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超說，父親生前不喜歡拍照，父親死後，他在家裡四處翻找，才找到父親抱著孫女的照片。張廣永生前慈愛、總是忍氣吞聲。之所以赴印尼打工，他也是想趁著身體尚可、多掙錢，減輕剛成家的大兒子的養老負擔，也給還沒成家的小兒子掙點娶媳婦的錢。
◆張廣永和孫女。
然而，張廣永生命的最後兩年是悲涼且勞碌的。去年2月張廣永的父親因年邁去世，不到一年，他的妻子也因病去世了。兩位生命中的至親去世，張廣永都未能送最後一程。「他們三個都惦記著彼此，現在都走了，只能在黃泉相見了。」張超說。
京唐公司一位工作人員稱，張廣永的身亡就是一個普通的病亡。公司第一時間已向所在地區的主管部門、監管部門報告。死者家屬一直無法與公司達成一致，反而受人教唆，在網上發帖攻擊他們，是因為涉及賠償金的問題。
他還說，張廣永是作為一個管理人員到印尼打工，不論是工作環境還是工作待遇都算不錯，而一直無法回國，不是公司不放人，而是因為受疫情的影響。「親人去世，我們可以理解其悲傷心情。公司已經很人性化，除了一些政策性的補助以外，公司還向其家人提供了愛心捐助。」上述季姓工作人員說。
記者撥打德龍印尼公司電話，一位工作人員回應說，張廣永屬於京唐公司的員工，他們不了解其情況。
想要逃走，但很難出這個島
在蘇拉威西島經歷傷亡的中國勞工，遠不止張廣永一例。
記者向在印尼打工的中國工友了解到，去年6月，一位中國工人在印尼失去了雙腿；今年9月，一位在印尼工作的中國民工在雅加達的旅館上吊自殺，他在國內還有妻子和孩子；10月，一位身著鎳業公司工作服的中國工人在一棵樹上吊死，據印尼工人的轉述和照片顯示，他穿黑色褲子、背紅色書包，髮型整潔，此地也是7月一位工友跳河之地。
「高空作業，摔死過至少三個中國人、一個印尼人。有人從五米高掉下來，胳膊摔折了；有人從四樓掉到三樓，腿摔折了，砸到腳的就更多了。」鄒奮回憶說。
鄒奮透露，對比國內的建築工地，他所在工地安全條件堪憂。「乙炔、氧氣、二氧化碳都是一個瓶子混裝，在國內根本過不了安監局這一關。」此外，電焊工沒有動火證、密閉空間作業證也可以上工，如果工人水平不行，就降工資。
◆卡車拉著中國工人們去幹活，受訪者供圖。
公司沒有強制要求工人們穿工地專用的勞保鞋，工作服也是五花八門。出國前，公司曾承諾工人會發勞保鞋、勞保服，所以很多人沒帶專業鞋服，但到了這邊之後，公司只發了膠鞋和雨衣。要想買，則要以更貴的價格從倒賣勞保鞋服的中國人那裡購買。
印尼天氣炎熱，工人們戴著口罩上工，一會兒口罩就濕透了。白天紫外線強，鄒奮被曬得黢黑，甚至被當地人當作印尼人，用印尼語和他打招呼。這樣的環境下，很難不生病。
◆一位工友的背影，因陽光暴曬，自製防曬頭盔。
但據鄒奮說，當地醫療條件極差。「從工地開車去醫院要兩個小時，水平還不如中國的鄉鎮醫院，缺醫少藥的。」他說，那些摔折腿的同事現在正在歇著，老闆照樣開工資，但很可能會留下後遺症。
每年5月，太陽直射點向北回歸線移動，是蘇拉威西島一年最熱的時候。低緯度地區的雲層低厚，天天晚上下雨打雷。鄒奮聽說，今年熱死了一個中國工友。「因為中暑，他下班後到宿舍，衣服一脫，躺床上就死了。」屍體被人弄出來，穿個內褲、頭戴安全帽，弄塊塑料布蓋上，就用皮卡車拉走了。
他自己也碰上過可怕的遭遇，有一晚熱醒了，出來上廁所，一個驚雷炸在前面兩米多，差點沒被劈死。所幸人沒事，第二天又上工地，繼續忍受沉重的體力活。
工友們的死傷從來沒有官方通報過，在工地上秘而不宣地發生著，似乎很快就會被人遺忘。除了一紙薄薄的合同，在印尼的中國工人是最沒有保障的一群人。
據工友透露，工業園區管理森嚴，有內外兩層保全。此前，中國工業園區遭到來自本地工人的抵制，園區入口有持槍保全站崗。園區內也傳出過很多不友好的事件，比如工頭持棍叫工人上崗、工人持器具將工頭捅傷事件等。領導辦理事情也有保全陪同。
住在鄒奮附近宿舍區的一個工友，有天晚上大吼著「要捅死領導」。「我來了兩個多月，生病都不讓請假，把不把我當人啊？」後來這位工友被拉開了，無法想像後續會遭到什麼懲罰。
◆兩名工人在工作當中。
像張廣永、鄒奮這樣的以及其他來印尼打工的中國民工，拿的都是旅遊簽證。外籍員工只有在印尼獲得工作許可後才有資格獲得法律保護。這意味著，如果用訪問、旅遊或者商務簽證在印尼非法工作，是無法獲得印尼當地法律保護的。更何況，他們的護照早在開工前就被收走統一管理。
「就算想補辦護照，靠自己也很難出這個島。」鄒奮無奈地說。面積約17.5萬平方公里的蘇拉威西島比河南省還大，全島人口約2000萬，是印尼最貧窮最落後的地區之一。島內一半以上是森林，多高山深谷、少平原，人口集中居住在地勢低矮之處。
可不可以逃走呢？今年9月，鄒奮的五個河南老鄉乘船偷渡至馬來西亞，希望借道回國，卻在當地被警察抓捕，至今仍未回到祖國的懷抱。這五人被工友們稱作「豪傑」，但現實來說，這幾乎是難以想像的事情——工人們不會說印尼語，也無人求助；生活區距離工作區大概3公里，從大門口到當地最近村莊開車得40分鐘、到最近小鎮也得一個半小時。
鄒奮去年年底來此時，先從印尼首都雅加達坐上小飛機，飛了幾個小時到蘇拉威西島，又坐了三小時的車才來到工地。島上手機信號不好，有時網頁都打不開；很多工人根本沒用過谷歌地圖，連自己在哪裡都說不清楚。
去年新冠疫情暴發後，外勞的境況更為糟糕。如果要回國，需要自費，回國的機票價格從以前的2500元漲到如今的45000元左右。有人交錢讓公司安排行程。不同公司收費不同，從兩三萬到七八萬不等。
◆部分工人沒活干，又沒法回國，只能一直休息。
一些人只能選擇放棄。鄒奮認識的一個施工隊，工人前八個月只拿到2萬元工資。他們回不了家，歇了幾個月了，每天要麼躺著，要麼在泥地和河邊閒逛著，看不到未來。
也有人拼命想闖出去。當地有個施工隊，大老闆跑了、小老闆留守，於是有工人想著坐船去雅加達找人幫忙，後來還是被送回工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