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與張允和
能有機會為《周有光百歲口述》寫序，這是我最感榮幸也最覺高興的事。20世紀是中國人受苦受難的世紀，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幾乎沒有一天停止過。在這樣一個人人朝不保夕的漫長亂世中，竟有一位百二高齡的老人將他一生的經歷，用生動的語言，娓娓道來，思路之清晰，判斷之明確，絲毫不顯衰老之相，這真是人間一大奇蹟。何況這不是普通的老人，而是世界知名的漢字改革家周有光先生！
有光先生的《漢字改革概論》不但有精審的日譯本，其中重要的篇章也有德譯本和英譯本。今天漢字拼音已通行全世界，有光先生從1955年起便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擔任「拼音化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完成的「漢語拼音方案」，他是貢獻最大最多的主將。所以今天一提到漢字改革和漢語拼音，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首先便會想到有光先生的大名。幾年前，美國名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擔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他為了研究中國文字改革的前因後果，費了好幾天的工夫對有光先生進行專訪。有光先生許多精闢的見解，現在都已收在何偉新著《甲骨》（Oracle Bones）中了。有光先生在亂世中做出了輝煌的建設成績，這件事的本身更是奇蹟中的奇蹟。對於這樣一位百齡老人的口述自傳，我們是決不能等閒視之的。
有光先生受到了最完整的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教育。他在常州中學一方面獲得紮實的中國古典訓練，另一方面又直接讀英文本的世界史和自然科學；兩年聖約翰大學則使他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薰陶，「學會了自學，學會了獨立思考。」他在聖約翰時期已決定以經濟學為專業，以後在光華大學和到日本京都大學深造，都一直沒有改變。抗戰時期，他進入銀行界工作，以實際經驗與書本知識相結合，他對中國經濟問題的認識當然更深入了。更難得的是，他戰後到美國信託銀行就業，仍孜孜不息地利用業餘時間在圖書館中自修經濟學。他為什麼如此鍾情於銀行、貨幣、國際貿易等等科目？這並不是因為他貪圖銀行界的高收入，如果惟此是圖，他便不會在1949年衝破一切阻力回歸中國了。早在大學時代，他已建立了一個堅固的信念，致力於中國的現代化。他認定中國現代化的出路最後必然要歸宿到經濟建設，他決心獻身於這一崇高的目的。
他在中學時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禮，完全認同於「民主」和「科學」。但是他追求「現代」而不鄙棄「傳統」。對於「五四」運動中一股反傳統、「打倒孔家店」的激進思潮，他卻不表同情。此中關鍵便在於他自始便重視「建設」，而不肯隨波逐流地走「破壞」的路向。很顯然地，他心目中的「現代化」是怎樣使中國的傳統逐步轉化為「現代」。他從來沒有相信過那種粗暴的狂想，認為只有把「傳統」摧毀得一絲不剩，然後中國才能開始「現代化」。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他是真正從「傳統」成功過渡到「現代」的知識人。
從1949年到1955年，他在上海仍然是一面從事經濟學的教研工作，一面在銀行界服務。1955年他應召到北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然後留下來參加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工作，從此由經濟學轉業到語言學，他後半生的道路便完全改變了。中途改業，從經濟專家變成了語文專家，在一般人來說，簡直不可想像，但對有光先生而言卻是再順理成章不過的。這得力於他早年所受到的「自由博雅」（「liberalarts」）的教育。他在聖約翰時已對語言問題發生了深厚的興趣，修過課，也寫過文章。在1930年代他更正式參加了拉丁化運動，通過「獨立思考」，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主張方言拉丁化必須互相溝通，在當時發生了相當的影響。語文雖是他的業餘愛好，但這個愛好已「淪肌浹髓」，和他的生命融合為一，再也揮之不去了。所以他戰後到英國旅行，竟收集了不少關於字母學的著作，這是在中國知識人視野之外的一門學問。關於改業，他在口述中說：
1955年，我來開文字改革會議，開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過既然是來了，我就要改變。我認為語言學方面還是要更新，因為整個中國要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每個方面都要更新，經濟方面當然是最主要的，語文方面當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經濟這麼規模大。
我認為這一段話特別重要，把他一生的主要精神點出來了。從早年到老年，他一直在追求中國現代化的建設。經濟最根本，所以他選擇以經濟學為專業；語文是現代化的利器，因此成為他的副業。但是1955年他大概已感到經濟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了，退而求其次，他終於接受了以副業為專業的安排。這裡必須注意的是：他的專業雖然改變了，專業背後的原動力則仍然一以貫之，即中國現代化的建設。正是由於他深信中國現代化「每個方面都要更新」，他退休以後閱讀的範圍越來越大，寫作的領域也越推越廣，《周有光文化論稿》和《百歲新稿》便是最有力的見證。總之，現代化建設是他的終極關懷，即漢末李固所謂「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對於此一大事，他真作到了「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地步。
從公共生活轉到私人生活，有光先生的轉業是他生命中的一大轉機。如果他繼續在上海從事經濟學的教研，又參與銀行業務，兩年後的「反右」劫運無論如何也是逃不過的。當他在上海的舊友或自殺或受罪的時候，他卻能在一個特別受保護的機構中安靜地作研究。難怪朋友們都說他「命大」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寧夏兩年多，因為周恩來的特別關照，他還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優待，是其他勞改犯所望塵莫及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因此保護了夫人張允和女士。早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允和女士已受到衝擊，有光先生非常體貼，知道她經不起一輪接一輪的政治波浪，毅然讓她退職家居。這真是一個最明智的決定。正如她所說的：「如果我沒有及早下崗，如果『文革』時我還在工作，那我必死無疑，不是自殺就是被整死。」她最後享高壽至九十有三，不能不歸功於有光先生的當機立斷。因為中年便退隱了，允和女士才有機會參加了俞平伯先生所組織的「崑曲研習社」。除了十年浩劫期間，她的主要精力都投向崑曲研究上面，過的是「君平忘世，世亦忘君平」的藝術生活。亂世而猶能有此，不能不說是異數了。
我必須說到允和女士和崑曲，序文才能轉入我和有光先生與允和女士的一段文字因緣。有光先生的「口述」居然提到我的名字，使我意外地驚喜，李懷宇在《追憶的腳註》中又引了允和女士1978年11月17日的日記，寫下了她和我在北京機場匆匆一面的情景，更使我感到一股溫暖的情誼。現在回想起來，我和二老見面的時間一共不到10分鐘，允和女士所記與我交談的內容完全是實錄。至於有光先生，我大概除了一握手之外，連說話的機會也不曾有。這是我生平很遺憾的一件事。
這一段文字因緣的故事必須從張充和女士說起。有光先生說得十分準確，「張家四姐妹的名氣很大，不光在中國，在外國都有很大的影響。」四姐妹中我聞名最早、相識最久、相知最深的則是充和。如果我的記憶不誤，我和傅漢思晤面還在充和之前，那是漢思從美國西岸史丹福大學移席東岸耶魯的時候，大約在1962年。漢思研究漢賦和樂府，我當時的研究重心也在漢代，哈佛和耶魯又相距不遠，我們在學術上的交往是相當密切的。我和充和見面雖稍晚，但由於師友淵源的關係，可以說是「一見如故」，成為忘年之交。大概是1968年，充和到哈佛演出《思凡》、《遊園驚夢》。那時大陸上「文革」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所以我在贈詩中有「不須更寫還鄉句，故國如今無此音」之句，表達了一時的感慨。1977年我從哈佛轉至耶魯任教，跟充和與漢思時相過從。1978年有一天，充和忽然笑吟吟地交給我一疊詩稿，說是大陸上有不少人和我的詩，因為每一首詩中都用了「不須」兩字，所以她戲稱之為《不須曲》。原來充和曾將我的兩首詩和其他一些有關崑曲演出的詩作寄給她的二姐允和女士，引起了北京崑曲研習社朋友們的興趣，不少人都有和作，因為那時崑曲剛剛在大陸上復活了。展卷誦讀，真是琳琅滿目，而且墨跡出於戲劇名家許姬傳先生之手，更使我受寵若驚。在這卷《不須曲》中，允和女士一人便寫了兩首，懷宇已引在腳註中。第一首「不須更寫愁腸句，故國如今有此音」，更是對我的直接答覆，流露出對崑曲重獲新生的無限喜悅。
天下事無巧不成書，去年5月間，我忽然收到紐西蘭周素子女士的一封信，附有她最近寫成的《記當代才女張允和女士》一篇文稿。周女士是崑曲研習社的社員，與允和女士先後有五十多年的交遊，對她十分敬愛。周女士也是當時《不須曲》的一位讀者，因此和我通信並寄這篇文稿給我。讀了「記當代才女」，我才知道1978年春天《牡丹亭》在南京演出，是「文革」後的第一次，允和女士特地趕去觀賞，回北京之後，興奮不已，於是寫下了「故國如今有此音」的詩句。這是《不須曲》和什的緣起及其具體的語境和事境。
《不須曲》的唱和發生在太平洋兩岸的兩個極小的文化社群之間，既不為局外人所知，更談不上什麼社會影響。然而作為一個小小的文化事件，它也未嘗沒有一點發人深思的啟示。時隔十年，地去萬里，唱者和者彼此初不相識，卻在頃刻之間共躋於「心有靈犀一點通」的精神境界。這似乎顯示：對於真、善、美的嚮往與追求確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是永恆的人性，沒有任何強大的外力能把它長期鎮壓下去。
我很珍惜這段文字因緣，故略道其始末，算是這篇序文的「曲終雅奏」。
20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