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要角無高知，一處很有意蘊的風景。建黨之初，因下級必須服從上級、全黨必須服從蘇聯，缺乏多元容異，一些高知早早退出，如李達、張申府。等到陳獨秀也成了「不同政見者」，竟然連他也遭中共開除。
周恩來
赤潮入華，其暴力與極端的價值指向不可能一下子就被社會接受，仍有一個滲透漫延的過程。1921年1月30日，留法生周恩來（1898～1976）動搖於激烈俄式道路與溫和英式道路之間——
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來歐洲獵取學術，初入異邦，更不敢有所自恃，……亦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動成功者，如今日之蘇維埃俄羅斯也。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態而求漸進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動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舊弊之效。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強鄰環處，動輒受制，暴動尤貽其口實，則又以穩進之說為有力矣。執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無成見，但以為與其各走極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導國人。[1]
此時，青年周恩來雖尚未左翼化，但其對國家形勢的判斷——「吾國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已清晰暴露年輕人急於求成的躁動心態，決定他有接受暴力赤說的客觀基礎。
青年人一般屁股都坐不住，不期然而然地極易滑向暴力革命。了解周恩來的同學、朋友都說周不適宜走學術道路。1912年，14歲的周恩來嚮往留美，報考清華學堂，未通過英語考試。他自己也承認：懶病時發，不肯向書堆里求快樂。[2]
1916年10月南開中學《敬業》月刊第10期，周恩來撰文自謂：
余性惡靜，好交遊，每得識一友，輒寤寐不忘。[3]
1917年9月，周恩來東渡留日，兩次爭取官費資格的考試皆北。[4]1919年9月入南開大學，承認沒讀一天書，全身心投入五四運動。1920年11月留歐，在雷諾汽車廠「勤工」僅三周（100法郎/周）[5]就干不下去了：「這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6]
1922年3月，周恩來致函國內南開「覺悟社」友人，說他1920年底赴歐初期「談主義，我便心跳」，對激進主義還有一定排斥，1921年秋才鐵了心追隨共產主義。[7]
周恩來晚年對侄子掏吐肺腑：
我參加革命既是自己的深思熟慮，也是被逼上梁山。[8]
陳毅、劉瀾濤
陳毅也是五四後赴歐的留法生，他與一批不想打工只想讀書的華籍學生衝擊駐法領事館、占領里昂中法大學，遭強制遣返，參加中共也屬「逼上梁山」。陳毅性格直率，快人快語：
原想做人上人，步入上流社會，想到法國讀博士，不料書沒讀成，反被趕回國，無奈之下才去幹革命。[9]
進入中共，紀律第一，中共最欣賞的是劉瀾濤式的幹部。劉瀾濤（1910～1997），陝北米脂人，1926年入團，1928年轉黨，1950年代初為中共華北局第三書記，劉部下吳江（1918～2012）評點——
他對上絕對服從，說一不二，叫向左就向左，叫向右就向右。他對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達到盲從的程度。工作上小心謹慎，嚴肅認真，但缺乏必要的創造力和決策能力，大政方針都取決於第一書記或聽從黨中央。他是「唯上論」的忠實奉行者。[10]
中共領導層的小知化，任何一個細處均可得印證，如中共要角回憶錄無一注釋（即便涉及重大決定與數據），毫無取信於人的基礎意識，一副霸道的「我注六經」——我說的就是事實就是真相。李維漢、薄一波、林彪帳下虎將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
歷史歧點
高知經歷相對豐富、見識相對深該，對共產主義有能力作出理性預判。1930年，胡適對共產主義有一段清晰認識：
狹義的共產主義者……武斷地虛懸一個共產共有的理想境界，以為可以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後又可以用一階級專政方法把持不變。[11]
但此時的胡適，雖有大名，但因其溫和態度，甚不合青年學生的激烈口徑，其聲其音已是嗡嗡蚊吟，沒多少青年要聽了。青年李慎之（1923～2003）：
（我們）是不大看得起胡適的，認為他戰鬥性太差，我們景仰的是戰鬥性最強的魯迅。[12]
1925年「五卅」後，18歲的王凡西（1907～2002，後為托派）：
胡適之、梁任公思想已經從我的頭腦中徹底廓清，完全站穩了左派的陳獨秀立場，雖然在形式上我還不曾加入共產黨。[13]
1925年初，夏衍（1900～1995）在日本經孫中山批准，戴季陶、李烈鈞介紹加入國民黨，任國民黨駐日總支部常委兼組織部長。1927年4月下旬，夏衍轉入中共。[14]
這代青年意識不到他們的這一「進步」——遠胡適而親魯迅、遠「國」親「共」，正是別溫和而親暴力的風向標。馬列赤說使中國意識形態漸離中庸急趨極端，成為關鍵性的歷史拐點，最終導致大陸赤沉，走向暴力土改、血腥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反右、大躍進、大饑荒、黑文革、六四……直到今天「反潮流」的恢復終身制。而歐美之所以最終摒拒馬列赤潮，甩脫呼嘯二十世紀的赤難，所倚所賴還是他們深厚的文化積澱，及時識穿馬列的荒謬性，不像落後的中蘇，只能痛苦地實踐證偽。
2019-1-9 Princeton
【注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南開大學合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南開大學出版社（天津）1998年，頁8。
[2]蔡詠梅：《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新世紀出版公司（香港）2015年，頁201。
[3]《周恩來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頁240
[4]韓素音：《周恩來和他的世紀》，王弄笙譯，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2年，頁135。
[5]蔡詠梅：《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新世紀出版公司（香港）2015年，頁209、33。
[6]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北京）2011年，頁74。
[7]《周恩來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8年，1922年3月致函諶小岑、李毅韜。
[8]蔡詠梅：《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新世紀出版公司（香港）2015年，頁211。
[9]黃嫣梨：《張若名研究及資料輯集》，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頁172。
[10]《政治滄桑六十年：吳江回憶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50。
[11]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1930-12），載胡適：《胡適文選》（朱自清點評本），中國文史出版社（北京）2013年，頁47～48。
[12]李慎之：〈革命壓倒民主——《歷史的先聲》序〉，笑蜀編：《歷史的先聲》，香港博思出版集團2002年，頁20。
[13]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現代史料編刊社（北京）1980年，頁13。
[14]陳堅、陳奇佳：《夏衍傳》，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2015年，頁54、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