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從「漢初七十年」這個概念說起。
所謂「漢初七十年」，也就是從漢高祖劉邦遭遇白登之圍的公元前200年，到漢武帝策劃馬邑之謀拉開漢匈全面戰爭序幕的前133年，這68年的時間。這段時間，漢王朝對匈奴採取的是贈送女人和財物以維持雙方基本和平的「和親政策」。
林干先生在其著作《匈奴史》裡面表達了一個觀點，他說：
「漢初的和親政策是一種消極的政策，是一種變相的納貢，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迫不得已的一種妥協。」
林干是研究匈奴史的大家，他的觀點對後來漢匈戰爭的研究影響極大。如果我們站在中原王朝是天朝上國，周邊民族、國家都是蠻夷，都需要臣服於我們，這樣的角度來看待問題，林乾的說法無疑很有道理的。
但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不可能永遠強大，而綜觀帝制時代兩千多年的歷史，特別是對北方騎馬的遊牧民族，中原王朝雖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處於主導地位，但在軍事上卻往往很難保持長久的優勢。
所以，在我們實力相對弱小的時候，如何與周邊民族、國家，特別是北方遊牧民族相處，以維持國家和平安定的發展環境，就是當政者政治智慧的體現。
現在，我們來看看漢匈戰爭史上最重要的一場戰役——平城之役。此戰奠定了漢初七十年漢匈之間的關係，也對漢初七十年漢王朝的政治、經濟決策影響深遠。
在很多人眼中，平城之役，特別是白登之圍對漢王朝而言，是一場失敗的、恥辱的戰役。如果從君王的顏面這樣的角度來看待平城之役，對劉邦來說，可能是很丟臉的一件事。畢竟，一國之主，被困於白登山上，沒吃沒喝，還要靠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小伎倆才能脫身，確實不那麼光彩。
但就國家利益而言，則不然。
一開始，漢軍氣勢如虹，接連取得了銅鞮、晉陽兩場大捷，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實力；緊接著，因為劉邦的麻痹大意，致使自己和小股親隨被匈奴單于冒頓的40萬鐵騎困於白登山，此時的冒頓也成功地向劉邦展示了匈奴人的實力。
在人員損失方面，關於漢軍史書中只有冬天天氣寒冷，漢軍凍傷者甚眾的記錄。而漢軍雖然取得銅鞮、晉陽兩場大捷，但漢軍對陣的是韓王信的韓軍，雖然史書中有多次「破胡騎」的記錄，但匈奴人不需要捍衛領土，往往一敗即走，所以，漢軍要取得大的戰果也很困難。
足見，整個平城之役、白登之圍，漢匈雙方並沒有進行過生死對決，雙方都沒有重大損失。如果在此時雙方進行生死對決，勝敗尚在未知之列。而在這場戰役的基礎上，漢匈雙方以最小的代價達成了長達70年的穩定關係。
所以說，如果從國家層面來看待平城之役、白登之圍，那麼，這對漢王朝來說算不上一場失敗而恥辱的戰役。後來漢武帝在給自己連年北擊匈奴找理由時說的是「高祖遺朕平城之憂」。他說的是「憂」而非「恥」。北方邊境上強胡虎視眈眈，對初生的漢王朝而言確實後患無窮。
在白登之圍後，劉邦根據謀臣劉敬的建議，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和親的內容有好幾項，但我們一般關注點都放在，漢王朝給予匈奴的「歲奉」和送嫁到匈奴的和親公主上。基於這兩點，也就有了林干先生「變相納貢」一說。
但我們不妨把歷史的視野放得更寬廣些，在呼韓邪單于降漢後，南匈奴內附，漢王朝對匈奴同樣採取的是用女人和財物進行羈縻的政治手段，這其實和漢初七十年的和親政策沒有本質的區別。
而且，在《胡馬北風嘯漢關：漢匈百年戰爭》一書中，我對兩個時期漢王朝需要給予匈奴的經濟援助進行比較發現，在將匈奴納入朝貢體系之後，漢王朝需要為此付出的經濟代價很可能比漢初七十年和親時期要多得多。
所以，對於漢初七十年的和親政策，我個人的觀點是：
和親是由漢王朝主導的一種從政治和外交上解決邊境爭端的有效措施。就現實而言，和親是當時漢政府所能選擇的最為明智的政策，以最小的代價換取和平，為漢朝的崛起創造了時間和空間。正是在和親政策的維繫下，漢初七十年，漢和匈奴之間的關係是以和平為主流，這才可能有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治世」——文景之治的出現，也才能為漢武帝時代出擊匈奴積累下足夠的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