫用，這些問題在哪個州都存在，但加州的無家可歸問題為什麼會比其他同樣溫暖的州更加嚴重。
「有很多人患有精神疾病，很多人患有藥物濫用障礙，很多人非常貧窮，所有的問題都是一樣的，改變的是住房，」全國消除無家可歸聯盟（National Alliance to End Homeless）執行長南·羅曼（Nan Roman）在2020年告訴彭博社城市實驗室（Bloomberg CityLab）。
加州無家可歸危機的根源是多年來不斷惡化的住房嚴重短缺；飛漲的生活費用；以及人們的工資跟不上房價上漲。
全國低收入住房聯盟（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 2021年的一份報告發現，在加州，每周正常工作40小時的人需要每小時賺39.03美元，才能租得起一套符合公平市場租金的兩居室公寓——這使加州成為美國租金最高的州。如果那個人的工資是州最低工資，也就是每小時14美元，他們得每周工作112小時才能租得起一套兩居室。
2018年，Zillow的一個經濟學家團隊發現，一旦城市跨過一個門檻，即普通居民必須將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花在住房上，無家可歸者就會開始迅速增加。當收入跟不上租金成本時，房地產市場會出現連鎖反應：高收入人群開始租住中等收入人群曾經租住的地方，中等收入人群開始租住低收入人群曾經租住的地方，低收入人群於是就會陷入困境。Zillow的另一項研究發現，洛杉磯租金每上漲5%，意味著無家可歸者增加約2000人。
圖表顯示了無家可歸者的比例和房租負擔能力缺乏之間的相關性。
「這有點像搶椅子遊戲，」羅曼說。「而那些因為精神疾病或藥物濫用障礙或殘疾而受到打擊的人，是最不可能搶到椅子的。」
即使搶到椅子的人，也會發現這把椅子隨時會被人抽走。
南加州大學社會創新Sol Price中心在2019年1月至10月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75%的洛杉磯家庭將超過30%的收入用於房租和水電費。
此外，根據洛杉磯城市規劃部的數據，2000年至2010年期間，洛杉磯的租金上漲了28%，而家庭收入中位數僅上漲了1.2%。所有這些數字都意味著同樣的事情：一旦被裁員，這個月一家人的危機可能是付不上水電網費，下個月就是拖欠房租，面臨無家可歸風險的人數急劇上升，因為輕微的經濟變化就會將家庭推入經濟絕望和社會地位的深淵。
2018年彭博社曾經採訪過洛杉磯的一些無家可歸者，令人震驚的是，這當中甚至有社區大學的人類學教授：由於未能在兩所大學湊夠需要的教學任務，這位57歲的老師終於耗盡了積蓄，住進了她的車裡，寄希望於攢點錢存下公寓的押金。在採訪這位老師的同一天晚上，有16個人也睡在位於韓國城一家教堂的停車場裡，其中10個人是女性，2個是孩子，一半人有工作。
房子不夠
事實證明，為無家可歸者提供免費住房可能比讓他們流落街頭更划算。這在猶他州已經起了作用：在這個美國最保守的州，長期無家可歸人口在2005年接近1932人，在他們決定簡單地為這些人提供住房後，在2015年降至為零。因此，該州為每人節省了約8000美元，因為他們不太可能因住院、入獄或經常出入庇護所而使用公共資源。
但這件事在加州推起來反而極難。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2016年的一項研究估計，到2025年，加州需要350萬套新住房，才能解決長期的住房短缺問題。然而新的住房建設在持續放緩，甚至在疫情對建築業造成嚴重破壞之前，加州每年僅建造約10萬套新房，遠低於分析師所說的該州迫切需要的每年18萬套的最低水平。
正如康納·多爾蒂（Conor Dougherty）在其新書《金門》（Golden Gates）中所述，在加州建造新住房的政治是一團亂。房主們擔心新建的高樓大廈會破壞社區，導致他們的房產貶值。現有的租客擔心，開發新房產將導致整個社區更為富有，導致自己最終負擔不起。分區制和各種各樣的法規使建造新住房變得困難。
一個例子發生在今年3月，當時洛杉磯市議會投票反對一項法案，該法案將「允許在使用率很高的公共汽車站附近建造中小型公寓樓」。這類立法將有助於增加住房供應，緩解過熱的住房市場的壓力，並降低租金。
但該市的領導層——不僅是市議會成員，還有市長加爾塞蒂——都反對這項措施。加爾塞蒂（Eric Garcetti）曾表示，他希望解決無家可歸問題。但據洛杉磯社區委員會主任馬克·瓦連納托斯在《洛杉磯時報》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稱，委員會成員聲稱該法案將會「炸裂」和「鋸斷」社區，加爾塞蒂說，他認為公寓「就是看起來不太好」。
洛杉磯的領導層做出這個決定，是因為許多洛杉磯居民不願意看到他們的社區建起國民住宅。
艾倫·格林里（Alan Greenlee）是南加州非營利住房協會的執行董事，他說：「如果你看看威尼斯或好萊塢等地發生的事情，你會發現社區已經大規模出動，抗議在他們的社區建起國民住宅。他們在道義上同情無家可歸者，但他們不希望自己的社區出現窮人。」
紐森在疫情前曾表示，他的政策重點將聚焦在改善無家可歸問題上，現在他承諾將繼續攻克難關。其中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是用58億美元收購酒店和汽車旅館，並將它們迅速改造成4.2萬多套長期住房單元。（其中約30億美元用於為有嚴重社會、情感和行為健康問題的人提供住房和全方位服務）。不需要從頭開始蓋房子，這可能會減輕在社區遭遇的抵制。
無家可歸，這也許離你並不遙遠
哈雷婦女看守所（Halle Women's Shelter）的社工米拉·瓦利（Mila Valle）長期接觸需要幫助的無家可歸者，她說，她遇到很多人是因為離婚、配偶死亡、家庭暴力或疾病而突然間無家可歸。
「我知道很多無家可歸的人是父母和祖父母，」她說。「一些年輕人曾經被領養，年紀大了後被寄養家庭推到了街頭，得不到任何支持和資源。它會發生在你認識和愛的人身上，也可能發生在你身上。失去一份工作，遇到一場大病，可能就會令我們中的很多人無家可歸。」
如果你屬於以下任何一種情況，你無家可歸的機率會增加：
如果你的工資趕不上通貨膨脹，生活成本增加。在60年代，一份最低工資的工作可以養活一個三口之家，但今天不再是這樣了。
如果你被裁員或者被解僱了。失業是失去住房最常見的方式之一。
如果你失去了你的房產。在過去10年裡，房屋止贖增加了30%以上，這也導致了租房者被驅逐的增加。
如果你付不起醫療費。醫療費用是破產和貧窮的常見原因，健康問題或殘疾都會導致無家可歸。
如果你遭遇自然災害。野火、颶風和其他自然災害正在增加，這些事件通常會引發住房危機。
如果你是殘疾人。超過40%的無家可歸者是殘疾人，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上升。
如果你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超過80%的無家可歸的母親都經歷過家庭暴力。
如果你不遵守性別或性規範，你可能會被趕出家門，失去家人的支持。在美國，超過11萬名LGBTQ青少年無家可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