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或者居委會，以及裡面的工作人員，在疫情爆發之後迅速切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他們是最近兩年被頻繁提到的人，被罵，也被稱讚，有時也被當做一種象徵。
但這些工作人員真的快忙瘋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湧進去，有人後悔，有人迅速離職，也有人還在堅持。
我們梳理了一位年輕的社區工作者的日記。在將近一年半時間裡，她經歷了人口普查、文明城市創建檢查、不可預期的疫情。也許可以提出一些大家都關心的問題：他們是誰？都在做什麼？生活是否有意義？
1
該如何介紹我的這個朋友呢？一個社區工作者？一個網格員？一個直接面對人民群眾的基層服務人員？
如果在你面前放一張A市地圖，城市被分成了無數個網格，你將看到我的朋友在某一個網格里來回穿梭。這個網格不是一個真正的方形，而是五棟老式單元樓，一個銀行，一條長約一公里的馬路。網格里發生的所有事情，比如人口普查，防疫，文明城市創建，或者是哪戶人家鬧了老鼠，哪棟樓的燈泡失靈，路上堆積菸頭，垃圾桶倒了，都與我的朋友有關。
有天她和我打電話。電話中，我的朋友用煩惱的語氣說，她正在考慮辭職。她在這個社區待了十五個月。我們通話時是夜裡十一點。
我說，你剛剛下班嗎？
「今天還算好，你記得那時候內蒙古阿拉善盟和湖南張家界發生疫情嗎，我連著一個星期凌晨三點才下班！」她說。
就拿防疫這件事來說，她最常做的就是在一個地方發生疫情後排查網格里經過那裡的居民。但有時，她會接到許多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數據——沒有姓名，沒有居住地和戶口地址，只有一串電話號碼。連續一周凌晨三點下班的那個星期，她所在的社區忽然接到通知，要求排查從某地來到她所在城市的17萬人中有他們區旅遊居住史的人數。起因是那天某地有2個無症狀感染者。通知強調，摸排要到位，要點對點摸排，手機簡訊微信都可以，隨後要及時報告給社區書記、街道書記、副區長、區長。
那天夜裡，17萬條電話號碼將下發給A市的所有社區。
我的朋友用生動的語氣還原了那天的場景：
第一輪，下午六點，100個手機號分到了我朋友的社區，要求十五分鐘內上報摸排結果。這時候還早，電話那頭的人都處在清醒狀態。她詢問他們經過某地的時間地點，有沒有來過她們社區所在的區，如果來過，具體是哪些地方，哪條街，現在住在哪兒，打算何時離開？隨後，她收集答案，製作表格，上報。
第二輪，九點零六分，繼續收到100個電話號碼，十五分鐘內上報摸排結果。她和同事都有點兒不耐煩了，為什麼就不能一次性把電話發下來？但沒人解釋這些，大家只能在辦公室集體待命，等待區裡的命令下發給街道辦，街道辦再下發給社區。領導說，這些數據今晚都必須落實到位。
第三輪，十點左右，還是100個電話號碼。
到了晚上十一點半，又來了一些數據。她有些擔心，已經很晚了，那些人還會接電話嗎？她和其中一個人打電話，剛開口說「你好，我是A市防疫中心的工作人員，現在有一些數據需要向你核實」，還沒說完呢，對方罵了一句，你是不是有點兒神經病？然後把電話掛了。
她知道那人為什麼罵她。如果換成是她在電話對面，她也會罵人。但電話還是得打。
第八輪，凌晨一點，接到通知，全區還有6000條電話，15分鐘內下發。
「這就好像便秘一樣。」她說。
八輪任務結束，過了一會兒，社區收到通知說，凌晨四五點還會來一批數據，不過現在大家可以先回去休息，但一定要關注群消息。她回到家，睡了兩個小時就起床了，接著去上班。
掛完朋友的電話，我開始思考一名社區工作人員的日常是怎麼樣的。我們總在新聞上看到他（她）們，有時他們的形象並不是很正面，比如進居民家打狗，或是貼封條、上鎖等等。但我們好像得承認，除去那些極端的情況，很多時候是社區工作人員維繫著中國當下的防疫體系。往大了說，是他們在維繫中國的網格化管理。我想知道這一切究竟是怎麼進行的，於是我來到A市，和我的朋友長談了幾次。
2
原諒我必須在這篇文章中模糊掉一些信息，暫且稱呼我的朋友為K，她所在的城市為A市，社區為B社區。
A市有一千多萬人口。K出生在這裡，也在這座城市長大。她27歲，喜歡嘗試新鮮事物，比如看饒舌歌手的現場，脫口秀，或是孟京輝的話劇。她沒有亮眼的學歷，在找工作時會面臨一些現實的麻煩。來到這個社區前，她做過綜藝節目的剪輯。那時她在一家大平台的節目剪輯部。但這份工作並不理想，沒有五險一金，有項目的時候，她常常連續通宵一個月，也始終沒有轉成正式員工。她總是調侃自己在「掃黑工」。脂肪迅速進攻了她的身體，她在三年裡胖了大約60斤。
後來她提了辭職，有一年時間待在家裡，專注減肥。當她的體重回歸正常，身體的指標也回歸正常時，她開始思考能否尋找一份穩定、相對輕鬆，能夠掌握自己生活的——換句話說，一份有保障的工作。
2020年秋天，經過朋友介紹，她加入這個社區。到社區第一天，走進辦公室，她看見一個貼著「群眾接待」的窗口，五個座椅，窗外有兩三棵松樹。她並不太了解社區具體做什麼工作。不過，她此前聽說，社區工作就是坐在桌前喝喝茶，主要負責和群眾打交道，不會很忙碌。
她簽署了合同，但屬於某種意義上的「臨時工」。她花了很長時間才弄明白中國社區的管理體系。社區的全稱是社區居民委員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機關對居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
通俗一點說，在城市裡，社區一般歸街道辦事處管轄——而街道辦事處已經是中國行政組織體系的最末一層。根據民政部統計，截至2021年，中國大陸地區有8793個街道辦。至於社區，民政部還有一組數據：中國大陸地區大約有65萬個城鄉社區，近400萬名城鄉社區工作者，平均一個社區有6個社區工作者，每個社區工作者面對350名居民。
但是，社區不算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不是公務員編制，也不是事業編制，而是按照一種「員額」制度進行管理。K如果想要成為「員額」，又需要參與區級政府組織的考試和選拔。她決定先開始工作，同時準備考試。
到崗第一天，領導給她安排了工作內容。在中國的社區，工作人員需要負責兩塊內容，一塊叫做「條線」，負責和不同的行政機構對接，另一塊叫做「網格化」，負責和居民對接。首先是條線，她第一次聽說社區會涉及如此多的領域：民政、衛健、人社、司法、環保、安全生產、食品安全、黨建、城管、經濟發展等等。K所在的社區有十八個員工，每人要負責三、四個條線。
具體到底負責一些什麼呢？如果你在K的社區辦公室坐一會兒，就能在電子屏上看到如下能夠在社區辦理的事項：
「辦理小餐飲經營許可證
辦理食品經營許可證
辦理城鄉居民醫療保險
辦理退休人員養老金領養資格
辦理求職登記
辦理靈活就業社會保險補貼申請
辦理申請創業小額申擔保貸款
辦理殘疾人兩項補貼申領
辦理精神病人專項救助
可提供相應材料，由社區審理、街道初審、區級辦結。」
在一次朋友聚會上，一個朋友問K，社區究竟管些什麼？
她反問，你覺得社區應該管些什麼？
朋友說，比如街上的綠植，你們管不管？
K笑了起來。「那的確是我們的管轄範圍，不過如果你來，我們會接待你，然後我們會告訴你，並且說服你，為什麼這棵樹不歸我們管。」
至於網格——K的社區里大約有一萬居民，劃分為十八個網格，每個工作人員負責一個網格。K負責的網格里大約有300戶。她的照片被貼在五個單元樓的門口，附上聯繫方式：我是xx棟網格員，我為人民服務！
與此同時，網格化又和條線相互關聯。我們仍然拿防疫這件事舉例，每當區級或街道辦下發需要處理的疫情相關事項，總是先由社區裡的防疫專干（這個職責往往由負責衛健條線的人員承擔）受領通知，接著，防疫專干將通知負責具體樓棟的網格員，讓這位網格員去和那位該進行一些防疫措施（比如集中隔離、做核酸、做流調）的人聯繫。在疫情之前，衛健條線相對輕鬆，主要負責計劃生育，做一些分發免費保險套之類的工作。但在2020年之後，這條線的員工再也沒有清閒過。
K領到的條線之一是宣傳，這是一條無論何時都很忙碌的條線。宣傳是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無論你做了什麼，如果你沒有「拍照留痕」（K的專業名詞），那就相當於白做了。
剛上崗的時候，K抱有很高的熱情。她買來一個厚厚的筆電，將一個月內所有待辦的事項整齊地列在上面。但是一年後，她對這份工作已逐漸失去了熱情，筆電上的字跡逐漸潦草，那些瑣碎的事也都被她通通略過去了。
接下來，我們將通過K的筆記，仔細看看她在這十五個月里的經歷。
3
2020年11月，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
到崗第二天，領導希望K參與協助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信息搜集需要在一款軟體上完成，分為兩輪。第一輪搜集較為基礎的信息，比如文盲率，家裡人口數，生育情況等等。第二輪建立在第一輪的基礎上抽樣，被抽到的居民將需要完成一個長達三四十項的調查，那份調查就更詳細了。
K領到一個「人口普查員」的工作牌。第一輪，她一共需要普查340戶。
第二輪，她在一棟樓的電梯門口等一位被抽查的男人。等了很久，男人出現了。K拿出表格開始記錄。但也許是因為問題太多太詳細，男人突然不耐煩了。
「你們為什麼調查這麼詳細？搞什麼大數據，侵犯我隱私，是不是要來查我？」男人說。
他中斷調查，走回家，將門關上。K被男人突然的憤怒嚇住了，僵在原地。她知道男人針對的不是她。但在那一刻，她成了這場憤怒的載體。
2020年12月加班條
K已經學會熟練撰寫宣傳新聞稿。新聞稿通常不長，大約六七百字，重點是要配上清晰、角度多樣和精美的圖片。
這個月她幾乎都在加班。她第一次填寫了加班條。加班有加班費，時間累計三個小時算一個加班，一個加班30元。一整天加班就是80元。加班後需要填寫加班條申請。每個月600元加班費封頂，封頂的意思是不可以到600元，最多580元。
2021年1月「搭車」
K接到了一個讓人頭疼的任務。街道辦下發指令，說每個社區每月必須在市級以上的媒體發表不得少於8篇報導。一旦少於8篇，將予以通報批評，同時與年底績效考核掛鈎。
這可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她會將一篇信息稿投到許多市級省級新聞網站，看網站的編輯是否會採納。只有被採納，這篇信息稿才算有效。也有簡單的辦法，和網站簽打包合同，不過需要錢。K的領導認為這是一筆沒必要的支出，K只能靠自己。她開始研究網站編輯選稿的品味，通常來說，有關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活動最容易被採納。
K最常做的就是根據各個條線專干組織的活動進行拍照。不過，有些條線需要完成的宣傳任務量實在是太重了。社區工作人員的應對是「搭車」。
比如，每當一些老年人前來參加社工組織的活動，只要旗幟和橫幅到位，他們就會儘可能多給老年人拍一些照片。只要背景更換，這既可以充當志願者活動，也可以充當文明創建的活動。社區里會互相通知，如果有什么正要準備的活動，需要搭車的專干們，準備好資料，上車。
2021年2月點讚
K的朋友圈開始出現一些和以前很不同的內容。比如說，《幸福A城，靠你我創建！》《A城，真美！》。這是宣傳專乾的另一項工作內容：在網上發表評論。
她會通過一個軟體完成任務，將上級要求轉發、評論或是點讚的新聞連結轉到她的朋友圈，轉發完需要截圖向上匯報。街道負責人常常在群里看各社區匯報情況，比如，「某某社區應該完成15條，現在只完成了5條。」
K有時會請求社區其他條線的同事轉發或留言。但有時指令下達得很晚，比如晚上十點，這時候，K又只能靠自己了——她為此註冊了三個微博。她通常在截圖後就將那些朋友圈和微博刪掉。
有一次，要求評論的連結是某晚會即將舉行的新聞。其他社區工作人員回復得比較長，「跟我一起守在電視機前看吧！」但那天她很累了。她只在底下留言了兩個字：「期待！」
等到過年，她留守社區值班，領到150元補貼，兩桶方便麵，一盒德芙巧克力。
過年時還有另外一項任務。她需要教會值班的同事們使用最新的網際網路輿情系統。他們需要在網上關注本地的重點新聞，以及大家究竟在討論些什麼。然後上報。
2021年3月志願者
她經常需要在早晨七點半到八點，或是下午四點到五點，穿上志願者服裝去馬路上站崗。事實上，真正願意當志願者的居民很少，大多時候是社區工作者在充當「志願者」的角色。
K站在馬路上，通常什麼也不干，也不用揮舞旗子。那更多是一種象徵意義，只用告訴大家這裡站著一個人。有時過往行人和她開玩笑，問她是不是騎電動車闖紅燈被交警抓了才會被懲罰。
她還需要上路巡查，督導社會宣傳內容，比如那些公益海報宣傳海報，是否污損、破舊、褪色、過時、不合時宜。
2021年4月群眾接待
K接到了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她要坐在窗口前做群眾接待的工作。
K認為，群眾接待才是一個社區工作者最應該做的事。無論是分發粘鼠板，辦社保，去通知物業修理居民樓里的燈，把影響老年人的坑窪不平的道路換掉，這都是實在的事情。她很喜歡坐在窗口和人們聊天。
問題是，這讓她變得更忙了。她手裡的條線逐漸增加到五個，但不斷響起的諮詢電話，不斷上門的群眾，總是會將她手裡的任務打斷。
在社區工作里，群眾接待是最吃力不討好的活兒，並沒有一個專門的條線負責這塊內容。也就是說，嚴格意義上這並不是他們的主營業務。以前大伙兒總是輪流坐窗口來做群眾接待，但自從她坐到這個位置後，其他人就不再搭理那些響起的電話了。K說，她忙得廁所也沒法上，水也沒法喝，一直沒有停過。
但領導說，作為社區工作人員，必須學會多條線工作同時進行。領導們最愛說的一個比喻就是：「要學會雙手彈鋼琴。」
2021年5月打疫苗
本月的工作重點是組織打新冠疫苗。K覺得，人們的心態很奇怪，社區很早就開始宣傳可以來這裡免費打疫苗，但那時沒人來打。等到傳出疫苗不夠打的新聞，所有人都來問想打疫苗怎麼辦。
K的社區組織了兩次集中打疫苗。每次早上五點就有人來社區門口排隊，到了八點，社區開門，負責打疫苗的衛生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還沒有上門，隊伍已經從街頭排到了街尾。也許人們等得有點兒不耐煩了。這時，另一個同事說，排隊不要擠，擠也沒用，要先拿表登記。瞬間，長達一公里的隊伍散了，大伙兒更擠了，試圖衝進社區辦公室。領導讓K趕緊去門口堵住，千萬別讓人群衝進來。
K去堵門。她戴上一個小蜜蜂擴音器，大喊：別擠，別蹭，衛生院的人還沒來！
人群並不配合，K說，人們就像發了瘋似的。
2021年6月填坑
K去參加了很多會議。這些會議多由區級政府組織，和K沒有直接聯繫。K只是一個「與會人數」。
社區工作人員將這樣的參會稱作「填坑」。
2021年7月一份證明
這個月的某一天，K正在值班，一個男人走進來。他說，醫院要求他來找社區開證明以方便報銷使用。
證明內容如下：
「事故證明：本人於X月X號不慎被動物咬傷，申請特殊證明。」
K對這樣奇怪的證明要求已經習以為常。社區沒有執法權，也並不承擔什麼證明的資質。但總有各種各樣的單位要求社區來出具證明。比如，親屬關係證明，死亡證明，居住證明。K認為，這是機構採取的一些「分責」行為。要求社區開證明，也就要求社區承擔審核的作用。假如未來被對方告上法庭，社區也要承擔某些責任。
2021年8月防疫
這個月，K和同事們的工作重心都在防疫。她們要做的不止是摸排打電話，作為「五包一」的一名人員，每當從區疾控中心接到有關密接、次密接、入境人員、「時空伴隨者」、高中風險地區經過者、需要集中隔離或居家隔離的人員通知時，如果那些人在K的網格，她需要實時跟進「管控對象」的狀態：督促他們按照要求時間頻次發核酸報告，給居家隔離人員買菜，帶衛生服務中心人員上門給相關人員做核酸，或是親眼看著次密接和密接坐上轉去集中隔離的救護車。
「五包一」是針對疫情中某些管控對象的負責人員，分別為街道幹部、社區幹部、公安幹警、社區醫務工作者、網格員，五人對一人負責。
舉行集體核酸檢查時，衛生服務中心的人還會要求社區派工作人員負責核驗身份證、發放核酸樣本信息貼紙的環節。
她還需要處理同片區的舉報。一個網格對應一個片長，片長指該網格中的居民代表（通常為已經退休的老年人），輔助社區工作。在疫情發生時，片長會隨時盯著居民們的走向。之前，有位在K社區里開麻將館的老闆前往中高風險地區旅遊，發了朋友圈。後來那裡變成中高風險地區，老闆偷偷將朋友圈隱藏了，繼續開麻將館。這時有居民將這個老闆舉報給了片長，片長又匯報給網格員。麻將館當然沒法開了，老闆也居家隔離。
後來，K接到通知，要求社區工作人員參加核酸採樣和穿脫防護服的培訓。
「現在採樣怎麼都要讓社區來了？」另一位社區人員說。
2021年9月-12月文明城市創建檢查
A市所有社區最忙碌的一件事就是文明城市創建檢查。檢查波浪式抵達，先是區級，再是市級，省級，國家級。
首先，評選一個城市是否文明，是看看這個城市的衛生做得怎麼樣。K的微信24小時待命。她隨時可能接到通知讓她去處理網格里的「動態問題」：比如去路上監督商鋪將「大拍賣」、「店鋪轉讓」的廣告撕掉，商鋪不會總是配合，因此需要來回巡查。還比如進單元樓里清理牛皮癬廣告，用油漆將印章刷乾淨。再比如居民樓窗口伸下來的電瓶車「飛線」，樓道里堆積的物品，都需要在迎檢時處理乾淨。轄區裡的酒店也讓人頭疼。總有人在酒店門口撒色情卡片，有時一個男人騎著摩托車在前面扔卡片，K就在後面跟著揀。
總而言之，一定要保證這段時間裡所有人都很文明。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模擬入戶」，尤其是在面對國檢時。國檢巡視組會在一個城市裡抽取社區樣本進行檢查，其中一個環節是進入居民家中問卷調查。K說，他們必須先提前入戶，讓居民「胸有成竹」地回答出所有和文明創建相關的問題。如果碰到不那麼配合的居民，K還需要做方案，想盡一切辦法不讓檢查人員往那棟樓走。
當巡視組抵達A市時，他們的行蹤早已在社區工作人員的群里公布了。領導叮囑，大家一定要記住巡視組的臉。
抽樣結果出來了，沒有K所在的社區。辦公室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
4
在2020年新冠疫情之前，我的生活很少和社區工作者發生交集，更不知道網格員的存在。在我的家鄉（南方一個省會城市），我對社區僅存的印象似乎是上學時需要找社區蓋假期的「義工證明」。後來，我們家的街道掛上了一個社區的喇叭。喇叭每天會準時響起，來回播報一些通知，比如：「大學生徵兵正在進行中」，或者，「禁毒人人有責，舉報吸毒者有獎，最高可獲二十萬元。」
但疫情之後，「社區」或「社區工作人員」突然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進入了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在北京，我多次接到我居住的社區打來的電話。起初你會以為這個陌生電話是推銷，但漸漸你會熟悉這個電話號碼，最後，任何陌生電話你都不敢拒絕。
我第一次接到他們的電話，是在2020年夏天，那時我途徑上海，浦東的一條街道成了中風險地區，我雖然沒有經過浦東，但回到北京後，我的健康碼忽然變黃，於是我按照北京健康寶的彈窗提示，前往所在社區報備情況。
我在網上查到社區的地址，走進一個隱藏在老式小區裡的居委會（之前我從沒有來過這裡）。它在一棟樓的一層，旁邊有水果店和乾洗店，門口的宣傳欄讓它和其他建築物區分開。走進去是一個二三十平方米的接待室，辦公室里大約有三四個社區工作者，都是女孩，都很年輕。桌上有四台電腦，摞著厚厚的資料。其中一個女孩接待了我。我表明情況，出示核酸報告，填寫一張未經過中高風險地區的承諾書。女孩說，我也許被大數據誤捕了。她將我的信息登入電腦系統。我問，我的健康寶需要多久才能回到正常？女孩聳聳肩：「也許一兩天。」她們能做的已經做完了，剩下的就只能等待系統將我移出大數據名單。
第二次，我又途徑了一個有中風險街道的城市，回到北京後，我的健康寶沒有變黃，但我仍然接到了社區的電話。電話中，那位工作人員讓我立即去參與集體核酸。我解釋說我並沒有經過中風險區域，只是抵達了那個城市。我的解釋顯然無法奏效，工作人員也拒絕了我自行尋找醫院做核酸的請求。
「那集體核酸是鼻拭子還是咽拭子？」
「你可以到現場和醫務人員商量。」她說。
現場只允許鼻拭子。我有點無奈，後來當我再接到社區打來詢問疫苗接種情況的電話時，我難免喪失了一些熱情。說實話，我有些煩了。直到我和K長聊過幾次後，我試圖換一個視角——也是中國接近400萬名社區工作者的視角——來看待這些經歷。
中國現行的社區體系最早源於1949年。1949年10月，杭州市上羊市街成立了「上羊市街居民委員會」。這是中國第一個居民委員會，它象徵著中國歷史上悠久的「保甲」制度的結束。到了1986年，民政部首次將社區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在疫情期間，社區工作者構成了一個中國從未有過的防控體系。
這個防控體系還建立在網格管理上。在2013年一篇發表於中國社會學網的文章說，社區的網格化管理於2004年由北京市東城區首先在城市管理中實踐，隨後在北京朝陽區、上海、深圳和成都等多個城市（區）試點。2013年中國各地開始推行社會治理網格化工作，即在一個社區中劃分網格，每個網格都和一個社區工作者掛鈎。2019年進一步推行。網格化治理試圖實現的目標是：小事不出網格，大事不出社區。
但這一設想直到2020年疫情發生才徹底推行下去。同時發生的事實是：社區工作者承擔了越來越繁重的任務和職責。
K的一位同事已經在社區待了十五年了。她說，這份工作當然有些好處，比如離家很近，即使工資不高，日常相對輕鬆。但自從新冠疫情發生後，社區忽然得到了大量的關注。而根據「屬地管理」原則（誰的地盤誰負責），所有的行政機構都開始向社區下放工作，社區的任務越來越重，連她這個老社區工作者都經常抱怨了。她拿文明城市創建這件事舉例：「上街當志願者，撿垃圾，這應該是屬於環衛和城管的活兒，你說，這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在這樣的處境下，社區開始招聘大量的年輕人。這也推翻了我曾經以為居委會人員都是中老年女性的印象。這些年輕人幾乎都是經過公開招考，或是直接與社區網格化管理分中心簽訂勞務合同。
當我在社交網絡上搜索社區工作人員時，知乎上的一個帖子提問：「社區工作者這個職業怎麼樣？」
大多數人的回答都是勸年輕人絕對不要進入社區工作。一位社工提到社區在行政管理體系中的尷尬定位：工作時歸街道辦管轄，發福利時就說不屬於街道辦，大型活動加班時說會有補助，發錢時就是志願者。另一個天津的社區工作者說，疫情可以看出社區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沒有人認可你的工作，沒有發展前途，工資也低於天津的平均工資。
還有許多人會強調社區工作者的高壓和強度。比如一位22歲的鄭州社區工作人員說，鄭州發生疫情時，她參與組織集體核酸，連續幾天沒回家，等回家的時候身上都臭了。她在社區待了八個月後離職。另有人說，瀋陽疫情，她打流調電話，越打越崩潰。一個在杭州工作五年的社區工作者說，他最厭煩在網上發表評論的工作，他後來辭職去學習編程，他認為這個世界根本就不美好，到處充滿了謊言，只有計算機才是真實的。
不過，也有一條答案寫道：「這個就看你的心態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我的另一位朋友評價，社區工作人員像是中國當代的「吏」。這與社會學意義中的「社區」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社區的定位更像是國家的社區，是國家向市民投送公共服務的基層載體。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的副教授王德福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當城市管理要求要像繡花一樣精細，尤其要求在居住小區落地，社區承擔了越來越多的職能，但它的治理資源仍然處在有限的狀態，因此它很難適應。
而維繫這個治理體系的是大量像K這樣的年輕人。有時我覺得，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像是電池，為體系充滿電後就疲憊地離開了。
5
我抵達A市時，K正為文明城市創建迎檢忙碌。我們只能在她下班後——通常是晚上十點，才能在一家麥當勞里見面。她開著一輛電瓶車過來，車前蓋上了一層軍綠色擋風被，這是她工作用的交通工具。和我們上次見面相比，K胖了一些。她個子不高，穿一件淺色羽絨服，扎著馬尾，黑眼圈很重。我們在一張桌子前坐下。K點了一份洋蔥搖搖薯條，隨後打開手機。
我們一共見了五次，花了十多個小時看完了她的工作筆記，和她手機里17000張和工作相關的照片。她的工作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忙碌。講到最後兩個月，K失去了耐心。
她一直在嘆氣。「唉，這是去填坑。」
緊接著她又嘆了一口氣。「唉，這是寫材料。」
在社區工作一年後，她的體重迅速反彈回給綜藝掃黑工的時候，甚至還要遠超那時候。她體質易胖，如果想保持正常身材，必須正常作息、克制飲食和大量運動。但在社區工作時，她很難做到這些。現在，她已經習慣將脂肪隱藏在厚厚的棉襖里。
你很難想像真正的「肥胖」究竟意味著什麼，K說。她在網格里來回走的時候，大腿內側常常會被褲子磨爛，即使她穿的已經是最大碼的褲子。
不過，對K而言，現在最困擾的問題是，她不知道這份工作的意義所在。她最開始是奔著「員額」去的——現在，那個「員額」看上去怎麼都無法等到了。剛加入社區簽署工作合同時，K聽領導和同事們預測，區里這年一定會舉行社區的員額招聘。根據風聲，名額應該有3個。到時候，全區的社區臨時工都將競爭這兩個名額。
聽上去，這是一個難度有點兒大的考試。K那時並不擔心。她起初的設想是，先拿到員額，在這個社區熬五年後當上一個小領導，進入社區的兩委班子後再熬上五年，她就能夠擁有一個去考定向公務員的資格。
然後，她就擁有了一個編制。
「考上編制之後呢？」我問她。
「那我倒沒想過。」她喝下一大口冰水。也許，對K來說，「編制」更多的是一種象徵意義，似乎編制本身就足以成為想像中生活的終點。
但一年過去，她連「員額」考試的影子都沒看見。「員額」並不像公務員和事業編考試那樣定時，更多是各個區級政府根據需要進行選拔。她覺得這個目標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了。作為一個臨時工，她既沒有足夠的錢（最近她信用卡還欠了一些錢），也沒有考核標準（意味著領導安排的所有工作都是她的任務），更沒有未來。我覺得她有時比大城市裡網際網路公司按照「996」制度上班的員工還要忙碌，可她不知道這樣的忙碌究竟是為了什麼。有時，K實在是被這份工作的忙碌和焦慮弄煩了。她隱約覺得自己的狀態有些不對勁。她去看了心理醫生，結果顯示中度抑鬱和焦慮。
我們望向窗外，夜很深，街上已經很難看到車。這時，我們忽然看見三個身著紅色馬甲的志願者，兩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他們都很年輕。A市的冬天很冷，他們說著話，拿著垃圾夾在街上走，白霧從嘴中呼出來。
「看吧！又是為了文明創建加班的社區工作人員。」K說。
據我觀察，能使這個治理體系運轉下去的，也許是一種品質——服從與執行。K到社區的這一年，無論她接到了什麼看起來完全無法理解的任務，她都一定會執行，並且完成它們。她不會深想這些任務背後的意義，或是這些任務和自身的聯繫。
窗外有一座天橋。K提到，那座天橋正好處在兩個社區管轄的中間地帶。有一天，天橋上來了一個流浪漢，第一個社區的工作人員聽說消息後很快趕過來，他請流浪漢挪一挪位置，挪到天橋的橋尾，橋尾是第二個社區的管轄範圍。緊接著，第二個社區的工作人員也來了，他又請流浪漢挪回原來的位置。
到了最後，流浪漢實在受不了兩邊的打擾，離開了天橋。
餐廳很快就要關門。我問K，如果她真的打算辭掉這份工作，那她之後想去做些什麼呢？
她又陷入了猶豫。
K剛到這個社區的第四個月（那時她還沒有那麼忙碌），有天加班完回家，她看到綜藝《戲劇新生活》，其中一個段落是幾位戲劇演員在錄製地點看到一架鋼琴，就輪流坐上去，像拉家常似的隨意彈了起來。她反覆將這個片段看了很多遍。過了兩天，她也去報名了鋼琴培訓班，30節課，兩年內上完。她去上了幾節課，開始能夠彈一些簡單的段落。但到後來，加班越來越多，她的鋼琴課就閒置了。
K說，她很羨慕這些人。那個綜藝段落里，那些人看上去擁有一件發自內心熱愛的事情，而她不知道自己熱愛什麼。一個年輕人的生活支點應該由什麼構成？消費和娛樂？金錢？還是工作？
有時她會問身邊的朋友。同樣的問題，朋友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回答。許多人是聽從家裡的安排。K的父母對女兒能在社區工作已經感到滿足。聽說K想辭職，她的父母和她吵了幾次。
答案是什麼呢？K仍然很迷茫。「也許，等我辭職了，我還是會去考公務員。」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