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沒有和蘇聯人就外蒙問題進行一場馬克思主義的爭辯，這並不意味著中共領導對蘇方關於唯有蒙古人民才有權決定外蒙地位的觀點心悅誠服。所以已經自認為今非昔比的毛澤東，首次訪問莫斯科的目的，除了談廢舊約訂新約的問題，其中也包括談談外蒙古問題。可沒想到和史達林剛一見面，他就是這副武斷得不容商量的態度，不能不讓毛大感意外！
毛澤東接下來的談話全都是離題萬里，不著邊際的兜圈子。
如果說中蘇國家利益衝突的導火線已在米高揚密訪西柏坡時被外蒙問題的火星點燃，史達林在第一次與毛澤東會面時對舊條約問題的強硬態度，則使導火線繼續燃燒。
儘管在這次會談中雙方都沒有再提及外蒙，這個問題顯然在史達林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向毛澤東強調1945年條約的每一條都要保留，這當然包括了舊條約對外蒙獨立的有關規定。
為了防止毛澤東以中國革命勝利為由提出對舊條約的修改，史達林搬出了超級大國在雅爾達的協定作為擋箭牌。
一時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冷酷的權益算計，成為史達林和毛澤東會談過程中的基調。
史達林顯然也不願意把氣氛搞得過份緊張，和緩下語氣對明顯不快的毛澤東說道：「我們決定繼續維持這個條約的任何條款。是為了避免西方國家藉此提出其它問題，諸如薩哈林和庫葉島。但是，鑑於貴我兩黨的特殊友誼，可以尋求一種變通的辦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實際上修改現行的條約。比如形式上保留蘇聯在旅順駐軍的權利，但按照你們的建議，我們可以撤出那裡的蘇聯軍隊。」
繞了半天圈子的毛澤東馬上又回到了他最為關心的主題上，但走的仍然是曲線，他說：「史達林同志，周恩來同志要來，你看合試不合試？」
史達林的腦子轉得也夠快的，馬上回答：「你讓他來幹什麼？我沒事情需要找他談，如果他來解決其他一些問題的話，你就讓他來吧。」
史達林一句話，又把話題給悶了回來。
毛澤東沒有料到史達林會搬出英、美國家作為限定中蘇關係的藉口，這對他剌激太強烈了，於是直截了當地告訴史達林：「對不起，史達林同志，在考慮中蘇條約問題時，中共從來沒有把英美等西方國家的態度包括在內。我們的人民認為，在國民黨政府垮台以後，它與蘇聯訂立的條約也就失去了繼續存在的理由。」
史達林承認中國人民的意願應當得到尊重，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這是不可能做到的。
問題是，通過米高揚、劉少奇的黨際外交，蘇聯領導同樣認為中共不肯輕易放棄把蒙古人民共和國重新併入中國的計劃。
在這方面，北京在1949年的外交步驟似乎證實了莫斯科的擔憂。
這一年的10月3日，蘇聯成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第一個國家。在接下來的4天裡，另外7個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予以承認並提出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除了蒙古政府以外，其它國家都在發出建交邀請的當天收到了周恩來肯定的答覆。唯有喬巴山是在難堪地等待了10天之後才接到中國政府答覆的。在這個時期，北京同其它共產黨國家的關係必然都在莫斯科的嚴密注視之下，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尤其如此。北京對喬巴山的肯定的答覆在莫斯科看來是一個好跡像，可是北京表現出來的猶豫也足以使莫斯科對北京的誠意表示懷疑。
史達林並沒有消極等待、觀望北京的動態，而是未雨綢繆，採取步驟使烏蘭巴托做好應對北京的準備。
1949年八九月間，喬巴山赴莫斯科就醫。他的另一個目的是向史達林探詢他對當時蒙古領導層中有關外蒙入盟蘇聯的爭論的意見。
喬巴山在9月底會見了史達林，發現史達林關心的是中蒙而不是蘇蒙關係。
史達林告訴喬巴山，最近毛澤東和蘇方交換了意見，表示贊同內、外蒙統一。
喬巴山表示，雖然中共尚未直接向蒙古提出這個問題，內、外蒙合併是應該的，只是統一的方式應當是內蒙古加入獨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
對此，史達林講了下面一番話：「這麼說你是主張獨立，而不僅是在中國國內保持自治權利的問題了？我也這樣看。你們自己必須對這件事做出決定。但是也沒有必要馬上決定統一應該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實現。你們需要有一個不會引起和中國爭端的妙策。毛澤東和他的政府現在正忙於攻占廣東和完全解放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還沒有時間考慮國內的民族問題，在這方面他們也沒有經驗。但是，在占領廣東之後，他們也許會願意討論這個問題。還有一點，你們也應注意。如果你們向毛澤東建議內蒙統一於外蒙，他多半會反對。他有自己的問題。蔣介石掌權時，把國家搞得七零八碎，甚至讓外蒙古獨立。毛澤東則不然，他要把被國民黨肢解的國家統一起來。因此，毛澤東更難允許內蒙古統一於另一個國家。在十月革命以後，芬蘭和波蘭這樣的民族從俄國分離，變成獨立國家。這隻有高度崇尚共產主義無疆界的列寧才能做到。你要明白，毛澤東絕對不是列寧，他才不會這樣做。」
對喬巴山提出的外蒙加入蘇聯的問題，史達林回答說：「蒙古共和國沒有必要變成蘇聯的一部分。我們支持內、外蒙統一，希望它成為一個統一、獨立的國家，既不在俄國，也不在中國的管轄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