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和范曾，都是當代中國文化界的大佬。前者，以文學創作、文物研究名世；後一位，則昂然以書畫巨匠、學問宗師、當世大儒自居不疑。表面上所事行業、所攻領域都不同，實際上曾是師徒關係。
他們兩人之間，整整相差36歲，屬兩代人，乃前後輩。年輕時的范曾，初出茅廬，不名一文，內無奧援，外無幫助，為此曾異常恭謹地拜沈為師，而沈從文亦極看重這位青年才俊，引舉譽薦不遺餘力。也正是在沈公的著意栽培下，范先生如願以償，得以供職於「中國歷史博物館」，並逐步踏入京城上流文化圈。
後來，「丙午丁未年之劫」降臨，范先生「真是快人」，不僅陡然變臉，立即與沈從文割恩斷義，甚至投井下石，主動密告誣害，師徒二人遂徹底決裂。沈從文晚年，曾在與友人的書信中談到，這是他後半生最感憤然的一件事了。此後，任何公開場合，他再也不願提及范曾的名字了。
沈、范師徒的反目，是當代文化界很著名的一起公案。嘮叨舊事，既是出於公心表達愛憎，更意在重溫，在那個驚魂動魄的時代，所有人其實都在失去尊嚴的悲音。
從現有材料看，沈、范二人能相識，並且結下師生情緣，主要是青年范曾主動、刻意及努力的結果。
1949年後，僥倖躲過生死線的沈從文，被安排進入彼時的中國歷史博物館。一代文壇大家，就此改弦易轍，轉換主業從事文物探究，尤其是注目於周公共交通付給他的職司使命，即「中國古代服飾史」研究。
到了1960年代前後，逃離烽火口，識趣默存的沈從文，境遇實已逐漸改觀。據「沈學專家」凌宇《沈從文傳》一書記錄，早在1958年，彼時掌舵文化界的周揚，甚至擬請沈出任北京市文聯主席，只是為沈所婉拒；他還有單獨受到某巨公接見與鼓勵的無上殊遇。
這些年，社會上一直流傳一個說法，說他自解放後就不再從事文學寫作云云，幾成定論。這其實多半也是以訛傳訛的誤解。最好的反證，自然是北嶽文藝出版社出的40卷本《沈從文全集》——在這套書中，明顯可以看到，他1949年之後的文學作品，依然占據很大篇幅，不過再無名作罷了。
總之，這一切都可證實，當時的沈從文，已有再度受到重視的態勢，起碼是有點話語權的。
沈從文的這番變化，天生百樣玲瓏的范先生，也許早就看在眼裡了。據陳徒手的《午門城下的沈從文》一文披露：1962年，25歲的范曾，行將從中央美院畢業。為能謀得個好去處，范曾「天天給沈從文寫信」，表達橫無際涯的崇仰之意。
在這批意在投贄的書信中，范先生甚至曾動情傾述說，有一回「夢見沈先生生病，連夜從天津趕來」，感人肺肝之態，著實令人毛髮皆聳。這份謙恭至極的表白，的確讓沈從文甚為感動，熱心為之聯絡疏通，幫助他如願調入歷史博物館美術組，成為自己的助手，給中國古代服飾做插圖。
以上所述，范先生在日後的《范曾自述》一書中，大體也是這麼講述的。這就是二人早期關係的定位：沈從文對范曾有照拂提攜之恩，倆人一度是親密的師生關係。
沈從文誠篤君子，陋於知人心，他不知道的是，這種手法，范先生早先就屢試不爽。同樣著名的一段學界掌故：幾乎是同時，即將畢業的范曾，以《文姬歸漢圖》為結業作品。
畫成，他四處打聽到了郭沫若的住址，腋下夾畫每日守在其門外。有一日，終於逮到郭下班回家，他立即趨前請求題詞。郭一看是年輕人，畫也確實不錯，揮筆就是一首四十八句五言古風詩。
拿到郭沫若題畫詩的范曾，一夜成名。這事也在中央美院轟動一時，傳得沸沸揚揚。但這種求名心切，不惜走終南捷徑的格調，卻也讓范曾當時的指導老師蔣兆和、系主任葉淺予極為不滿，認為他心術不正，意在借郭的名頭逼壓校方，是「靠名人光芒愚弄觀眾，虛抬自己的投機行為」。開始，葉淺予堅決不讓此畫參展，經人說情，才以「郭先生題字必須蓋掉」為條件，得列1962年央美的畢業展覽，並最終被該校美術館收藏。
可惜，好景不長。這一對才華蓋世的師徒，「蜜月期」不過只維持了4年左右。時間來到了1966年，中國大地翻雲覆雨，什麼都將是未知數。沈從文與范曾，往日弦歌堂內的師弟子，關係也陡然生變，直到勢同水火的破裂。決裂的原因，一般公論，是因為范先生向壁虛造的中傷，與必至死地的構陷。
歸納起來，則無非有二：1、范先生陸續貼出10多張大字報主動揭發、陷害沈從文。這起是非的關鍵證據，除了「知情者說」之外，主要還來自於當事人沈從文彼時及此後所留下的文字：1966年7月的《一張大字報稿》、1969年11月的《致張兆和信》、1975年2月的《致一畫家信》、1977年4月的《致汪曾祺信》，都在《沈從文全集》第18～26卷中能找到。
在這批書信中，沈從文感傷說道，「揭發我最多的竟是范曾」，「說是丁玲、黃苗子、蕭乾等，是我家中經常座上客，來即奏爵士音樂，儼然是一小型裴多菲俱樂部」，總的罪狀就有「幾百條」，分布在「12大張紙上」，其中只要「十大罪狀已足夠致人於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寫了幾百條」，可是「無中生有」、「無一條成立」。
2、范曾幸災樂禍投阱下石，處處不忘公開羞辱前恩師沈從文。沈從文曾在《致張兆和信》《致汪曾祺信》等私人書信中有過言評，認為范曾這人，「為人陰險」，喜歡「損人利己」，學識欠缺嚴重，「業務上常識不夠認真學」，「善忘」，而且特別自負，「太只知有己，驕傲到了驚人地步」。最後，是一句斷言，說范到歷史博物館10年，「還學不到百分之一，離及格還早」。
他對范先生的好攀附名人亦表鄙夷，說他「大畫家」的名頭，跟「名人」身份，都是到處設法而來，說他只是「在一種『巧著』中成了『名人』」。他這種觀點，實際上李苦禪大師辭世前評價如出一轍的：「我沒有范曾這個學生，子系中山狼，得志變猖狂」。
對范先生，儘管在親友書信中，沈從文偶有義憤流露，可在公開場合，他實際一貫保持沉默。唯一的一次例外，大概是劫難過後，有回接受學生黃能馥採訪時曾感慨萬千。
那日，沈從文與這位愛徒閒聊往事，不知怎地，談到了范曾。他說，有回范曾畫了一幅屈原像，沈見後，善意提出一點服飾上的謬誤，不料范突然勃然大怒，「你那套過時了，收起你的那套，我這是上頭批准的，你靠邊吧」，沈黯然而退。
這種來自昔日高足的羞辱，顯然讓以寬厚著稱的沈從文，終身不忘。他舊事重提，是為了藉機叮囑眼前這位同樣敦厚的白髮老學生，日後招手弟子時，也需要慧眼識人，避免自己的慘痛教訓再度上演。據黃能馥回憶，閒談最後，沈從文還意味深長地感嘆了一句，「一輩子沒講過別人的壞話，我今天不講，會憋死的」。
這些，都是流傳了幾十年的陳年舊事了，是非曲直也早有公斷。再後來，名滿天下的范曾大師，終於寫出《我與沈從文的恩恩怨怨》面對非議。對於外界那些指控，他倒大體都大方承認了，只是辯白說，這不是他一個人的錯，是「大家同樣概莫能外地在層出不窮的運動中顛簸所導致的」。
范曾先生到底是絕頂聰明之人呀！所有的成就，他都巧妙地歸功給了自己；而所有的荒謬，他都樂善好施地推給了一個叫「時代」的玩意。
沈從文對范曾的回覆
前天，因事到館中，偶然相遇，又偶然見到你去年為安徽某報繪的商鞅畫像，佩了一把不帶鞘的刀，覺得不大妥當。因為共同搞了服裝十多年，怎麼您還不知道戰國末年還不佩刀，只用劍。劍用玉作裝飾，劍柄劍珥用玉，劍鞘中部也用玉，即過去人說的「昭文帶」，而應當叫做「璏」。劍名「轆轤」即可以上下，如取水井上轆轤作用。平時前端必低下，坐下才方便，使用時再提起，過長，拔不出時，必向後由肩上拔，秦始皇在緊急中聽彈箏宮女的歌聲，才應急救了自己。
您還畫過沂南漢墓列士傳，很不錯，我說明也寫得很清楚，大致不看說明，才弄錯。不想想秦國法律嚴極，哪容商鞅露刃上殿議事！作歷史畫，一個參加過服裝史的骨幹畫家，常識性的錯誤，提一提，下次注注意，免得鬧笑話，有什麼使你生氣理由？
……你說你負責，正因為你不懂得什麼叫「集體」，也對於業務上常識不夠認真學，才告你錯誤處，仔細想想看，是幫助你還是束縛你？若這是使你天才受約束不易發揮，回想回想你當時來館工作時，經過些什麼周折，一再找我幫忙，說的是些什麼話，難道全忘了嗎？你可以那麼自解說，這是一種手段，重在能留下，利用我一下，免得照學校打算，下放鍛鍊幾年，去掉不必要的驕傲狂妄。其實對你長遠說，大有好處。
經過十多年同事看來，學校當時判斷是完全正確的，錯的倒是你的老師劉先生，一再向我推薦，保證你到我身邊不僅業務上能得到應有的提高，以至於在工作態度、學習態度、做人態度上也有幫助。我由相信劉先生所說，他和我相熟四十年，總比你懂得我多許多。不然就不會把郭慕熙和大章同志向我推薦了。他相信我到這個程度，而事實上他兩人和我共事前後廿多年，彼此印象都很好。私人可以說毫無關係，一切都從工作出發，保持了很好的友誼和理解，從來不感到我比他們高一著，一切工作都合作得很好。
此外，之檀、李硯雲、張毓峰、老史……大都前後共事快廿年了，總能保持到很好的工作關係，為什麼你倒恰恰相反？這倒很值得你回想回想，毛病是在您的方面，還是我的責任？對別人那麼好，對你卻會到前天情形，很值得您認真想想，來博物館時候經過種種，由於你只圖自保，不負責任的胡說，損害我一家人到什麼程度。現在照你昨天意思，以為我「垮了」，在館中已無任何說話權，甚至於是主要被你的小手法弄垮，而你卻已得到成功，滿可以用個極輕蔑態度對待我。即或是事實，也太滑稽了。你那麼善忘，容易自滿，蠻得意開心，可忘了不到半月前，在永玉處說些什麼？我既然早就垮了，無可利用處了，你要我寫字幹嘛？是對我還懷了好意，還是想再利用作為工具？還是對永玉明天也會照對待我那麼來一手？
范曾老兄，你實在太只知有己，驕傲到了驚人的地步，對你很不好。從私說，我對你無所謂失望或生氣，因為我活了七十多歲，到社會過獨立生活已快六十年，見事見人太多了，什麼下流、愚蠢、壞人都接觸過，同時好的也同樣接觸過，受的人事教育太多了，不然，怎麼能設想，由標點符號學起，用不到十年，就寫了六七十本小說？而由小學生身份，轉到國立大學去教寫作，混了廿五年，不被哄走？而且把多少「襲先人之餘蔭」的在大學裡習文學、教文學的「大作家」，几几乎全拋到後面去了。若果你處到我這個地位，怎麼辦？或且得意到真正瘋狂，更目空一切自我膨脹到不易設想！
沈從文在1977年4月4日寫給汪曾祺的信中依然對這件事難以忘懷：
我們館中有位「大畫家」，本來是一再托人說要長遠做我學生，才經我負責介紹推薦來館中的。事實十年中，還學不到百分之一，離及格還早！卻在一種「巧著」中成了「名人」，也可說「中外知名」。有一回，畫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帶一把亮亮的刀，別在腰帶間上殿議事。善意地告他：「不成，秦代不會有這種刀，更不會用這種裝扮上朝議政事。」這位大畫家真是「惱羞成怒」，竟指著我額部說：「你過了時，早沒有發言權了，這事我負責！」
大致因為是「文化革命」時，曾胡說我「家中是什麼裴多斐俱樂部」，有客人來，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黃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書和工作資料全部毀去。心中過意不去，索性來個「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現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傳奇，還以為早已踏著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過了多少蠢人做的自以為聰敏的蠢事，哪會把這種小人的小玩意兒留在記憶中難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識。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態度，和社會要求將長遠有一段距離。——摘自《沈從文全集》第24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