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赤潮呼嘯全球，重大致因之一：借倚人類對理想的追求。因此，辨識真偽理想，提高人類對各種學說的辨別能力，百年赤難須應收回的「利息」。識穿共產主義荒謬性、廓清紅色迷霧，不僅有助中國送客馬列，也有助亞非拉防堵赤潮（以免他們再繳「學費」）。近年，中共藉助人民幣之力正向非洲輸出變異赤說——人類命運共同體。
追求理想乃人類天性（青年尤甚），此為馬列赤說之所以肆虐一個世紀重大致因。也可以說，馬列邪說覷著重大人性弱點。那麼，如何鑑別各種理想型學說？實踐當然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但實踐既需要時間更得支付現實代價，如人類用了一個世紀、至少一億死難者，才證偽馬列主義，代價實在太大了。因此，檢驗學說的關口必須前移。但辨識是非義理並非易事。宋儒呂祖謙（1137～1181）：「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東萊博議》）
赤說新艷
託庇彼岸朦朧的「時間差」，馬克思主義以新艷而勃興。「人類最壯麗的事業」誘召大批壯懷激烈的五四青年。北洋大學工科生陳立夫（1900～2001）一度也嚮往赤說：
我倒很嚮往於共產主義所說的一套，共產主義一向很容易煽惑青年人，所以同學之間，經常在傳閱著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有些同學還贊成了共產主義……[①]
1929年，湖北省稅務局長吳國楨（1903～1984）：
有一度我竟認為不管共產黨有什麼毛病，看來他們總願意更多地為國家的福祉而奉獻，因此我打算暫時放棄在中國的事業，到蘇聯去實地研究共產主義的運作。只是由於意外的天命，我在最後一分鐘未能成行。[②]（按：赴俄船隻被軍方臨時徵用）
國府軍統要角谷正文（1910～2007），「九•一八」後曾入赤營：
英國文豪蕭伯納說，二十世紀初的青年若不曾對共產主義產生熱情，必然只是一個才情平庸之輩。我不敢自誇具備何等才情，不過我年輕時代，確然曾為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狂熱振奮，我也不便批評我們的總統李登輝先生才情多寡，只是他年輕的時候，也曾經是忠實的共產黨員，並且被我跟我的調查局同僚以共諜罪名逮捕下獄。[③]
1920～1930年代，中國知識界對共產主義「相當同情」、「希望蘇俄成功」，尊奉馬列「偉人」，為赤潮滲華大開閘門，發放「通行證」。
北伐時期中共「拉伕」動員語——
三民主義不徹底，要革命還是得加入共產黨。[④]
1927年2月下旬，杭州西湖邊，中共黨員陳志一探問23歲薛暮橋：「是否願意加入國民黨？」薛斷然回答：「要參加就參加共產黨。」再問：「共產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區別？」薛：「國民黨好像是火車開到嘉興就不走了，而共產黨一直開到上海。國民黨革命不徹底，只有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才徹底。」3月1日，陳志一帶薛暮橋去見杭州地委書記莊文恭、宣傳部長張林、組織部長徐雪寒（16歲），接納薛暮橋加入中共。[⑤]
1938年1月29日，駐美大使胡適日記：
看Prof.Samuel Northup Happer,談了一點半鐘。他精通俄文，常到蘇俄去，每日讀俄文書報，故通俄事。我1926年在Moscow見他，以後甚相知。Happer不詆毀蘇俄之「清黨」（Purge）……[⑥]
西方也被忽悠
1940年代後期，七旬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也被忽悠：
在共產黨當局取得全國（大陸）勝利之前，他們對其控制地區的統治很少表現出集權主義的傾向；他們似乎是仁慈的、寬容的、友善的……這種情況一直保持到他們在整個大陸建立政權為止。在那些日子裡，從中國和各種各樣的「專家」那裡發來了許多讚揚共產黨人的報導。許多外交官、實業家和傳教士都確信新政權現在而且將是對舊政權的一大改進。[⑦]
我認為中國共產黨人都是愛國主義者而非真正共產主義者。[⑧]
英國坎特伯雷大教長休立特•約翰森（Hewlett Johnson1874～1966），1930～50年代訪俄訪華，不斷為赤色革命高聲辯護。1953年，八旬大教長出版《中國：新的創造性時代》，說在中國看到20年前蘇聯出現的「人間天國」——
中國正在上演一出宗教性的戲劇，它對貪婪的憎惡和基督教完全一致。
（中國）正在把人從物質占有的本能中解放出來，為建立在更高基礎上的新社會鋪平道路。
中國共產主義已經把冰冷的技術變成人與人之間溫暖交流的渠道。當一個人走進他的實驗室、他的田野、他的工廠的時候，他心中有一種對於社會和生活的全新概念。他和他的夥伴成了正在蓬勃發展的新生活的一部分。他們的小我消失了。我們夢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國實現了。[⑨]
稍後，中共全面封禁宗教，「正確」回答了大教長。
宋子文也挺共
1958年中共「大躍進」，宋子文（1894～1971）在香港發表挺共言論：
對毛周極為佩服，中國空前強大，因而有了民族自豪感。
世界終須走向社會主義，因而不反對思想改造與人民公社，只是搞得操之過急。在人民公社展開之前，對大陸印象一切俱好。
從經濟上看，中共政府絕不會失敗。
國民黨反攻大陸根本不可能。[⑩]
結語
從史學角度，國際共運是人類歷史進程中一次試錯，但學費實在太高昂。國際共運證人類很容易被理想引偏，因此，總結沉痛教訓，我們應對一切革命學說抱持警惕，社會變革寧慢勿迫、寧緩勿速，必須兼顧與傳統文化的銜接性。為防止赤潮再起，「告別革命」也就成了對國際共運的凝鍊性結語。
11/04/2021 Princeton
注釋：
[①]《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正中書局（台北）1994年，頁29。
[②]吳國楨：《夜來臨》，吳修垣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10。
[③]谷正文口授：《白色恐怖秘密檔案》，獨家出版社（台北）1995年，頁241。
[④]陳公博：《苦笑錄》，東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頁55。
[⑤]《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1～12。
[⑥]《胡適日記全集》，聯經出版公司（台北）2004年，第7冊，頁472。
[⑦]約翰·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程宗家譯，北京出版社1982年，頁271。
[⑧]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年，頁24。
[⑨]Cited in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 Search of the Good Society(New Brunswick:1977, Fourth edition), P.318
程映虹：《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田園書屋（香港）2008年，頁189～190。
[⑩]新華社（北京）：《內部參考》第2671期（1958-12-29），頁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