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梅艷芳》上畫，引起海內外香港人社群懷念梅當紅那個八十年代的一股熱潮。我還未有機會看《梅艷芳》，無法猜度電影裡面顯現出一個什麼樣的八十年代。但香港人懷念八十年代，覺得那是一個逝去的美好時光、黃金時代，已經不是今天的事情。
在家園被極權摧毀後產生想回到過去的鄉愁，在古今中外都十分平常。1949年後隨國民黨逃難到台灣的民國遺民、1917年在共產鐵蹄下流放在外的俄國沒落貴族、伊朗革命後各地的伊朗人社群、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古巴人等，當中的文化精英往往在各文化領域抒發對失落年代的鄉愁。這種鄉愁，很多時候都與流亡社群或政權高喊「光復」的反極權政治掛鈎。
這些光復政治最後都以失敗告終。失敗其中一個原因，是作為「光復」背後鄉愁，只是一種浪漫化的虛構。沙皇統治下的俄國、民國時期的中國、巴勒維王朝的伊朗、巴蒂斯塔統治下的古巴，乃是暗黑、腐爛和殘暴的時代。正是有這樣的因，才種出了後來極權的果。將舊時代浪漫化，空喊光復，一開始便註定失敗。
講回梅艷芳和香港人對1980年代的鄉愁。梅本人可能真是一個義人。但她作為一個歌手，必然是當時香港影藝娛樂圈和背後一個更大時代的產物。1970年代是廣東歌取代英文歌和國語歌成為主流的時代，廣東歌本地創作有許冠傑、各電視劇歌曲等，百家爭鳴，活力澎湃。
1980年代，香港樂壇進入少數大公司壟斷的局面，只有它們力捧的歌手才能走紅，其餘的空間十分有限。大公司都以賺快錢為上，不會冒險投資培養新的音樂創作人，一窩蜂地購買外國已經唱紅了的歌曲的版權，改編成廣東歌。粵語流行歌便從1970年代的本地創作主導，變成1980年代開始的口水歌時代。
文化研究學者李展鵬在《夢伴此城：梅艷芳與香港流行文化》中指出，「在整個八十年代，香港歌星大唱改編歌。……從創作的角度，『口水歌』是股歪風，後來商業電台大力推動原創歌曲，目的就是革除這『陋習』……為什麼當年有那麼多改編歌？……[因為]改編歌可以聽了合適再選用，不像本地作曲人有時交出來的歌不合用……改編歌省錢省時間……梅艷芳早期的唱片監製黎小田表示，改編歌的版權費比起請人作曲更便宜……如他們所言，改編歌的確是如意算盤。」
這種「搵快錢」壓倒一切的主流文化，其實就是1980年代整個香港的寫照。當時看著1997回歸大限，整個上層社會準備棄守，只希望在1997年前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讓他們用最短的時間賺最多的錢。慢慢投資培育新一代創作人，只有長遠的回報，難有短期的暴利，壟斷企業當然不會做。當時地產商不停重用同一個圖則和抄襲外國建築設計，高科技怎搞也沒有起色，也是同樣的道理。
香港這台穩定繁榮、狂躁賺快錢的機器，與「穩定壓倒一切」、「致富是光榮」的中共一拍即合，壯大了「後89」的中共成為全球巨獸，也壓抑拖延了香港自決意識與運動的出現。
當時香港水平高的原創文化人不是沒有，只是要在特別艱辛的環境掙扎。原創本土文化產業、自主創新高科技、自由民主與自決，在1980年代台灣與韓國的混亂陣痛後茁壯成長，卻在1980年代香港的缺氧煙房中奄奄一息。
如果光復沒有革命，只是回去那個敗絮其中迎來極權的舊時代，就算成功，也只能是極權不斷再來的永劫回歸，最後也是註定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