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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烏托邦電影《鳴鳥》揭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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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專欄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曲志卓編譯

觀看《鳴鳥》(2020)是一種樂趣。(註:《鳴鳥》,Songbird,又譯《末世戰疫》)

等一等,樂趣這個詞不對。

這部電影以一種奇怪的方式,令人顫抖驚嘆。它卓越,恐怖,又揭示了現實。它描繪了一個反烏托邦社會。這個社會完全被疾病恐慌所吞噬,並由一個聲稱正在解決問題的警察國家控制。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一切都變得越來越糟。似乎沒有人知道如何阻止它,因為沒有人真正負責。每個人都只是在文明崩潰時扮演自己的角色。

這不是對未來的瘋狂想像。它是洞徹了許多現實的先見之明。我只能祝賀編劇和導演,也要讚揚所有放映它的場所。在某種程度上,鑑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審查制度,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你和我被允許觀看它。

令人欣慰的是,在過去兩年中,至少有一部電影坦率地描述了疫情封鎖及其社會和經濟影響。它們意味著自由的終結,我們所知道的人類社會的終結,以及公共衛生的終結。電影完美地捕捉到了真相,這是噩夢般的,不是因為想像中的未來地獄,而是因為在過去的兩年裡,有這麼多人生活在這部電影的某個版本中,全世界有數百萬人還在繼續這樣生活。

這部電影與2011年拍攝的《傳染病》(Contagion)的反差是驚人的。似乎每個人都看過那部電影,而且當疫情爆發時,每個人的行動都和電影中演的一樣。在那部電影中,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是負責任的,仁慈的,並且是社會中為數不多的不受恐慌影響的機構之一。

在《傳染病》中,CDC追蹤疫情的行動是明智的,但可悲的是,實際上並沒有解決任何事情。無論如何,那部電影推動主流社會對封鎖的認同,並暗示它不會那麼糟糕,至少不會像允許病毒在市場和社會的正常運作中傳播那麼糟糕。

《鳴鳥》對同一主題給出了完全不同的視角,而且更加現實,儘管這應該是某種反烏托邦小說。這是2020年3月封鎖後的第一部好萊塢作品。四月份,編劇兼導演亞當·梅森(Adam Mason)接到西蒙·博耶斯(Simon Boyes)的電話,他的想法是在電影中捕捉當下的時刻,並想像一個未來,在這個未來里,封鎖的氛圍和政策推動了整個社會生活。該病毒是Covid-19四年後的突變,被稱為Covid-23。封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重。

維基百科講述了攝製組在2020年夏季和秋季拍攝的一個具有諷刺性的花絮:「電影製作遵守安全協議,包括定期測試,每天最大劇組人數為40人,演員保持社交距離。」

啊,是的,科學!所以,是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電影本身的製作遭受了電影所揭示的警察國家噩夢般的人類分離的殘酷性。也許這有助於解釋電影本身的強度:它描寫了一個實際的世界,而電影就在這個世界裡拍攝。

這部電影應該在電影史上占據很高的地位,因為它是第一部指出那幾個月的絕對不人道政策的電影,並且預見了可能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子。它直到2020年12月才出現在串流媒體中。對這部電影的評論絕對是殘酷的,至少從現在來看是這樣:參見「爛番茄」(Rotten Tomatoes,電影評論網站)。人們批評它是純粹的利用,不切實際,脫節和乏味。

這些評論都不正確。這都是非常不正確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部電影沒有完全描述它完工的那一時刻。川普川普)在選舉中被擊敗。一半的國家已經恢復到完全正常狀態,特別是紅色州。社會上瀰漫著一種假設,即我們所有的麻煩都即將結束,因為我們有了一位新總統,他將神奇地運用科學的力量,讓一切變得更好。

出於我永遠無法完全理解的原因,在藝術,電影,音樂和媒體的所有時尚圈子中都有一種支持疫情封鎖的傾向。我的推測是,這是由於1)川普本人反對封鎖,因此支持封鎖是反川普主義的信號,2)封鎖對富裕階層來說並非完全不方便,3)中國市場的影響可能已經傾斜了天平。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好萊塢和媒體文化中傳統的支持言論、支持自由、支持包容的意識形態在封鎖後被拋出窗外,逐漸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央計劃和威權主義的崇拜,並將其作為戰勝細菌的手段。這部電影採取了完全不同的觀點(更傳統的觀點),因此在它獲得反封鎖的追隨者之前必須被批倒。

這部電影的主題集中在封鎖意識形態的兩大支柱上:社交距離和追蹤。兩者都在極端情況下被應用。整部電影中只有少數幾個場景描寫了真實的人與自己家庭以外的其它人接觸。家庭以外的所有通信都是通過數字服務進行的。雜貨通過牆上的一個盒子交付,該盒子帶有紫外線燈,旨在對所有東西進行消毒。

電影中的警察國家似乎處於自動駕駛狀態:它只是伴隨著一個失敗的正統觀念,似乎沒有人能夠阻止。沒有立法機構,沒有我們見過的總統,甚至沒有公共衛生機構。這是一個警察國家,「衛生部門」似乎擁有全部控制權,沒有人能夠制衡這種權力。

結果是令人不寒而慄的:一個任何人都不想在其中生活的世界。處於封鎖狀態的每個人都在為身心健康而苦苦掙扎。腐敗,普遍的悲傷,階級分化,孤立和絕望,對一切和每個人的數字監控,所有這些都以疾病控制的名義,以一種令人不安的熟悉方式被描寫出來。

在跟蹤和追溯疫情方面,每個公民都必須使用手機進行日常體溫檢查,然後通過政府應用程式上傳。每個家庭都有收聽設備,可以聽到咳嗽。咳嗽和發燒導致警察穿著防護套裝和槍枝出現,將病人和家庭接觸者帶到隔離營,在那裡,他們或者死亡或者康復。

還有豁免護照。電影中的一個角色,唯一一個看起來很健康的角色(唯一一個),是一個騎自行車的送貨郎。他以某種方式從患上這種可怕的疾病並康復後獲得了免疫力。他有一個手鐲,這令他作為「必要員工」有一定限度的自由。

據我所知,電影中沒有疫苗,或者也許就像我們自己的疫苗一樣:無法阻止感染或傳播,因此疫苗不是帶來自由的東西。電影中唯一似乎被認可的免疫力是自然免疫力,但是認證這一點,並頒發手鐲似乎是一個真正的挑戰。

想想看:這部電影是在封鎖後的夏天拍攝的!

我回想這部電影上映的日子。「陰謀論者」和其它反對封鎖的人對這些事物提出了警告1)豁免護照,2)隔離營,和3)極權主義控制。他們被嘲笑為荒謬。然而,今天在紐約市,你不能在沒有完全接種疫苗的情況下去看演出或餐館,而完全接種的定義似乎即將改變。與此同時,雖然我們這裡沒有隔離營,但它們在澳大利亞存在並不斷使用,而這個國家的學生經常因為與檢測呈陽性的人接觸而被鎖在宿舍里。

這部電影是預言性的——以至於評論家們不得不在太多人警醒之前對其進行抨擊。

在現實生活封鎖的早期,基本上出現了三個陣營。

有些人認為封鎖和關閉是應對病毒的正確方法,而他們的理由卻往往相互矛盾。他們都預測封鎖的結果比保持開放的結果更好。他們都被證明是錯誤的,毫無疑問。

還有第二個陣營,由像我這樣的人組成,他們認為無論病毒多麼糟糕,破壞基本的社會和經濟功能都會使情況變得更糟:施行警察國家政策,使人民士氣低落,並且無法長期控制病原體。

還有第三個陣營,他們想像自己是溫和派。他們只喜歡跟蹤和追朔。我們需要對每個人進行廣泛和無情的測試,然後採取安全的行動方案,例如自我隔離。也許這一切聽起來都是科學的,無害的,甚至是顯而易見的。在實踐中,現實情況大不相同。跟蹤和追朔可以成為我們反烏托邦的基礎,它最終導致這部電影所展示的監視狀態。這種溫和的立場根本不是他們想的那樣。它是每個自由人都應該反對的一切的模板。

我明白為什麼這部電影剛上映時就被抨擊。它太真實了,太有預言性了,太尖銳了,太誠實了。它揭示了當時許多人不願意看到的真相。這些看似科學的口號——拉平曲線、減緩傳播、社會距離、跟蹤和追朔——掩蓋了非常危險的政策理念,這些理念可能毀掉每個人的生活,徹底摧毀健康和人類自由本身。這部電影是對的:對疫情的控制是一種生存威脅。

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地區早已恢復正常。他們想忘記曾經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一切,他們以為由於政治保護和地理原因,他們免受惡劣政策的影響。

然而,我聽到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作證時這麼說,人們不僅需要新一代疫苗,還需要他所夢想的東西,即政府對下一種病原做出另一次全面的反應。電影《鳴鳥》在我腦海中若隱若現:這部電影所展示的最可怕的反烏托邦與福奇本人現在在美國參議院推動的東西之間究竟有什麼區別?我不確定我是否看到了太大的差異。

(他們說)你不應該看這部電影。而這就是現在觀看它的最好理由。

作者簡介:

傑弗里·塔克(Jeffrey Tucker)是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是五本書的作者,包括《右翼集體主義:對自由的其他威脅》(Right-Wing Collectivism: The Other Threat to Liberty)。

原文「Songbird: The Dystopian Film That Became Real」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大紀元/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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