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陽明曾經是很敢發聲的。
標誌性事件就是發生在正德元年（1506）十一月①的「上封事」。
正德帝坐上大位後，身邊的太監劉瑾等人，變著法兒引誘皇帝淫游，不理朝政，日益恃寵專權，幹了很多操蛋的事兒。
九月，劉健、謝遷等內閣大佬聯名上疏，要求嚴懲「八虎」，皇帝沒搭理，他們只好在十月辭官抗議。南京的言官戴銑等人上疏乞留，並揭露了劉公公作惡的細節，直言「元老不可去，宦豎不可任」。這讓劉公公很不爽，把上疏的近三十人都給抓了，押往北京審問。
朝中官員對此敢怒不敢言，王陽明卻挺身而出。
王陽明當時三十五歲，擔任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雖只是個處級幹部，但是管著武官的人事，很有點實權。而且當時已經小有名氣，開始有人拜他為師，並且和另一位大牛湛若水同志「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為事」，也就是說，他當時小日子過得挺好，而且混仕途並不是他的人生志向，這次發聲，絕不是為了博出位。
但也不能說完全是出於公義。因為被抓的南京言官中，有一位名叫牧相，與王陽明的關係非同一般，不僅是王陽明的姑父，而且和王陽明一起讀過書，並同年考取進士，所以，於公於私，於情於理，王陽明都應該發聲。
他上的那道疏，在不同版本的王陽明全集中都有收錄，題目是《乞宥言官去權奸以章聖德疏》。束景南先生認為，題目中的「去權奸」三字，有可能是王陽明後來加上去的，因為縱觀全文，「無一語言及劉瑾，更無一語言及除權奸」。
字字句句都是指向正德帝：言官批評政府，是其職責所在，說得對的就聽，不對的地方也該包容，別搞得以後沒人敢給您提建議了。而且你老人家也說過，「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所以微臣斗膽諫言，希望能對那些南京言官寬容一點，放他們一馬。
主要是這麼個意思，用詞很是恭敬，並一再表示是為了維護皇上的英名。但是，還是逆觸龍鱗犯了大忌，因為他把責任算在了正德帝頭上，說他「赫然下令，遠事拘囚」，並希望他「明改過不吝之勇」。
在今天的我們看來，膽敢把責任歸咎於皇帝，膽敢叫皇帝改正錯誤，實在是太他娘的生猛了，純屬作死，不把你毀家滅族，就算是對你仁慈了。可事實上，回到五百年前的中國，回到以專制、殘暴、病態而聞名後世的明朝，就王陽明說的那番話，雖然有點耿直，有點不講政治，但絕對算不上「大炮」級別。論犀利，比不上大罵「嘉靖嘉靖，家家皆淨」的海瑞；論氣勢，更比不上高呼「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的楊慎。在士風猶存、士節高昂的有明一代，敢批評皇帝的知識分子，不要說是瀕危物種，恐怕連稀有物種都算不上。
所以客觀地說，王陽明此次發聲，是衝動的，是有情緒的，但更是謹慎的，是拿捏著尺度的。
儘管如此，還是因言獲罪了。
二
相比在錦衣衛大獄捱過的那一個多月，出獄後在午門捱的那頓屁股，可能對王陽明的影響更加深遠。
那天他被打了多少下屁股？有不同說法。《年譜》說是四十下，門人鄒守益說是五十下，而《明實錄》和《國榷》的官方記載是三十下。《年譜》和鄒守益還都提到，被打得特別狠，昏死許久才醒過來。
我想，對於一個敢批評皇帝的人來說，被打了多少下屁股，打得嚴重不嚴重，未必是要點，值得注意的是另一個細節：有沒有脫了褲子打？
據朱國楨②《涌幢小品》記載：「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棉底衣重氈迭帊，示辱而已。」在成化年以前，廷杖允許受刑之人墊上厚棉衣、厚氈子，也就是說，是不用脫褲子的。但是，正是從正德初年開始，規矩變了：「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惡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
王陽明被廷杖的時間是十二月下旬，肯定是享受了劉公公的打屁股新規。甚至有觀點認為，沒準王陽明就是第一個被脫了褲子打屁股的人。
想像一下，目空千古、從小立志做聖人的王陽明，當眾被扒光褲子的那一刻，遭受的是什麼量級的心理衝擊和傷害？
我們不能草率地下結論說，王陽明一生都沒有走出這種心理陰影。但是有據可查的是，在王陽明後來所上的七十多封奏疏中，除了謝恩和辭官，更多是就事論事地談工作、談剿匪，不僅再也沒有批評過皇帝，甚至可以說，再也沒有涉及政治，再也沒有過真正意義上的「發聲」。
他後來怎麼看待這次發聲？有沒有後悔？
《年譜》中沒有記載，但是在王陽明貶居龍場驛那幾年寫的《五經臆說》中，其實是頗為隱晦地流露了一些心聲。
據王陽明寫的《五經臆說序》介紹，《五經臆說》共有四十六卷。但是王陽明生前從來不肯示人，就連親傳弟子錢德洪央求瞜兩眼，王陽明也是打哈哈說：「付秦火久矣」。頗為傳奇的是，據錢德洪的說法，王陽明去世後，在整理遺物時，他很偶然地從廢紙稿里找到了一些，也就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五經臆說十三條》。
我覺得王陽明說「付秦火久矣」，既是玩笑話，也是大實話，是明確告訴了錢德洪，燒了是為了免遭文字獄。
從《五經臆說十三條》來看，談的都是《五經》中和帝王有關的典故和篇章，話雖然說得隱晦，但明眼人能看出來，是有借古喻今的意味的，其中最明顯的一篇是談《易經》中的《遁》卦，我印象最深的是這段話：
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
我翻譯一下這段話：
儘管如此，人們最後還是會趨從陽消陰長的勢頭，小人的朋友也就漸漸多了起來。這時候一旦去糾正小人，小人將無地自容，因而大肆做惡，這就是以拯救時弊的好心，反而加速了小人作亂。所以君子又應當委曲周旋，修補漏洞，從小處著手，防微杜漸，悄悄地匡扶正道，使小人不至於加速作亂。
在這條註解的最後，王陽明還很感慨地說，「《遁》卦對時運的意義非常大！」
你要說這不是他的經驗之談，我是不服氣的。
對於當年的發聲，談不上後悔，但是應該說是有所反思吧。
三
說到沉默，在正德六年（1511），王陽明寫過一篇《梁仲用默齋說》，表示自己是個話癆，哪裡懂得什麼沉默之道。這是事實，他在學問層面的表達欲是極強的，即便是在戰況危急的時刻，也要忙裡偷閒地和門人論道。但是，一旦涉及政治話題，他則表現得極為克制。
最典型的事件他在「大禮議」期間的表現。
大禮議，是明朝歷史上極重要的事，說起來特別複雜，只能簡單地說，這件事關乎嘉靖帝管誰叫爹的問題。因為正德帝死得突然，並且沒有子嗣，只能找來了他的堂弟也就是後來的嘉靖帝繼位。按照禮法，在奉祀宗廟時嘉靖帝應該管正德帝叫爹，但是嘉靖帝堅持要管自己的爹叫爹，內閣首輔楊廷和一派就不幹了，兩邊就開始站隊和幹仗，乾的最狠的一仗就是「左順門事件」，上百個官員跪在那裡請求嘉靖帝改主意，氣得嘉靖帝給他們統統抓起來打屁股，打死了十幾個。後來雖然是嘉靖帝如願地管自己爹叫了爹，但是他也因此和文官集團矛盾深重，後來幾十年不上朝也跟這事大有關係。
大概就是這麼個意思，感興趣可以去找相關史書看哈。在這個問題上，王陽明的門人（好友）多是支持嘉靖帝，其中黃綰、席書、方獻夫等人更是最早跳出來支持嘉靖帝的。當然也有反對派，鄒守益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後來也因此被下獄貶官。
不管怎麼說，王陽明的門人在這件事情上參與得很深。但是他們的王老師，卻一直沒表態。儘管從他與一些門人、友人的通信來看，他是支持嘉靖帝的。
王陽明的沉默很是耐人尋味。嘉靖三年秋，大禮議爭得最激烈的時候，王陽明寫的幾首詩中卻流露出對此事的超脫姿態，尤其是那句「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很有點不屑於摻合這種破事的意味。
不管是不想、不敢還是不屑，反正王陽明最終也沒表態。他想躲著政治。可是政治沒有放過他。
王陽明的沉默，讓嘉靖帝耿耿於懷。這其實是很好理解的，以王陽明當時的威望和影響力，只要他站在嘉靖帝那邊，只要表個態，形勢肯定是大不同。兩邊也不至於鬥那麼久，鬥得那麼慘烈。所以嘉靖帝一直沒原諒王陽明，後來就折騰他，明知道王陽明身體不行了，還要派他去廣西剿匪。王陽明剿匪成功後，曾多次上疏求嘉靖帝准他辭職回家養病，嘉靖帝就一直拖著，拖了好幾個月，一直到死，王陽明都沒等來嘉靖帝的回覆，死後也因此被治了個擅離職守的罪名，削奪爵位，封禁學說……
嘉靖帝對王陽明真是恨之入骨。
因為這一點，我一直沒弄明白，現在怎麼有那麼多功利之徒來學王陽明，王陽明其實失敗得很，他一直沒過上自己想過的生活，根本就沒有獲得你們說的那種成功，他真要想成功，當初隨便發個聲，跟嘉靖帝表個態，當個成功的內閣首輔，還能有懸念嗎？
哎，最後說點什麼呢，我想說，當你有了發聲的能力，也就不再享有沉默的自由。
註：
①熟悉錢德洪主編的《王陽明年譜》的讀者，可能會說此處時間有誤，《年譜》裡記載的是「二月，上封事，下詔獄」。所以不得不說：想了解真實的王陽明，不能只看錢德洪編的《年譜》。作為陽明親傳弟子，錢德洪編輯整理的《年譜》中，有很多親見、親聞、親身經歷的故事，所以五百年來都被視作權威，但是失誤、失察、失考之處也特別多，更惡劣的是，為了造神，刻意收錄甚至胡編了很多傳奇段子；為尊者諱，隱去了大量重要線索，是一本優點和缺點都很突出的書。此文參照的是束景南先生的《王陽明年譜長編》。關於「上封事」的月份，束先生在《長編》中做了詳實可信的考證，十一月是靠譜說法。
②朱國楨(1558-1632)，浙江吳興(今湖州南潯)人，萬曆十七年(1589年)進士，曾任國子監祭酒、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等。主持編修《國史實錄》，著有《明史概》、《大政記》、《涌幢小品》、《皇明紀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