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余茂春:從中國留美學生到國務卿首席顧問（圖片來源：希望之聲）
余茂春先生，美國前國務院首席中國政策和規劃顧問、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美國海軍學院教授，日前受《希望之聲》的邀請作客「走入美國」節目，接受主持人辛恬的專訪，分享他初到美國、在灣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留學七年，如何對他的政治理念起到關鍵的影響作用？哪些因素促成他能夠在美國對華政策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為什麼認為川普政府的蓬佩奧國務卿是美國近代史最偉大的一位國務卿？
余教授還與華人互動，探討了「為何極左文化目前在美國得勢？」「如何幫助孩子遠離極左理念影響？」「如果對待目前令人感到灰心的美國政治社會狀況？」等問題。
余茂春教授個人資歷簡介
余茂春先生出生於中國安徽省，成長於四川重慶市。1979年高考獲得重慶市永川中學文科狀元，考入了南開大學，他的名字被鐫刻在了重慶永川文曲廣場紀念歷屆高考狀元的石碑上。但在2020年他的名字被中共當局消除。
余教授1985年來到美國留學，1994年獲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學博士學位，之後進入美國海軍學院任教，教授東亞和軍事史。2017年他進入了川普政府擔任國務卿蓬佩奧的首席中國政策和規劃顧問。
主持人：您是我們華人中第一個進入到了美國國務院對華政策的核心圈，而且對於美國政府扭轉對華政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都非常好奇，您作為來自中國的一位留學生，到底是怎麼一步步走過來的？作為一個華裔美國人，是怎麼能夠在美國對外政策的關鍵方面起到了重大影響作用的呢？
「我處在一個非常好的歷史時期」
余茂春：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有我這樣認識的中國大陸來的學者或者同學、同輩有千千萬萬，我還是比較幸運，因為我在美國的一個部隊院校裡面教書，和美國的上層人物時不時有接觸，而且我也經常寫一些東西，就跟大家一樣，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不見得就是我一個人做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因為美中關係裡面，很多非常重要的基本方面，非常明顯，真理一點就破了。
關鍵是我處在一個非常好的歷史時期，有川普總統，尤其有國務卿蓬佩奧主持美國的外交，他有很多大的策略在裡面，我們的看法是不謀而合，所以我可以幫助他了解中國政治體系的一些運作方式，以及中美關係方面的一些歷史淵源，中美關係的一些好處或者一些短處，需要什麼地方可以有長足改進的地方。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還有就是國務卿他是一個非常能夠聽取不同意見的人，我進到國務院以後，我們兩個人很投緣，我講的東西對他來說是很新鮮的東西，我也從他那裡學到了很多做人的品德方面的東西，還有他的決斷能力是很出類拔萃的。
我在美國的軍校里教了27年的書，我接觸的都是有軍人品質的人很多，所以我跟他們在很多方面實際上是一拍即合的。也跟他講到我在灣區的經驗。
在灣區的七年「是我人生轉折中非常重要的七年」
實際上我在灣區呆了七年，這是我人生轉折當中非常重要的七年，因為我們是從中國大陸出來的，我們受到共產主義文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洗腦和薰陶。那麼要真正擁抱自由，這還有個思想上的轉變，這個轉變我覺得是在灣區實現的。
我在灣區確實認識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有大陸來的朋友，有台灣的朋友，有更多美國的朋友，是一個非常自由、非常寬鬆的環境。大家都說灣區是個「自由主義的老巢」，實際這個不對，灣區是各種思想激烈衝撞的一個地方。我在這個衝撞之間，慢慢就找到了自己思想的一個立足點。所以我對在灣區的經歷非常懷念，這次我跟蓬佩奧來到灣區就像回到老家一樣。也認識了不少新朋友，像辛恬，我們雖沒有見過面，也可以聊。
中共「改革開放」的初衷「是為了維持共產黨的政權」
我在演講的時候，我把它寫了一個稿子，蓬佩奧也寫了一個稿子，但是演講的時候稿子出了問題，所以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臨場發揮的。
我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說我在灣區呆了七年，這個時候正好碰上了中國的「六四」天安門運動。灣區對天安門「六四」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地區，因為它有很多華人，而且華人在那個時候對中國的前途命運是非常地關心。天安門之後，也有一大批從天安門逃出來的政治難民都跑到美國來，舊金山灣區是第一站，所以我認識了很多天安門出來的朋友，這個對我的震動非常大。從那個地方就認識到，共產黨它即使是有最開明、最有改革思想的領導人，他也會毫不猶豫地去屠殺中國人民，因為「改革派」他的初衷也是為了維持共產黨的政權來進行「改革」的。
所以說，你看鄧小平這樣的人，我對他從「六四」之後就沒有抱有幻想，我對共產黨所謂的「改革開放」我也沒抱有什麼實質性的希望。我在灣區對這個印象是非常之深的。
中共治下的自由派和美國的保守派，在反共問題上配合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