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區貪腐
南方十年鬧紅，蘇區位於落後凋弊的閩贛皖鄂山地，紅軍在當地發展農民入伙，大多數並「非特殊材料」，人性本能遠遠大於「階級覺悟」。井岡山地瘠民貧，財源銳減，部隊增多，池小魚大，官兵餉額削減3/4，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640餘人）每月只發大洋三塊，「當時三個大洋可買一百斤糙米，因此農民都喜歡參軍。」後月餉降至兩元，由於物價低廉，一角錢可買豬肉半斤或12個雞蛋，「與一般農民比較，生活還好得多，待遇雖薄，他們亦感滿意。官兵開小差（逃兵）的現象幾乎沒有。」[①]1929年紅軍歌謠：「月月八塊錢」。[②]月餉唱進歌謠，數額值得宣揚，可見井岡山「紅色火種」並非什麼「階級覺悟」，「依餉聚兵」綠林老路子矣。
1928年7月下旬平江暴動，占領縣城九天，捕捉全縣千餘豪紳地主，籌到大筆款子。紅軍退出平江次日，軍需處長拐卷幾萬光洋潛逃。[③]
1929-8-8福建省委致函閩西特委與紅四軍前委，提醒腐化問題：
關於經濟的分配，你們雖然易於得來，但總不要浪用，切要注意不能因為經費浪用而使黨腐化起來，這是非常重要的。[④]
1929年12月毛澤東所撰〈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
個人主義見於享樂方面的，在紅軍中也有不少的人。他們總是希望隊伍開到大城市去。他們要到大城市不是為了去工作，而是為了去享樂。他們最不樂意的是在生活艱難的紅色區域工作。[⑤]
1930年閩西暴動，剛剛由農民成為政府委員的幹部，便脫離群眾脫離生產，向群眾宣傳時也甩起「八股腔」，支部會議流於形式，同志間批評不是個性太強就是脾氣不好，到會者非常苦悶，視開會為畏途，甚至出現「歡迎出黨」現象。〈中共閩西特委第二次擴大會議關於組織問題決議案〉：
支部會比以前能按時開，但只是形式主義，同耶穌教做禮拜、國民黨做紀念周沒有兩樣。……批評時也只說些那個個性太強、那個脾氣不好，有的更沒有批評。因此支部會非常乾燥無味。一般到會的同志便感覺非常苦悶，但又要照例到會，結果便視開會為畏途，而逐漸不到會了。
自暴動後，一般同志做起政府委員來，便日漸脫離生產而與群眾隔離起來。……同志們出來宣傳或口頭談話，還是說些「團結起來」、「打倒土豪劣紳」的老腔調；去介紹（按：發展）同志時，也還只是很簡單地向人說「土地革命好不好」、「汝敢不敢當紅軍」這些老話，因此同志們的工作便完全做不通，到處受了拒絕，有些更討人厭，這樣同志們的工作情緒當然會日漸消沉下去。到了支部開會時，彼此都無工作報告，同志們的困難問題，支部會中又不能解決，結果必然要使一般同志灰心消極，而黨內命令主義又發展到了頂點，對這些同志只是死板的懲辦主義，沒有半點教育同志、說服同志的精神，因此便引起一般同志歡迎出黨的現象。固然這也是介紹同志太濫之故，但同志工作做不通、開會無味、黨內命令主義發展，始終是支部生活的致命傷。[⑥]
1930年6月，紅四軍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案，要求糾正紅軍中的「流氓問題」：
基於紅軍中的流氓成分，產生出許多錯誤的政治觀念和組織觀念，如流寇主義、單純軍事觀點、逃跑主義、燒殺政策、肉刑政策、懲辦制度、個人享樂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小團體主義、極端民主化等等，非常不利於革命。[⑦]
1931年11月，「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會通過〈紅軍問題決議案〉：「紅軍中生活腐化的現象有些還是存在的，到處都有表現。」[⑧]
1932年，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披露：
各級政府浪費的情形實可驚人，一鄉每月可用至數百元，一區一用數千，一縣甚至用萬元以上，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級政府的工作人員隨便可以亂用隱報存款、吞沒公款，對所沒收來的東西（如金器物品等）隨便據為己有，實等於分贓形式。
閩西永定縣蘇維埃成了客棧飯店，什麼人都可在政府吃飯。甯化縣主席居然不知手下人數，「只見人吃飯，不見人工作」。中央檢察部〈關於中央一級反貪污浪費總結〉：「查出包括總務廳長、局長、所長在內的43個貪污分子，貪污款計有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子4個。」中央總務廳長趙寶成數月浪費三四千元；瑞金縣財政部長唐仁達貪污2000餘大洋；區委軍事部長范大柱貪污174元；區委組織部長鍾志龍貪污52元；區副主席吞沒犯人伙食費2700多毫、燈油費100多元；筠門嶺洞頭區軍事部長「金手錶金戒子樣樣都有」，有病不吃藥要吃洋參燉雞，一次就花去十幾元。[⑨]
中共中央所在地葉坪鄉，第一任鄉蘇主席劉善隆，因貪污判死刑。第二任鄉蘇主席劉××亂打土豪，也被撤職。[⑩]
1932年上半年《紅色中華》，揭露不少蘇區貪腐現象。
——（會昌縣西崗區政府）打土豪捉來一個土豪婆（靖衛團總兒媳），罰了大洋四十元，結果未交款，由一個委員拿去做了老婆，款也不罰了。每個月區政府開支三百元以上，小密政府將打土豪沒收來的東西，留給委員們享受。[11]
——（興國、萬泰、贛縣等縣府）每月開支浪費得很，一個區政府每月要用到四五百元的經費，有一個區政府每月的信封用了二千九百個，吃仁丹一個人一天吃了八包。……興國縣主席與財政部長、鼎龍區財政科長、興國所辦的國家商店的經理等，吞沒公款、假造帳目、扯舊帳造新帳等等貪污舞弊情形，更為嚴重。還有一種普遍的現象，就是將存款打埋藏，隱藏不報，差不多在興國各區都是這樣做，真是無奇不有的怪現象！[12]
——江西省政治保衛分局，做一面旗子就花了九塊多大洋；兩根手槍絲帶，用去了一塊貳毛四，買日曆一買十本，用去了三塊多大洋；一個月點洋蠟就點了三十多包。[13]
——甯都戴坊區政府，發起伙食來就有十多人的伙食費，做起工作來，只有主席文書伙夫，其餘的通統走回家去了，甚至寫幾封信催促都不回政府工作，有時有幾人在政府，就擺起架子來了。蘇區養了四匹馬，上街（幾步路）吃酒的，也騎匹馬，回屋家種禾的也騎匹馬……[14]
——中央財政部徵發局劉忠四，「貪污公家的鹿茸一包，高麗參二支，當歸二支，以及多種物品」；中央互濟總會財政部長謝開松，「手指上戴著公家金戒指二個」、「二千多元開支下落不明」。[15]
1933-9-22江西省委向省黨代會遞交材料，廣昌縣1933年5～8月，被洗刷出黨幹部16人，其中七人反水或企圖反水（含「縣蘇」主席）、貪污腐化六人；1932年11月～1933年8月，樂安縣清洗出黨者17人；石城縣清洗41人，其中貪污腐化者五人。[16]
1934-2-24《紅色中華》載〈迅速解決這些貪污案件！！〉，曝光六起腐案，涉及十名貪吏。[17]1934-3-31張聞天發表〈於都事件的教訓〉，拎示「縣蘇主席以下十餘名貪吏的窩案。[18]
1934-3-13《紅色中華》發出號召：「為四個月節省八十萬元而鬥爭」；9月11日《紅色中華》報導4～7月實際節省經費130萬元以上，遠遠超過80萬元。可見，經費預算存在相當水分。中央總務廳每月原支經費五、六千元，減少到一千七、八百元。[19]1933年10月，瑞金縣用了7466元，1934年2月減至4616元，同時「追繳貪污款子達六千多元。」[20]
五起大案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首屆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中央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首任部長何叔衡。1932年4月～1934年4月，中央蘇區共查處貪腐案件200餘起，處決貪官15名。
（1）1932年5月9月下午，處決葉坪蘇維埃主席謝步升。此貪1929年暴動隊長，1930年入黨並任葉坪村蘇主席。他貪污沒收的土豪財物、走私牟利、秘殺紅軍幹部與軍醫、誘迫姦淫婦女。此案處理時，謝步升入黨介紹人認為小題大作，一度釋放。瑞金縣委書記鄧小平拍了桌子，向蘇區中央局與中央政府毛澤東匯報，這才打響中央蘇區懲腐第一槍。[21]
⑵勝利縣委書記鍾聖諒、縣蘇政府主席鍾鐵青，均1927年加入農協、工會，1928年入黨並參軍，1932年春倒賣繳獲鴉片、侵吞贓款。1932年4月，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省蘇政府曾山率調查組深入勝利縣，1933年3月判決鍾鐵青死刑、鍾聖諒監禁兩年。
⑶中央總務廳長趙寶成、總務廳管理處長徐毅，蘇區六大工程[22]中浪費嚴重；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雲貪污大洋246.7元。1934-2-13蘇維埃最高法院舉行公審，左祥雲槍決、徐毅六年監禁、趙寶成罰役一年。
⑷瑞金縣蘇財政部會計科長唐仁達，貪污、浪費二千餘元，死刑，沒收財產。[23]
⑸1933年3月，「中央政府」副主席兼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主席項英帶隊，查實于都縣各機關幾乎都有集體貪污。判處縣軍事部長劉仕祥、少共縣委書記滕瓊等五人死刑，立即槍決；撤銷縣委書記劉洪清、縣府主席熊仙璧等人職務。由於涉案人數眾多，時稱「於都事件」。
僅據《紅色中華》揭露並查處的各類貪污浪費案件就達數百起。上海中央也出現腐敗分子。1930年9月下旬六屆三中補入政治局候委的溫裕成，團中央書記、中央軍事部委員，1931年3月發現貪污，撤銷職務，嚴重警告。[24]
中共上將陳伯鈞（1910～1974），1937-6-2日記：
下午找供給部首長談經濟問題，還談到最近供給人員中的開小差、貪污腐化、不學習、落後……[25]
皖南事變，項英帶著軍部經費，副官劉厚總見財起意，在涇縣茂林鎮蜜蜂洞槍殺項英與副參謀長周子昆，取走他們身上的黃金。[26]
1938年3月，115師參謀長周昆（1902～？），奉命從臨汾陽國民政府第二戰區長官部領取全師軍餉三萬銀圓，見利忘義，捲款私逃，從此隱身，莫知去向。周昆乃秋收起義出身（隨即入黨），井岡山紅四軍連長開始晉升。[27]
注釋：
[①]《龔楚將軍回憶錄》，明報出版社（香港）1978年，上卷，頁117、165、147～148、165～166。
[②]蕭三編：《革命民歌集》，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59年，頁76。
[③]滕代遠：〈平江起義前後〉，《紅旗飄飄》第19集，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80年，頁241。
[④]江西省檔案館、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443。
[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11年，頁733。
[⑥]〈中共閩西特委第二次擴大會議關於組織問題決議案〉（1930-2-28），《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頁579～580。
[⑦]〈流氓問題——紅四軍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案〉（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511。
[⑧]《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583～584。
[⑨]余伯流：《中央蘇區經濟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406～407。
[⑩]朱開銓（1932年瑞金雲集區蘇主席）口述：〈回憶查田運動〉，《黨史研究》1981年第1期，頁39。
[11]《紅色中華》（瑞金）第11期（1932-2-24），版7。
[12]項英：〈反對浪費•嚴懲貪污〉，《紅色中華》第12期（1932-3-2），版6
[13]江鈞：〈好闊氣的江西政治保衛分局〉，《紅色中華》第14期（1932-3-16），版8。
[14]張談高：〈反對散漫與腐化的蘇維埃政府〉，《紅色中華》第20期（1932-5-25），版8。
[15]余伯流、凌步機：《中央蘇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905。
[16]中共江西省委：《黨的組織狀況——全省代表大會參考材料之四》（1933-9-22），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695～696。
[17]《紅色中華》（瑞金）第154期（1934-2-24），版3。
[18]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第53期（1934-3-31），版1。參見《鬥爭》複印本，中國研究資料中心（華盛頓）1974年，冊二，頁109。
[19]趙效民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經濟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455、457。
[20]〈中央審計委員會稽核瑞金經濟開支的總結〉，《紅色中華》（瑞金）第171期（1934-4-5），版3。
[21]張蕊：〈解密中紀委監察部前身〉，《法制晚報》2016-7-9，《文摘報》（北京）2016-7-14摘轉。
[22]1933年10月，為迎接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瑞金興建中央政府大禮堂、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檢閱台、紅軍烈士紀念亭、博生堡、公略亭，時稱「六大建築」。
[23]〈判決了反動貪污巨案〉，《紅色中華》（瑞金）第151期（1934-2-18），版3。
〈人民委員會對於中央總務廳與瑞金縣蘇貪污浪費案的處分〉，《紅色中華》第140期（1934-1-4），版2。
[24]陳榮華等編：《中國革命史手冊》，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武漢）1986年，頁496。
[25]《陳伯鈞日記（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715。
[26]劉躍光等：〈記項英同志〉，《革命回憶錄》增刊（一），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頁195。
[27]《吳法憲回憶錄》上冊，北星出版社（香港）2007年，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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