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愛我的母親，她總能作出極明智的決定。而這種明智的價值總在二十、三十年後才為我們所讀懂。我無意以倒推的方式去尋找讚美母親的理由。但對全家所有孩子的上學安排方面，母親對我學習的重視程度是個異數，時至今日，這個結論我的兄弟姊妹都認同。——高智晟」
1977年過完年，高智晟的母親決定讓他繼續上學，並說「半年以後必須考上初中」。下半年，他開始走出山村，到十公里外的烏鎮古城中學讀書。由於經濟原因，他「無法住校就讀，因住校每天需要繳一斤糧、八分錢」。一個人一天吃掉一斤糧，這對他家而言不僅奢侈，而且也力不能及。而每天加上八分錢的負擔，這一個月下來就是兩塊多，這更是一個無力面對的困難，他的母親鼓勵他走讀。
在他的記憶中，母親在他初中三年中的艱辛付出，是她一生做得最執著的事之一。她是一個極有責任心的人，三年從未使他遲到過一次，卻有無數次早到的記錄。最誇張的是，有幾次當他到了學校，老師們還沒有開始睡覺。「這種情形還都發生在天陰或雨雪天。那時全村也沒有一個鍾、一塊手錶可供看讀時間」。母親三年裡晚上睡覺不脫衣服，他「在睡夢中也常能聽到她開門到外觀星星以判斷時間，有時一夜要出去十幾次，尤其是冬天冬夜裡，那該是怎樣一種困難，一遇陰天，她就不敢睡著」。他在回顧這段時期母親的辛勞時感嘆道：「實在可以說，在絕大多數情形下，在一個人的一生一世中只有一個人會為你這樣無聲地在苦中煎熬自己，那就是母親。」
他還面臨的困難是沒有衣服和鞋穿。在村子裡，他一到夏天就光著上身光著腳，僅穿一條短褲，上初中了這樣是不行的。好在「姐姐寄來了一條女式褲子，很短，類似現在的中褲，短至腿肚子以上」。怎麼辦呢？好辦，他「想出一個遮醜的辦法，就是把褲管挽起來，挽在膝蓋以上」。這條褲子讓他穿了三個夏天，整個中學期間就這一條夏褲！鞋子也是因為上了中學才成了個問題。在村子裡，天氣一暖和，從來都是光腳。而第一次去中學報名，他沒有看見一個像他一樣的光著腳的人。他姐姐離開家後留下一雙穿過的紅鞋子，他母親想法子用一種叫煮藍的染料把它染藍，分給他和弟弟一人一隻在冬天穿。以前，兩個人都光著腳，天氣寒冷時，兄弟倆「在外面時，都是兩隻腳不停地來回在地上換著站立，酷似冬天裡的雞獨立避寒狀」。由於染料質量差，剛染好的鞋，在陽光下一眼便能看出是由紅鞋染成的。他和弟弟「每人穿一隻紅鞋的事，卻成了村里極著名的歷史事件」！在上初中的頭幾個月里，他穿的就是那雙又重新染了一次的紅鞋和另外一雙藍鞋。
每年的學費必須由他自己想辦法解決。所以每年暑假，他都到縣城打工，還好，1978年以後，「到附近縣城打工不再受到權力限制，但對出遠門打工的管束還很嚴厲」。他和弟弟一起每個假期都「到縣城給別人工地去和泥、灰，或提泥包或灰包給匠人」。「每人每天的工錢是六角，每天勞作應該有十六個小時左右，每天晚飯後，即七至九點還要到石場上去背混石，那活計可真不輕鬆。」一包泥十幾斤重，他們要從地上提著送到在建築物上面的匠人跟前，每人供應兩個以上的匠人。「兩個人如果足夠幸運的話，幹上一個月，每人能賺得十八元錢。」
高智晟上中學前是不敢一個人走夜路的。他「從小到大，接受了太多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信息，幾乎讓人理所當然地相信，黑夜裡就是孤魂野鬼的世界，在黑暗裡它們無時無處不在。尤其是一些屈死鬼的傳說，更是在夜行中總能出現在頭腦中。這是看不見的怕，而看得見的則最害怕路旁為行人避雨而不知挖於何年何月的土窯和墳地，最怕聽到那黑洞洞的土窯里有什麼響動傳出。可那年月實在是遍地的苦主，有時有叫花子以及其他被迫有家不能歸的苦主晚上就會棲息在裡面，尤以冬天為著」。在偏遠和落後農村長大的人都能理解他的這種對走夜路的恐懼。他後來告訴孩子們，「但實在別無它法，上學對我的吸引力實在是太大了，這吸引力實在不是因為認識到知識有多重要，而是那書本里的文字世界對我有著神奇的誘惑力。」然而，三年裡，孤魂野鬼終於沒有出來嚇過他。不過，他有三次記憶深刻的發生在冬季的可怕的經歷。
一次是在一個風特別大的黑夜裡與一隻或許是狗的動物相撞。那是在他上學必經過的一段公路的急拐彎處，在幽暗裡他頂風奮力前行，而一隻動物卻是被順向的大風裹挾著前撲，恰巧在那拐彎處撞到了一起。「雙方都受到了驚嚇，雙方的尖叫聲更是強化了各自的恐怖」。由於驚嚇，他的意識一片空白，但本能地聽到隨著那猛然一撞，那恐怖的尖叫聲由近而遠離他而去。但是他立即恢復理智，實際上是為了給自己壯膽。他提醒自己，剛才那一撞的對象是物質的，不是鬼，因為他實在地感受到了對方的存在，甚至在手上感到了對方的體溫，又險些被撞倒。進一步冷靜下來思想，實際上他的手觸到的是一個有毛皮的體膚。而那尖叫著遠去的聲音，就像狗被踩住尾巴時的尖叫聲音，於是他安慰了自己繼續趕路。另一次是在漆黑寒冷的夜裡經過一條小渠溝時，被渠溝中的或許是狐狸的動物嚇了一跳。那條水渠大概四十厘米寬，三十多厘米深，路面寬不足三十厘米。在他跨越那條溝時，驚醒了一隻蜷伏在其中酣睡的動物，它在他腳底突起的動靜與尖叫聲，把他嚇得毛髮倒豎。還有一次，他「像往常一樣，緊繃著神經急匆匆地走著。走著走著，看見前面山頂上好像蹲著個人」。山丘很小，山頂離山根底的路距離不足一百米。他經過時則勢必要驚動那當時還無法判斷的不明物。他感到不解的是，數九寒天，深更半夜，假如是個人，在這個時間一聲不響地蹲在山頂上幹啥呢。他浮想聯翩，思維快速轉動著，並設法作出些響動來，試探著那黑物的反應，那物終於寂然不動，而他又不能不走向那裡。他「躊躇了片刻，終於決定往前走，並故意跺腳彎腰撿起了兩塊土疙瘩」。一邊期望能把對方驚走，另一面也讓對方看到他是有抗擊準備的。沒料到，他剛走了一段，那黑狀物猛地從山頂上朝著他跑下來，就在驚愕之間，那黑狀物已從他的頭頂飛過。哦！原來，那是一隻大雕，它的習性與貓頭鷹相同，晝伏夜出。
高智晟說，上中學真正的苦還是飢餓和每天的長途往返。每天天不亮起來，熱一碗前天晚上留下的飯，「是用甜菜葉子或其它菜煮熟後，再用高粱面和成糊倒進沸騰的煮菜鍋里，使清水變成了有點黏稠度的湯。喝了這樣一碗後，要經過近十四小時後再回至家吃晚飯，晚飯也還是喝這麼一肚子。這種飯食及進食模式三年一律。」求學路上，「嚴寒酷暑無阻、狂風暴雨無阻」。關於天氣，最讓他在乎的是下雨天，因為那時沒有雨傘，一遇到雨天，就像他母親說的，「淋得像只死雞」。到了教室里，數小時間之內，他「坐的凳子上都往地上流著水，身上的衣服規律性地要靠著自己陰乾，那樣的一天是很不輕鬆的。水淋淋的衣褲穿在身上，那種難受難熬迄今沒有能力述說清楚。但最恐懼的雨天經歷是初春和晚秋時節。春寒料峭，秋風淒雨，那是詩境；這種時節遭逢雨天，那叫個苦。尤其是秋雨，在清冷中，雨下得是不急不躁，耐心十足。在這樣的雨淋里，愁苦有時會讓人生出絕望，抬眼望去，整個世界浸泡在亮生生的冷雨中」。但是，他的經驗是「在惡劣的天氣里誇張地奮力前行。奮力的結果是，在行進中，大大地減弱了苦楚的威力。最困難的還是坐在教室里的頭幾個小時，那是無力改變的。而冬季最大的苦楚是早晨那鋒利如刀的寒風。最特別的遭遇是，有時竟出現竭盡全力奮力而不能前行半步的情形。」
「客觀而論，按著固化了的托模標準，我在中學時期不算是個好學生，我喜歡一個人獨處時學習，人多時則喜歡逗樂子，俗間稱調皮。——高智晟」
對於在中學裡的學習經歷及功用，高智晟「認為它的作用是技術性的。那時，全中國都沒有幾本有用的書可讀，消滅了書，消滅了讀書人的膽氣，是那時政治所製造的『偉績』。課本就是中學生的全部世界」。他進一步說道，「在三年的中學生涯中，從未在班裡誰的手上見過一本課外讀本。中學生的意識世界被禁錮在單調的課本上。上中學只成了一個技術過程，對於文字，我們只是有了量的積累，對文字的技術支配能力，可以說沒有獲得。而量的積累條件也十分拘限。對於寫作，今天回過頭來審視，那真是一種不幸，那些關於寫作的灌輸，它實際上起到的作用是在弱化、拘限人的思想能力，模化人的意識模式。當我們有了自覺的思考能力時，我認為我的老師針對我們的許多施教措施，都不宜在人類群體中提倡。那種教育機制，它的結果是捆綁了學生的人格和思想。它拓通的不是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生成之路，而是把所有人的人格和思想驅趕進一個預製場，那裡的預製構件是死的，但卻是一律的托模。你看學生的作文若其還有種特別的話，那就是它的一律的共性，唯一跟作文有關的個性那就是學生自己的署名。老師自己首先就局限了自己，現在我不大清楚，記得那時候的老師每個人手頭都有一種叫講義的本子。看那情形是，總不肯輕易修改的，更不可以變換。一本長期不更換的講義，實際上使啟發學生心智的老師自己的思想先硬化，他們的認識、見識也會慢慢地退化。使自己本身成了一種機械，一種死的工具。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此生最大幸運無過於沒有再繼續讀高中、讀大學。」
高智晟自己說，在學校里，按著傳統的標準他不是一個好學生。在中學有點名氣卻是因著他的調皮，因為不太安分守己，不大聽老師的話，常被老師處罰。其中有兩個老師對他的辱罵和體罰給高智晟留下了極壞的記憶。一個周六的下午，初二年級的一、二班合併在一個教室上課，因為周日教育「專干」要來檢查驗收、聽課。初二年級的語文老師李天德當時讀錯了一個字，他舉手後給指了出來。儘管他確有顯擺的動機，但也有為老師著想的一面，覺得幹部聽課中出錯對老師是沒有好處的。不料，李老師聽了以後從從容容把書本一合，突然提起嗓門讓他站起來，其喝斥影音炸雷一般，接著對他進行了近十分鐘的全然失控的辱罵。「不愧是語文老師，那罵詞滂沛，上迄祖宗父母，旁連兄弟，這大概是熟人社會最大的優勢」。這個所謂的老師甚至罵道，「翻一翻你們祖宗八代沒有一個好種」。作為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他當時的心裡充滿了恐懼和無助，而且老師是當著全年級近八十個同學的面。他面紅耳赤、無地自容，恨不能鑽到地裡面去。另一個叫崔徐章的老師則對他進行了體罰。那是在一天的自習時間，他擅自講話，而被在教室外偷聽了好一陣的崔老師抓住了把柄。崔老師進來一把抓住他的衣領將他拎起來說，「逮的就是你」，然後將他拖出了教室。被老師拎著，他只能踮著腳尖前行。崔老師惡狠狠地說「我今天要弄死你」，將他拎進了高一班教室的講台上，換了手揪住他的頭髮，迫使他仰起頭，並且要他先說「我不要臉」，然後詳細講講自己如何的調皮，讓他「真的羞愧得不知如何是好！」假如他略有猶豫，老師的手就會更使勁，他不敢違背。整整一個下午，他就這樣被拎著游鬥，一個教室接著一個教室。在被游鬥了第一個教室後，他已經大汗淋漓，從第三個教室出來後，他哀求老師放開他，並保證不再調皮，但是沒有用。當看見老師的臉上得意地露出少有的雍容嫻雅，他很後悔他的哀求。老師沒有因為他的哀求和保證停止對他的侮辱性的體罰，他從開始的麻木中清醒過來，在後面的游鬥中，他咬著牙不說一句話，儘管那個狠毒的老師用大頭鞋猛踢他的小腿、狠勁向上拽他的頭髮。
高智晟的調皮不安分以及頗為強悍的個性，讓他在一些老師的面前吃了不少苦頭。然而，他在中學期間的學習成績名列前茅，一般在前五名，而且從1978年春季開學，他居然擔任了班裡的團支書。這或許說明，那些老師的教學對他來說，是相當的無味和沒有吸引力。另外，他在家書中告訴孩子們，「我在中學三年裡學習的一項本領有必要向你提及，那就是交際。我好與人交往，我在這方面與我的同學有一個明顯的不同，他們的交際都局限在本班或本年級，我的交際範圍則是在全校，尤其喜歡與高年級的同學交往。」高智晟很強的社交能力，無疑在他後來的律師職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走出了中學校門，加入苦人的大陣，成為一名受苦人成了必然歸向，但一生能做一個好受苦人亦屬於一種能力。——高智晟」
1980年，17歲的高智晟初中畢業，他的考試成績達到了縣重點高中的錄取標準。但是，貧窮的家庭已經不能再支持他繼續讀書，那一年，他的學生時代結束了。因為不能上高中了，他流過淚。還有讓他「一個人偷偷地流過淚」並且「迄今耿耿於懷」的是，他們全班的畢業照，至今沒有能看到。「因為當時一張照片要一元七角」，而他「終於沒有湊夠這筆錢」。
高智晟的父親說他長得「細蹄細爪」，「生在這種受苦人家裡，卻沒生成一雙受苦人的手腳，一輩子餓不死就算稀奇事」。他父親的描述很像是預言，我們的大英雄命中注定不是農民。事實上，他既做不好農活，連貌似簡單的放羊也出差錯。不過，在當地農村，初中畢業的他，應該算是一個小知識分子了。
當年的下半年，他被村子裡外派為修路的義務工，只給飯吃沒有工錢。他和幾個義務工住在一個熟人家裡，幾乎每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聽他講《三國演義》，講《隋唐傳》，實際上他是「現炒現賣」。那時他結識了鄰村的一位好朋友，那位朋友家裡有很多的小說和連環畫，而且是非常大方地借給他看，「有求必應，要幾本就給幾本，想看多長時間就看多長時間」。對比他七歲時渴望了一年時間、在小夥伴的慷慨資助下用一角二分買的《二士爭功》來，十年後的他，好朋友的家成了他的個人圖書館！他「帶著活生生的饑渴，利用起所有那個時間階段的多餘精力，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些圖書。三國世界的雄大、竑闊，梁山好漢們血性勇為的酣暢淋漓，使人感情激越，血脈賁張。」他感到，那些書籍比「課本要有趣得多，博大得多」。儘管「義務工的勞動強度很大，一天勞作十幾個小時」，但是他「仍覺得那段勞動生活頗為愜意，這愜意的理由就是晚飯後講故事給人聽」。
點閱【高智晟家書《爸爸的故事》】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