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放著一部出版不久仍散發著油墨香的科學巨著《狹義相對論》。論裝幀藝術和印刷質量，堪稱國內一流，論內容，用王淦昌院士的話說：「書中有些內容，屬於他自己的獨創，是一般同名的教科書所見不到的。」這部書從寫就到正式出版，歷經30多年，負載著作者的坎坷之路。
束星北教授，就是這部科學巨著的作者。這位卓犖不凡獨具風采的學者，曾先後執教於浙江大學、山東大學以及科研部門，在科壇上留下了很多有傳世價值的論文，也留下了說不完的軼聞軼事，其中，他作為愛因斯坦的助手，李政道的老師這兩段，特別為人們所珍視，他蒙冤受屈二十載的不幸遭遇，更為人們所關注與同情。
結緣相對論走近愛因斯坦
束星北1907年生於古城揚州的濱江農村——邗江縣頭橋鄉，這裡田園秀美，萬里江濤，有一方孕育英才的沃土。年輕時的束星北，酷愛科幻類書籍，一本講「四度空間」的翻譯小說使他愛不釋手，引發了他對那個抽象世界的幻想和對相對論的最早追求。進入大學以後，逐漸成了愛因斯坦的崇拜者。愛因斯坦關於時間與空間的統一性，質量與能量的統一性，又是統一又可以互相轉換等觀點，雖然抽象得不可捉摸，卻引起束星北的極大興趣，他暗下決心，要「爭當一個中國的愛因斯坦」。1927年，在美國加州大學學習的束星北，靠勤工儉學，用自己在鐵路、碼頭幹活掙得的收入，來支付學費，維持生計。但他「『直接跟愛因斯坦學點東西」的念頭與日俱增。這年7月，他輾轉萬里，邊打工邊積蓄川資，經日本、朝鮮、莫斯科、華沙，到達了嚮往已久的德國首都柏林。
這時的愛因斯坦已因其廣義相對論被證實而名噪世界，且是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一個20歲出頭名不見經傳的異國青年，單槍匹馬地求見這位世界名人，確需極大的勇氣。束星北「求師若渴」，大著膽子推開愛因斯坦辦公室的大門，徑直拜見了他一直崇拜的相對論創始人。眼前的這位大科學家，個子矮小，穿著隨便，領結打得也不工整，有些不修邊幅，完全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交談不久，束星北原有的那種神秘感、拘束感就消除了。他把自己帶來的兩篇論文遞交給愛因斯坦，接著就滔滔不絕地談起自己在「四維空間」研究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和見解，愛氏對這一「幼稚」舉動並不介意，一直靜靜地仔細聽著，等他差不多講完了，愛因斯坦開始說話了。他坦直地說，目前的成果僅僅是個開端，要真正解決不是很容易的事，還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在兩人用英語夾著德語入神的交談中，束星北試探著提出了留下來學習的請求，也許是他執著探索的精神感動了「上帝」，束星北如願以償，被留在了愛因斯坦擔任所長的威廉大帝物理研究所工作。
在愛因斯坦身邊，束星北如魚得水。他經常就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如「四維空間」等與愛因斯坦討論和請教，有時還引起小小的爭論，每次，他都得到這位年齡比他大一倍多的老師的耐心解釋，爭論歸爭論，但結論毫不含糊要束確認，因果律不能顛倒，時間不會倒流，將來不能影響到現在。
作為助手，他協助愛因斯坦查找資料，進行計算，還幫助批改學生的卷子，師生關係純真無間。有時候，老師還請學生到家裡作客，夫人愛爾莎給他們做上可口的便飯，一向不善言談的愛因斯坦，在這裡卻能向學生坦露肺腑。然而，好景不長，愛因斯坦雖然是一位世界聞名的科學家，但作為一個猶太人，一直受到種族的歧視，工作受到排擠和孤立，困難重重。1929年上半年的一天，愛因斯坦終於向他訴說了經費的困窘狀況，表示對束下半年的薪水已無力支付了。束星北遺憾地告別老師，於同年10月離開柏林，先後去了英國的愛丁堡大學、劍橋大學以及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研修和工作。他離開老師千里萬里，但一直沿著老師開創的「相對論」這條路走了下去。在劍橋大學，束星北的合作夥伴愛丁頓(A．S．Eddington)就是英國最早研究和宣傳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科學家之一。在麻省理工學院，他把自己新的研究論文寄給愛因斯坦求教，不出所料，很快得到老師的覆信，對論文發表了意見，還就其中的一個公式提出疑問，讓束做了補充證明。束星北對愛因斯坦的兩封覆信一直珍藏著，後來，在抗戰初期由浙江內遷途中遺失，使他倍感痛惜。束星北21歲時與愛因斯坦結緣，與「相對論」深交，直到晚年，每回想起這段經歷都十分激動，他說：「當年老師那些教誨對我以後的思想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在以後寫的一些論文，實際上也是受之於愛因斯坦的這些教誨。我永遠難以忘懷。」
高尚師生情鍾愛李政道
1972年10月，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李政道博士，在相隔幾十年之後，第一次踏上祖國的土地。他熱愛故鄉，更念念不忘當年的恩師束星北。他急切地寫信給老師：
束先生：
自重慶一別，離今已有差不多二十八年了。對先生當年在永興湄潭時的教導，歷歷在目。而我物理的基礎，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後的成就，歸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此次回國，未能一晤，深以為悵，望先生小心身體。特此敬祝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生李政道上
十月十四日
李政道在致束星北的信中，幾次提到當年在貴州永興湄潭，因受束先生教導，「在物理上打下了基礎」。更確切地說，是在關鍵的時刻，束星北把他扶上了攀登物理學高峰的第一個台階，兩人從那時結下了深情厚誼。
早在1943年，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學，在日寇的隆隆炮聲中，幾經內遷，最後在荒僻的貴州湄潭棲身辦學。這年，李政道在浙大工學院一年級讀書，已是名教授的束星北為他們上普通物理輔導課，每次輔導，都有學生圍著提問，其中，李政道的問題最多，往往還「打破砂鍋問到底」，束星北發現這個學生非同一般，常「另眼看待」，李政道有時晚上睡在實驗室，束星北就主動去找他輔導，兩人往往交談到深夜。特別有緣的是，束星北的侄子和李政道同班，李政道自然經常成為束家的座上客。當時，物理學還是個冷門，學生不願學，不少學生想轉系，而當李政道升二年級時，束星北卻情有獨鍾地幫李政道從工學院轉到理學院物理系學習，扶其所長，展其所好。1944年底，日寇進犯黔南，浙大學生出現從軍熱，年輕的李政道激於愛國義憤，決心去重慶報名參加青年軍，不幸在路上翻車受傷，腿骨骨折，患難中他寫信給已在重慶的束星北老師，束立即設法派車把他送回湄潭，並發電報給老同事王淦昌教授，請王「看住李政道，不許他再離開湄潭去參軍」。隨後，束星北對自己的得意門生還是放心不下，就用接家屬的車把李接到重慶就醫治療，待骨折癒合後，介紹他去昆明西南聯大就讀，臨行前還寫信轉請那裡的吳大猷教授對其「多多照顧」。束星北心系李政道，情系李政道，直到晚年，仍難忘李政道。1978年，束星北受聘於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負責培養動力海洋學科技骨幹，領導上為他配備助手，徵求他對助手的要求時，他回答得很乾脆：「我要像李政道那樣的學生。李政道曾經問過我很多有意思的問題，他往往在準確地計算出答案以後仍不滿足，還要弄清楚由於什麼樣的物理機制才產生出這個結果的。」這就是束教授一生所喜歡的那種「不打破砂鍋問到底不罷休」的李政道式的人。找這樣的助手，真是不那麼容易了。
恩師不忘學生，學生不忘恩師。在《中國大百科全書•物理學卷》編委會物理學史編委們討論編寫「李政道」這一條目時，認為應把束星北對李政道的幫助寫進去，這一條目的初稿中有這樣的敘述：「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學(當時一年級在貴州永興)物理系學習，得到老師束星北的啟迪，而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該條目送李政道過目時，他認真地作了多處重大修改和補充，唯對上邊的這幾句話隻字未動，這充分反映了束教授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70年代以來，李政道幾次回國訪問，想拜望他的恩師，可惜束星北仍戴著「極右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兩頂帽子，被監督勞動，自然沒有資格會見外國來的這位科學家。當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去世的消息傳到美國後，李政道哽咽了，他給師母葛楚華發來唁函「突聞束老師仙逝的惡訊，無限悲痛，惜路途遙遠不能趕上11月14日的追悼會……」這給李政道留下了永遠的遺憾。
狂飆摧勁草花落春仍在
束星北具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性格和氣質，治學一絲不苟，求實求真，為人處世坦誠豪爽，直來直去。也許是他這種桀驁不馴的性格，無法適應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從而註定了他的人生悲劇。
肅反運動、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他都在被「打倒」之列。在全省、全市範圍，幾乎又是最後一個被平反、改正。
1952年，我國高等教育按照蘇聯模式進行全面改造。束星北在全國性的「院系調整」中，離開執教近二十年的浙江大學，來到青島山東大學物理系。他除了進行理論物理方面的教學研究以外，同時又向自己很感興趣的動力氣象學領域進軍，不幾年，他除在氣象學理論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還解決了我國天氣預報科學上的一些難題，引起了中科院副院長竺可楨院士的高度重視，立即商同教育部在山東大學籌設氣象研究室，並親自派人到青島會見束星北，邀請他去北京講學。束星北的聰明才智得到充分重視和發揮，在一期《山東大學學報》上同時發表三篇個人署名論文。就在他雄心勃勃，日夜撲在實驗室進行新一輪「攻關」的時刻，他絲毫沒有發現政治領域的「氣象」正在發生變化。「山雨欲來風滿樓」，他被著著實實地卷進一連串政治運動的風暴中心。
1955年，隨著揭露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肅反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束星北因抗戰時期(1944~1945年)曾在重慶軍令部技術處工作過，被指稱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同時又搜羅了他平時的所謂「反黨」言論，隨即被當做「反革命分子」輪翻批鬥，隔離反省，抄家時連氣象學、數學等業務書也被拿走。沒完沒了的「交待」、「檢查」，也難以「過關」。其實，對這段抗戰期間的歷史，在國共合作時期，束星北早已向組織交待清楚，幹部登記表上也填的明明白白；所謂「反黨」言論也只是「上綱上線」或無中生有而已。事實終歸是事實，經過一年多天南地北的外調，得出結論「沒有反革命政治問題」，公開宣布取消政治嫌疑。黨組織還向他賠禮道歉。束星北的身心雖遭到極大的創傷，但畢竟平反了，他既欣慰又感激，沉重的心開始舒展了。
1957年初夏，一場「陽謀」——鳴放，反右又在神州大地展開。一大批知識分子響應號召大鳴大放提意見，幫助黨清除「三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束星北以名教授的資格，被邀參加了省委、山大黨委召開的鳴放座談會，他直言不諱地談了肅反中應該接受的教訓，並且大聲疾呼「健全法制」。他哪裡知道這是「引蛇出洞」。就在他的發言後幾周內，鳴放轉入反右派，山東大學校園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中，束星北三字頻頻被點，還幾次上了校報的頭版頭條，大小批鬥會接連不斷，1957年7月6日、10日兩天，也許是束星北終生難忘的日子，山大舉行了全校性酌「批判右派分子束星北大會」，口號震天響，批判發言一個接一個。面對狂風暴雨似的鬥爭，束星北沒有看風轉舵低頭「認罪」，還在那裡據理直言，「堅持反動立場」，其後果是他始料所不及，新舊帳一起算，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和「極右派分子」兩頂帽子，連原來已平反了的「反革命」也不算數了。他被開除公職，只發生活費，管制三年。時年52歲的二級教授，就這樣被迫離開了實驗室，初在校內勞動，1958年10月，和一批「右派」夥伴一起，被送往青島郊區修月子口水庫。此時的束星北所承受的是體力和心靈的千斤重壓，手執杴鏟錘筐，面對黃土硬石，超負荷的強度勞動折磨著他的五尺之軀，被封鎖在實驗室里的研究課題，使他焦急萬分，更讓他寢食不安的是受到株連的家屬和子女，正在空軍任職的大兒子因他而被攆回家來，小兒子流浪社會，女兒下放農村……身心交瘁的他，面對巍巍嶗山，遠眺洶湧黃海，只能發出幾聲撕心的長嘆！1960年，在水庫勞動了將近兩年的束星北調往青島醫學院(山東大學已遷校濟南)，做為「另冊」人，他只能做些教輔工作，諸如儀器維修和實驗準備等，有時也在小範圍內給青年教師和業大學生講點課。在這段看來似乎平靜的日子裡，他的《狹義相對論》(1965年)脫稿了，看著厚厚的一疊手稿，他並不覺得輕鬆，因為「極右分子」是絕無出書資格的。
沒過多少時日，又一場狂飆襲來。「文革」一開始，束星北處處小心謹慎，企盼「造反派」及「小將」們把他這隻「死老虎」忘掉，因為自從戴帽以後，他說話做事從未敢越雷池一步，更不要說「亂說亂動」了。他這個想法又錯了，「死老虎」又被當「活老虎」拉出來揪鬥，勒令帶著被褥住進了名為「牛鬼蛇神穴」的解剖地下室，與死屍隔牆為伍，白天打掃廁所衛生，晚上接受評判，如被認為勞動不好即加重處罰。解除隔離之後被分配的工作任務仍是搞廁所衛生，自此，他每天一到學校就拎起小鋁桶(名為「米大羅」)，扛著長把條帚，出入於教學樓、宿舍樓廁所，這位被「群眾專政」的大教授一干就是6年多。他的浙大老同事竺可楨雖然知道他的遭遇，但也無能為力，只有心痛地來信勸慰他：「青島醫學院恢復教學工作當不在遠，相信你將仍就執行物理教學工作，駕輕就熟……」。
1978年束星北摘掉了兩頂帽子，他已是73歲的老人了。束星北被國家海洋局青島海洋一所黨委書記曾榮「發現」，於是捷足先登，三顧茅廬，把他「搶」到海洋一所。古稀之年的束星北，不計任何前嫌，不顧年邁體衰，憑著深厚的數理基礎，開展了填補國內空白的「海洋內波研究」，同時為海洋一所科技骨幹舉辦「動力海洋學進修班」，培養了一批海洋學的學術帶頭人。患有嚴重肺氣腫的束星北，經常帶著氧氣袋和腎上腺素氣霧劑堅持上課，聽課的青年研究人員無不為之動容。
束星北教授大半生坎坎坷坷沒有也不可能成為中國的愛因斯坦，沒有也不可能像他的老師、學生那樣獲得諾貝爾獎，但人們沒有降低對他的崇敬。在青島百花苑公園內束星北魁梧的銅像前，老年、青年、少年，都在向他注目。他探索科學新的領域和剛直不阿的精神，將永留人間。
1997年7月於青島
田廣渠小傳
1929年生，山東省寧陽縣人。1950年華東大學(與山東大學合校)政治系肄業，任華東大學校刊編輯，1951~1956年任山東大學校刊編輯，1956~1957年任青島醫學院校刊編輯、編輯室主任。1957年錯劃為右派。「文革」後任教材科、總務科幹部，院長辦公室主任，校刊副編審，1991年離休。
主編過學術刊物《高校新聞界》，發表過許多新聞、評論、通訊和報導文學作品，並多次獲獎，其中《永生的骨架》和《閃光的足跡》曾為幾家書刊所轉載。
曾兼任山東省新聞工作者協會、山東省新聞學理事會、山東省高校校報研究會副理事長。離休後任青島醫學院院報、學報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