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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暁康:國家把一切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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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家國興亡以1949年為界限,至今在中文話語中未成「共識」,昨天我也在一個會議上講,而今中共「霸權鑄成、梟雄練成」,這一切不是這個制度的成功,而是自由社會的失敗,更是中國人的失敗。今天「十一」,恰是說說這個「失敗」的好日子,可說的很多,我這裡只撿朱厚澤的一個睿見說說,就是題目上的那一句,自然,「國家」坐大,個體和社會就淹沒,所以中國除了改制,別無出路。】

近讀《動向》雜誌連載的《朱厚澤談「黨文化」》,頗有感於黨內鳳毛麟角的深思好學者,把中共這個怪物解剖得相當透徹。這種他們自己稱為「削肉還母,剔骨還父」的反思,也早已由顧准、李慎之、王若水、王元化等人所體現。他們的思考不是學院式的,也不標榜為學術,更不掉書袋,卻常常高屋建瓴,深入淺出,與中國現實非常貼切,毫不牽強、隔膜。我這裡揀出朱厚澤的一個洞見來說說。

朱厚澤分析中國近代因落後而生出激進主義,及連帶的簡單化思維,從晚清與近六十年這兩個時段中,抽出一種共性:器物層面的東西看得見,以為抓過來就有一切;因為外強我弱,又是國家把一切抓住。他寫道:「清末就是想用船堅炮利與專制主義的體制、君臣父子綱常倫理的意識形態相結合,以為這種結合能富國強兵。兩次衝擊是新技術,原子彈爆炸、氫彈爆炸、衛星上天;於是趕快抓住兩彈,再加上無產階級專政、一元化的意識形態。」朱厚澤強調的「國家抓住一切」可稱洞若觀火:國家「壟斷資源,然後以國有制的形式,跳過市場,跳過民間,跳過社會;直接把器物抓到手裡,其結果就是將社會的力量壓制了。」

迷信「國家建制」就是「器物至上主義」

從「黨」剝離到「國家」(制度)層面,在西方政治學或社會學乃是常識,只有從「制度化」(國家建制)入手,才能解析一個區域的政治權力問題,舍此皆為「門外談」。

但有趣的是,西方學院裡的不少「中國通」,批判、揭露西方議會制度下的國家功能甚為犀利,卻青睞於毛澤東以萬千屍骨做奠基的國家建制,並常常教訓他們的中國學生:「你們中國有今日,那基礎都是當年毛澤東打下的」,所以中國許多留洋的「新左」、「後學」們,回國不厭其煩論證的,正是朱厚澤悟到的「國家把一切抓住」這個要害,但皆被他們論證成中共和毛澤東的「成功訣竅」,即四九以後的「制度建設」——所謂「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一致性,大躍進、文革的合理性,以及中國的所謂「現代性」,都是這種論說。這是一種「國家主義」式的民族主義。國家機器就是暴力,而濫用它為一黨一領袖的私利服務,就更是將社會、個人皆碾成齏粉,這種歷史在當代中國,卻從來無人書寫過。

中國的「現代化」內容,似乎就是用人屍血漿鍛鑄一架「國家機器」,因為舊的那一架,應付不來外辱威逼。最早對中國轉型作出肯定的,是風靡華人社會的史學家黃仁宇教授,一九八八年他有《五百年無此奇遇》一文,稱:

『中國一百年來的革命,已於一九八○年代完成,其間最大的收穫,則是今後這個國家已能從數目字上管理了。』

我後來撰文與之商榷:

『若說『新中國』能從數目字上來管理,大概從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以後就做到了,這一步的確千古未有,政府可以根據數字合理想像,後果就是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計劃經濟的荒謬,把人和社會都變成抽象的數字,這一點哈耶克早就說過。』

後來黃先生曾給我來信,說這個問題很值得討論,希望以後有機會見面談。不幸我後來出了車禍,待轉醒過來,老先生已仙逝。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在兩岸三地,是影響超過許多史學家的一個通俗論說。他常常從歷史長河中舀出幾勺水(細節)來,以優美的文筆加以闡發,然後一兩筆點睛,叫人恍悟那歷史的漣漪或漩渦。朱厚澤比較晚清與中共之「器物至上主義」,堪稱神來之筆,又何嘗不是一種大歷史觀?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作者臉書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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