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不少人一提起所謂「舊社會」，特別是民國早期軍閥割據年代，就會按照黨的教育所形成的「定式思維」，認為肯定是不許人講話，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實際情況是這樣嗎？現在就聽我給您講點「稗官野史」類的故事吧！
看過魯迅雜文的人不妨想想，像他的《紀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之類的文章，放在1955年，早就是「比胡風還胡風」的「反革命」，更遑論反右和文革了。筆者在這裡要講的這位，當然沒有魯迅那麼大的名氣，他只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個小人物，既無顯赫的家世，也不是什麼款爺，大腕。只是個家道小康但頗有文才的老學究而已。此人姓劉名思亮，是清代的一位飽學秀才。家中開了一家茶館，就叫「思亮茶園」。他閒來無事便愛舞文弄墨，吟詩作對。當時成都報紙都很少，當然更沒有網際網路讓他發帖。於是他便自任主編，撰稿，校對，印刷，發行，集大權於一身，用當時極簡陋的油墨印刷，印出一期期的《思亮隨刊》。據他自己解釋，所謂「隨刊」，一是見啥說啥隨便講，不受什麼主旋律，次旋律，正能量，負能量的限制，當然更不會去看官方的臉色，揣摩領導的意圖；二是隨時不定期出版，或三、五日或十日八日，十分隨便，故曰「隨刊」。
下面再來看它的內容，也很隨便，沒有什麼社論之類的大塊文章，就是些俏皮話，一首詞，幾句打油詩，甚至一副對聯便可一事一議。但對時事的針砭，其鋒芒的犀利，卻往往是入木三分。例如，當時成都軍閥當局，徵收某些捐稅，其中一項叫「糞捐」，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環保排污費」，不過那時的軍閥卻沒有今天的官員這麼有文彩，這麼會巧立名目，更不會用這麼好聽的新名詞。像我家中的自來水，每噸水費之外還要外加「污水處理費」若干元。也沒人敢說一個「不」字。由於這「糞捐」二字確有點欠雅，於是劉老先生便在他的隨刊上刊出一幅對聯加以調侃：
自古未聞屎有稅；
而今只剩屁無捐。
不僅叫人看了捧腹噴飯，其對仗，平仄的工穩也幾乎無懈可擊。不過有關當局並未因此請他去「喝茶」或說他在「尋釁滋事」。
不久，當時四川的都督（即省長）並總管軍政的劉湘，從外地買回了一艘舊的小炮艇，命名為「巴渝艦」游弋於重慶一帶長江水上，在當時就等於是今天美國的核動力航空母艦里根號一樣的威風了。但我們的劉老兄就偏要去摸一下「老虎屁股」，便在他的「隨刊」上發了一首詩：
都督有艘巴渝艦，
由渝到萬才十天，
不是沿江灘陡險，
幾乎勝過柏木船。
寄語沿江船夫子：
撞爛軍艦要賠錢！
這種挖苦，用今天的話來說完全是惡搞，甚至是敵對的態度。別說木船，就是走路，從重慶（渝）到萬縣也要不了十天，當然更不要說木船怎麼可能撞爛炮艇？如此誇大其詞，顯然出於惡意。如果讓我們《環球時報》的單仁平先生來加以分析，那肯定是「敵對勢力」對我黨、我軍的誣衊了。可是他說了以後，有關部門也未找他去「談話」什麼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十月十日便被法定為國慶日，又名「雙十節」。每年這一天，都要舉辦慶祝活動，而且十分隆重。如扎牌坊，掛國旗，敲鑼打鼓，晚上還有火炬遊行，又名「提燈會」。記不清是哪一年的國慶節，劉思亮先生竟敢寫下一付對聯，明目張胆地將其貼在當時成都鬧市區「商業場」的一座牌坊上。
上聯是：普天同慶，當慶，當慶，噹噹慶；
下聯是：舉國若狂，情狂，情狂，情情狂。
橫批是：慶祝國慶。
從文字內容上看，自然還談不上「反動」二字，但用「噹噹慶」，「情情狂」，這樣敲鑼打鼓的像聲詞來寫慶祝國慶的對聯，而且張貼於公共場所，不說你是「反動標語」或「煽動顛覆」，至少可以說你是擾亂社會秩序，尋釁滋事吧，行政拘留加罰款，弄不好叫你上電視上去「認罪」也不足奇。但此事最後也是一笑了之。這也足以體現出當時的社會環境對言論，文字的寬容精神。
更精彩的是抗戰初期，當時四川的軍政首長劉湘病逝。在辦喪事時，劉思亮大搖大擺走到靈堂前給劉湘送去一幅輓聯，上聯是：「劉軍長千古」。這完全是對的，但下聯卻是：「中華民國萬歲」。大家都十分詫異看不懂，便問他「劉老師你這輓聯是怎麼的啊」？「千古」對「萬歲」是可以的；但「劉軍長」三個字，怎麼能對得上「中華民國」四個字呢？劉思亮一聽，連連點頭說「你們說得好，『劉軍長』，就是對不起『中華民國』啊」！
如此的奇思妙想，實在太絕。尤其對當時獨當一方的軍政首長也敢如此近乎刻薄地挖苦，並且敢拿「祖國母親」的名稱來戲謔。若是在今天，那還得了？可劉老先生最後仍「全身而退」平安無事。所以那些開口就說「舊社會沒有言論自由」的人，不妨設想，假若當年「偉大領袖」去世時，誰敢擬幅對聯：「毛主席千古；中國人民萬歲」，那麼你不是「反革命」才怪！弄不好，腦袋掉了也不奇怪。
劉思亮先生這類事，在民國時期決不是個別例外。前文提到魯迅，不僅對當時社會黑暗面的揭露是那樣的辛辣。甚至對國民黨政府處決共產黨人，魯迅也於1928年4月30日在《語絲》第四卷第十八期上發表《鏟共大觀》一文，公然敢對當時政府殺共黨暴動者之頭加以冷嘲熱諷。甚至不無「煽動」地寫道：「但是，革命被頭掛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任何主義的革命都如此」。這樣明顯的「煽動」話語，若在中共搞「鎮反」時，誰敢去這樣講，不被立馬抓捕判刑才怪。至於儲安平、吳晗、浦熙修這些文人、記者對國民政府的抨擊更是人盡皆知的。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今日當局諸公，是否也可在看完人家過去執政時之樣子的同時，想想自己的「雅量」是否可以稍微大一點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