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萬人因沒有接種疫苗而失去了工作，但他們具有很強的自然免疫力。(ronstik/Shutterstock)
在我們這個奇怪時代的又一樁奇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終於說了一句關於自然免疫 力的好話。你得去琢磨才能理解它隱含的意思，但CDC確實承認了：「到10月初為止，在以前的感染中倖存下來的人的染病率低於單純接種疫苗的人。」
這一點也不令人驚訝，也不應該令人驚訝，因為自公元前40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以來，自然免疫 的有效性已經被記錄在案。僅在COVID疫情中，就有近150項研究記錄了自然免疫力，其中大部分是在2021年9月13日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接受採訪之前進行的。在那次採訪中，他被問及自然免疫力。他說：「我對此沒有一個非常肯定的答案。關於身體反應的持久性，這是我們必須得討論的問題。」
典型的福奇的說辭。他想傳達的信息是，科學還不知道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兩年來，大多數人似乎都同意他的說法。這或者是因為他們在9年級的生物課上沒有好好聽講，或者是因為我們對打（防疫）針的崇拜淹沒了我們的常識，或者是因為自然免疫沒有利潤，或者是因為其它尚未得到解釋的原因。
無論如何，隨著封鎖的開始，2020年似乎確實出了問題。突然之間，世界上大多數公共衛生機構都不再談論自然免疫的話題。疫苗護照通常排除自然免疫力或嚴重棄用自然免疫力。世界衛生組織改變了其群體免疫的定義，從而排除自然接觸（獲得的免疫）。數百萬人因沒有接種疫苗而失去了工作，但他們具有很強的自然免疫力。
這一切是多麼奇怪！自然免疫是我們所擁有的關於細胞生物學的最成熟，有最多證據的，有最多記錄的，有最多經驗的，研究最深入的，了解最多的，受到最堅定捍衛的科學真理之一。曾幾何時（是幾代人以前嗎？）大多數人了解它。然後突然有一天，似乎很多人都忘記了它或根本不知道。否則，世衛組織／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國立衛生研究院怎麼可能奇怪地否認它，而不被追究責任呢？
也許，我想知道，針對COVID的自然免疫力是默里‧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所說的「被遺忘的知識」的一個例子。他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個被發現和已知的真理，突然無緣無故地消失了，然後不得不在以後的時間，甚至在不同的一代人中重新被發現。這種現象讓他非常好奇，因為它引起了他對所謂的「輝格史」（Whig history，註：是一個歷史學派，該學派認為人類文明不可逆轉地從落後向先進，從愚昧到開蒙）理論的懷疑。（註：默里‧羅斯巴德是美國非主流學派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於1995年去世。）
他精彩的《經濟思想史》（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以對維多利亞時代的觀點的抨擊開場。該觀點認為，無論如何，生活總是變得越來越好。如果把這個觀點應用到思想發展歷史中，給人的印象就是，我們現在的想法總是比過去的想法更好。科學的軌跡永遠不會被遺忘。它只會累積。這個觀點排除了歷史上知識被遺忘的可能性。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當人類確定知道某些知識時，這些知識卻神秘地消失，我們不得不再次發現它。
獲得性免疫的理念與所有社會管理疾病的方式是一致的。保護弱勢群體的同時，無風險或低風險群體獲得（自然）免疫力。如果你想維護自由，而不是出於恐懼和無知而毫無意義地強加一個警察國家給人民，那麼理解這一點尤其重要。
非常奇怪的是，我們在21世紀的某一天醒來，這樣的知識似乎幾乎蒸發了。當統計學家和免疫學家克努特‧維特科夫斯基（Knut Wittkowski）在2020年春季公開病毒的基礎知識時，他的講話卻變成了令人震驚的醜聞。YouTube甚至刪除了他的視頻！七個月後，《大巴林頓宣言》（the 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直白明確地提出了通過接觸獲得群體免疫力的觀點，可它卻被詛咒成11世紀的異端邪教。
所有這一切對我和我母親來說都很奇怪。我看望她時，問她是如何知道免疫系統是可以被訓練的（即被病原激活）。她說，是她的母親教給她的，而她母親是她母親的母親教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學校教導每一代人這一違反直覺的真理，這是一項重大的公共衛生優先事項。學校教導我們：不要害怕我們演化出來的對抗疾病 的武器，而是要加強大自然賦予我們的武器來應對疾病。
為什麼自然獲得的免疫力在21世紀是一個禁忌話題？也許這是羅斯巴德式知識丟失（Rothbardian-style lost knowledge）的一個例子，類似於人類曾經理解壞血病，然後關於這個病的知識被遺忘了，然後不得不再次理解它。不知何故，在21世紀，我們發現自己處於尷尬的境地，不得不重新學習免疫學的基礎知識，從1920年到2000年左右，每個人似乎都明白這些道理，然後這些知識以某種方式被邊緣化和埋葬。
是的，這非常尷尬。科學從未離開過教科書。它就在那裡，任何人都可以去讀。丟失的似乎是公眾對此問題的理解，取而代之的是前現代的逃避疾病的逃避-躲藏理論（run-and-hide theory）。這太糟糕了，甚至在全國範圍內所執行的警察國家政策，包括無情的封鎖和隔離軟禁，都沒有激發出我所期望的公眾抵抗。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抱著消滅該死的病毒的野心，戴著口罩，污名化病人，並使用不可行和荒謬的策略來假裝追蹤、記錄和孤立所有人。
這就像是每個人都逐漸對整個話題變得無知，所以當政客們宣布我們必須放棄人權以對抗一種新型病毒時，人人都措手不及。
以下是羅斯巴德關於知識丟失問題和「輝格史」理論（即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
幾乎所有的科學史學家，包括經濟學家，都贊同輝格理論，即科學思想持續地進步，一年又一年地發展，篩選和測試理論，使科學向前和向上發展。每年，每十年，或每一代人學習更多，擁有更正確的科學理論。
該理論認為事情總是在變得越來越好（也必須變得越來越好）。與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創立的輝格黨歷史理論類似，輝格科學史學家似乎比普通的輝格歷史學家更堅定地斷言，在任何特定的科學學科中，「以後的總是更好的」。
輝格歷史學家（無論是科學的還是歷史本身的）確實認為，在歷史的任何時刻，「無論什麼，都是對的」，或者至少比「更早的」更好。不可避免的結果是一種自滿和令人憤怒的過分的樂觀主義。
在經濟思想史中，其後果是一個堅定但含蓄的信念，即每個經濟學家，或者至少是每一個經濟學，都為不可阻擋的向上的進步做出了他們重要的貢獻。因此，能夠使整個經濟思想流派存在嚴重缺陷，無效，甚至使經濟學界永入歧途的嚴重的系統性錯誤，是不可能存在的。
羅斯巴德的整本書都在探索被遺忘的知識。他研究，為什麼安‧羅伯特‧雅克‧杜閣（A.R.J.Turgot）能夠如此清晰地創建價值理論，但亞當‧斯密（Adam Smith）後來的著作在這個話題上卻是模糊的。他很想知道，為什麼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理論的狀態很清醒，但20世紀的後來經濟學家對此卻感到非常困惑。
在自由貿易的問題上存在同樣的情況：人們幾乎普遍地理解自由貿易，以至於每個人似乎都同意，它是和平與繁榮的基礎。然後，噗，這種知識似乎在最近幾年消失了。
就我個人而言，我依然記得羅斯巴德對知識丟失問題的研究熱情。他還敦促他的學生找到案例，記錄下來，並解釋它是如何發生的。他一直認為還有更多的案例需要被發現和調查。他關於思想史的著作記錄了儘可能多的案例。
還有一點耐人尋味：人們可能會認為，在資訊時代，知識不太可能丟失，因為在資訊時代，我們對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信息都觸手可及。我們只需點擊幾下即可獲取。
這為什麼未能保護我們免於成為中世紀式疾病管理理論的犧牲品？我們的恐懼和對計算機建模和依賴，何以輕易取代了我們所承襲的古老智慧？為什麼這種新病毒引發了對人權的殘暴攻擊，而上個世紀的新病毒下卻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喬治‧華盛頓的將士們天當年刮下天花死者的結痂給自己接種疫苗，華盛頓個人則通過少時染天花的經驗認識到自己的免疫力。而我們卻屈從於病毒，畏縮在家中。就連我那些早先染疫並獲得免疫力的朋友，幾個月後也被當作麻風病人那樣對待。只有一次當使用Zoom的整班學生都感染病毒後（過程中COVID的病死率從始至終都很低），媒體才開始關注重複感染的可能性及其嚴重程度。如今，我們終於開始談論這個話題了——在疫情爆發兩年後！
我只能這樣說。默里‧羅斯巴德現在會驚訝於醫學無知、假科學和對權力的渴望如此突然地結合在一起，從而給他為之獻身的自由事業製造了現代史上最大的全球危機。
如果有什麼東西表明羅斯巴德對輝格黨理論的評論是正確的，能夠呈現人類突然採取行動以遺忘廣為人知的事情的能力，那就是過去兩年的愚蠢。
轉自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
作者簡介：
傑弗里‧塔克（Jeffrey Tucker）是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是五本書的作者，包括《右翼集體主義：對自由的其它威脅》（Right-Wing Collectivism: The Other Threat to Liberty.）。
原文「Is Natural Immunity a Case of Lost Knowledge？」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