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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迫默屈辱 迫鳴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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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中,有出於多種原因不得不沉默的情形。如礙於情面或場合,亦或話題、時機不對,人們有話不想說,不便說,不好說,不忍心說,等等。上述情形,我不會將其歸入「迫默:被迫沉默」之中。

我用「迫默」這個詞,乃是特指人的一種制度性生存狀況:出於政治恐懼不敢說真話,因而被迫沉默。在2016年6月27日發表的《被迫沉默:自由,還是不自由?》一文中[1],我專門聚焦「迫默」展開了自己的論述,並表達了「應鳴而尊,不默而辱」的共勉期許。2020年春夏,上述八個字衍變為「應鳴而尊,迫默則辱」[2]。這裡的「鳴」,當然是指敢於說出真話,發出心聲。「迫默」這個詞,百度已知道。

人的生活中,也有出於多種原因藏匿內心想法而說違心話的情形。如為了掩飾情緒、維護面子,為了不致違和而烘托氣氛,為了減輕或免去親人的擔心,人們會無師自通地說些違心話。此外,還有必要錄以備忘:對於奸佞小人、馬屁高手、無良家奴來說,故意和刻意說違心話,乃是他們的本能和長技。類似地,我不會將上述情形歸入「迫鳴:被迫說違心話」之中。

在本文中,我用「迫鳴」這個詞,意在描述人的另一種制度性生存狀況:出於政治恐懼不敢保持沉默,因而被迫說違心話、寫違心文(包括違心地鼓掌、點頭、簽字、舉手、投票等)。這種被迫發聲、被迫表態的制度性生存狀況,我將其稱之為「迫鳴」。「迫鳴」這個詞,百度不知道。

1950年9月,胡適先生的兒子胡思杜寫了文章《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3]。胡適讀到上述文章後,傷心感懷、切中肯綮地說:思杜不僅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4]。胡適所說的話,上半句點出的,是胡思杜「迫默」的生存狀況;而下半句點出的,則是胡思杜「迫鳴」的生存狀況——在政治高壓下,胡思杜沒有說(真)話的自由,就只能迫默;胡思杜也沒有不說(違心)話的自由,就必須迫鳴。

無疑,迫默是屈辱的。然相比於迫默,迫鳴則更為屈辱。

生而為人,因不敢說真話而迫默,已是夠屈辱的了;但還可憑「惹不起,躲得起」來聊以自解。一個國家,國人莫敢言,已是夠可悲的了;但還可有「道路以目」來展示內心的怨怒與憎恨。

然而,生而為人,不僅不敢說真話,還非得違背良心說假話,這種屈辱,已幾乎無以復加。一個國家,國人莫敢默,除了違心地自責、自貶、自誣,違心地「大義滅親」,違心地怒斥恩師摯友,還要違心地唯上、媚權和頌聖,這種可悲,亦幾乎無以復加。

迫鳴之大辱,由吳宓先生的痛切陳詞可見一斑。上世紀50年代,吳宓先生不願到北京教書,其理由之一是:「宓最怕被命追隨馮(友蘭)、朱(光潛)、賀(麟)三公,成為『職業改造家』,須不斷發表文章,批判自己之過去,斥罵我平生最敬愛之師友。寧投嘉陵江而死,不願……」[5]嗚呼,迫鳴之大辱,竟使吳宓先生「寧默而死,不鳴而生」!這裡的「默」,是自主沉默,拒不說違心話。這裡的「鳴」,是被迫發聲,違心而鳴。

迫鳴之痛楚,由徐鑄成先生的即時記述可知況味。1957年7月5日,處於反右風暴中的徐鑄成先生在日記里寫道:幾天來,皮膚下面刻刻在發火,心往下沉,半月來幾乎沒有好好睡過(天天晚上要寫檢查,以備第二天交代,而冥思苦想,常常寫不出一個字。每晚要抽兩包煙,到深夜,只能自己胡亂上綱,湊寫成篇。到睡在床上,翻覆難眠,每晚必出幾身冷汗,汗衫濕透,入睡至多只有兩小時)。嘴裡發膩,吃不下東西,飯菜到喉頭就卡住了[6]。身為《文匯報》總編輯的徐鑄成萬般無奈迫鳴求生,但要過自己的良知之坎,又談何容易!致使身心備受煎熬,苦不堪言。

迫鳴之可悲,由韋君宜女士的真誠懺悔可聞其狀。1973年至1976年的三年中,韋君宜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管業務、當編輯。她所做的,是違心地、屈從地「編出領導所需要的書來」。韋君宜痛定思痛,袒懷寫道:「但是現在我在幹這些,在當編輯,編造這些謊話,誣陷我的同學、朋友和同志,以幫助作者胡說八道作為我的『任務』。我清夜捫心,能不慚愧、不懺悔嗎?」[7]

迫鳴之辱,迫鳴之痛,迫鳴之悲,在於心靈被戕害,良知被碾壓,底線被踐踏,以致生而為人之天性,喪失殆盡;生而為人之尊嚴,盪而無存。

為了守護僅存的尊嚴,國人別無選擇,必須拒絕迫鳴,不說違心話。文革結束之後,曾造成中華大地迫鳴之聲無日不在、處處可聞的黑暗魔法,開始難於大行其道,並逐漸走向式微。國人對迫鳴的拒絕,不妨以季羨林先生為例。2007年9月,季先生說:「要說真話,不講假話。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不一定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但說出來的話一定是真話。」[8]假話全不說,就是以良知拒絕迫鳴,決不違心地把鹿說成馬,留一點骨氣在身上。

可怕的迫鳴,曾令吳宓、徐鑄成和韋君宜倍感屈辱、無可逃遁。如今,儘管黑暗魔法仍不收手,甚至還要瘋狂幾把;儘管迫鳴還大量存在、遠未絕跡,但是我覺得,能夠像季先生那樣做到拒絕迫鳴、不說違心話的人,還是越來越多了。至少在我的交往範圍和關注視野中,我能明確地體察到:對有良知的普通人而言,不說假話已沒什麼恐懼;儘管他們還不太敢說真話。我以為,這個大趨勢不可逆轉;任誰做再多的倒車夢,這個大趨勢,也不可能逆轉。

不過,拒絕迫鳴,還只是享有起碼的尊嚴。為了贏得更多的尊嚴,國人必須驅離迫默,儘量說真話。文革浩劫中倖存的巴金,在經歷了沉痛的反省之後說:現在,我的座右銘是:儘可能多說真話[9]。40多年前巴金立下的驅默座右銘,理應成為多數國人的座右銘。也就是說,在權勢面前,國人不應大概率地被迫沉默,而要鼓起勇氣多說真話,如實地把鹿說成鹿。

應當承認,巴金的驅默座右銘,至今尚未成為國人的主流座右銘。驅離迫默還在路上,驅離迫默還很艱難。國人依然必須冷峻拷問自身:如何不斷提升尊嚴度、減少屈辱感?又如何不使後人復哀後人?幸運的是,這個問題已並非無解。其中一個可取的答案是:如果越來越多不願愧對人生、愧對後代的國人,能像艾曉明、郭於華、鄭也夫那樣,驅離迫默、發出心聲,就可令迫默步迫鳴之後塵,走向消亡,從而使「後人復哀後人」之悲劇不復重演。

2022年1月28日於北京家中

參考資料及注釋:

[1]江棋生.被迫沉默:自由,還是不自由?自由亞洲電台網站,2016年6月。

[2]江棋生.同道相逢三世親.自由亞洲電台網站,2021年11月。

[3]胡思杜.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香港:大公報,1950年9月22日。

[4]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5]吳宓.吳宓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6]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7]韋君宜.思痛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

[8]2007年9月,溫家寶去醫院看望季羨林先生時,後者在答問時說的一番話。

[9]巴金.隨想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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