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末，徐遲與數學家陳景潤在一起。同行作家黃宗英、周明、秦牧
首聚北京暢談寫作
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由《人民文學》主編張光年主持，在北京東直門海運倉總參招待所，召開了一次有一百多位名作家參加的文學工作者座談會。
出席會議的有時任文化部部長的黃鎮、時任中宣部部長的張平化，郭沫若因病未能與會，寫來了祝賀會議召開的親筆信。與會的還有茅盾、周揚、夏衍、曹禺、周立波、劉白羽、林默涵、秦牧、峻青、周而復、葉君健、曹靖華、吳組緗、杜宣、曲波、韋君宜、唐弢、王願堅、鄒荻帆、雷加、逯斐、草明、蔡儀、阮章競、金近等百多人（當時王蒙、鄧友梅、從維熙、劉紹棠、李國文等作家的「右派」問題還沒有改正，仍在外地，尚未回京）。
會議期間，人們傳說著詩人徐遲繼《地質之光》後，又多次去中關村數學所深入採訪，寫了一篇高瞻遠矚、激情澎湃的《哥德巴赫猜想》，已發《人民文學》1978年第一期頭條，不久即將和廣大讀者見面。
徐遲《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1977年12月30日那天，在周揚作了長篇發言之後，一個身穿黑色中山裝的人，站起來繞過坐在前排的我，健步登上講台。他前額寬闊，頭頂稍禿，一副濃眉下，眼睛炯炯有神。這就是我心儀已久、二十二歲就出了第一本詩集《二十歲人》的詩人徐遲。他興奮地述說招數月來涉足於自然科學領域的深切感受。他說，他先在地質、地質力學等學科里跋山涉水；後來在數學、解析數論的王國里探隱索微；還準備出門，到流體力學和熱帶、亞熱帶溝谷雨林里去踏訪。他說，科學界人物崢嶸，為國爭光，事跡感人。令人憤怒的是，科學和文學一樣，都受到魑魅魍魎們的嚴重摧殘，殘酷迫害……他們的罪行罄竹難書，令人落淚千滴萬滴，不堪回首。但是，嚴冬過去，春天已來，氣候轉暖。危機到了極點，就會發生轉折，我們終於迎來了偉大的勝利……
詩人激情洋溢的發言，博得與會者熱烈掌聲。
兩周之後，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學》出版，《哥德巴赫猜想》與廣大讀者見面。緊接著《人民日報》於1978年2月17日全文轉載。整個文壇、整個讀書界立刻沸騰起來了。人們眉飛色舞地談論著這篇振聾發聵之作，訴說著徐遲用形象語言描繪陳景潤在抽象數學高原上艱苦攀登的華彩篇章；背誦著文中描寫的數學演算的稿紙，像漫天飛舞的雪片，堆積在樓板上，足有三尺深；熟記著作者所說的高等數學演算篇頁「是空谷幽蘭、高寒杜鵑、老林中的人參、冰山上的雪蓮、絕頂上的靈芝、人類抽象思維的牡丹……」啊，這哪裡是記者採訪的新聞語言，絕對是詩人的妙筆生花。
兒時徐遲（中立者）在南潯與兄弟姐妹合影
其時，徐遲已接受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的委託，和責編周明一起，深入雲南西雙版納亞熱帶密林採訪植物學家蔡希陶的重大貢獻去了。除夕前後，他們鑽進偏僻蠻荒的原始森林裡埋頭苦幹。他們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已引起全國性轟動，詩人點起的這支數學火把，已照得華夏大地一片亮堂，人人讀《猜想》之文，家家議景潤之事，盛況空前。
徐遲採訪完畢，寫出了《生命之樹常綠》，慎重送給當地領導審閱，然後和周明一起，攜稿回京。坐在飛機上，徐遲惜時如金，拿出印有「人民文學」字樣的稿紙，對報導文學作修改、潤飾，被眼尖的空姐瞥見。她用挺驚訝的語氣問：「老先生，您就是《人民文學》雜誌的？」徐遲笑笑，指指旁邊的周明：「他是《人民文學》的。」空姐興奮地說：「這期《人民文學》刊登了徐遲寫的《哥德巴赫猜想》，人人搶著讀。我們看了非常感動，寫得太好了，大家奔走相告。」周明告訴美麗的空姐：「他就是徐遲，文章是他寫的。」空姐兩眼放光，連忙向徐遲深深鞠躬：「老先生您辛苦了，您寫得太棒啦！我代表讀者謝謝您。」
回到北京，聽到一片讚揚之聲，徐遲反而感到羞澀、不自在，連忙躲進北大燕南園採訪物理學家周培源去了。
1935年，徐遲在家鄉南潯中學門前的留影
過了兩個月，當徐遲和周明再去中關村看望陳景潤時，發現他的生活、工作條件大為改善，已有了自己的辦公室。新時期文學中最早出現的新人典型陳景潤，收到了來自全國四面八方的讀者來信，來信堆放在辦公室地上有幾麻袋之多。有一袋信件另放在屋子最裡邊，上面還覆蓋著幾份雜誌。徐遲問陳景潤：「那麻袋信為什麼另放？」陳景潤說：「那裡裝的都是姑娘們寫來的信，有的願意為我洗衣做飯打掃衛生，有的表達了愛慕之情，有的表示要和我終身生活在一起……我擔心別人看到了不好，故另放在最裡邊保存起來。」
徐遲對周明說：「數學家陳景潤，有一顆保護女孩子的心。」
為了向即將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獻禮，徐遲馬不停蹄、奮筆疾書，寫出了《生命之樹常綠》後，又趕寫了《在湍流的漩渦中》等力作。於是他成了新時期報導文學的開拓者、領跑者。在他帶領下，一批優秀報導文學作家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黃宗英在《十月》上發表了我編的、寫農業科學家秦官屬的《大雁情》，《人民日報》登出了陳祖芬歌頌內燃機工程師王運豐的《祖國高於一切》，理由在《新體育》上刊登了讚美擊劍運動員欒菊傑的《揚眉劍出鞘》……一時雲蒸霞蔚，風光無限，群雄並起，陣容齊整，開啟了新時期報導文學的黃金歲月。
1936年，徐遲出版第一本詩集《二十歲人》
重聚武漢東湖之濱
1981年11月30日，我和《十月》雜誌的詩歌編輯晏明同赴武漢，先去武漢軍區大院暗中安慰正在挨批的《苦戀》作者白樺，下午到武昌東湖之濱拜訪徐遲。
晏明是老詩人，出過《三月的夜》《北京抒情詩》《故鄉的梔子花》等十多本詩集。早在1959年，他就在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過徐遲的評論集《詩與生活》，故他倆是親密的文友。我們去拜訪徐遲之前一星期，晏明在北京還收到他寫來的信，談及愛妻陳松得了腸癌，動手術打開一看，是良性瘤，尚未擴散，心中大慰，說今後又可重操筆墨生涯矣……
我們到徐遲家時，他正在午睡。他見到我們，喜出望外，便把我們領到書房裡坐下來交談。我趁兩位詩友敘舊之際，細看靠牆立著的三個書架：一個書架上是一些舊的英文書；另一個書架上插著魯迅作品集、散文集、詩集，還豎立著大大小小几十個硬皮筆電——我坐在沙發上心想，這些可能是歷年積累下來的採訪本，會給徐遲創作提供豐富、生動的素材；引人注目的是第三個書架上擺著許多音樂書籍，有《音樂大辭典》《音樂家傳記》，以及徐遲早年寫作、出版的《歌劇素描》《世界著名音樂家》《音樂家和樂曲的故事》等著作。
我好奇地問徐遲：「您為什麼如此熱愛音樂？」徐遲告訴我：「我的故鄉是太湖之濱吳興縣古鎮南潯。我們那兒是魚米之鄉。南潯有小蓮莊公園，有嘉業堂藏書樓，有中國最早的絲綢業。我父母親都是老師。我父親在家鄉辦過一個貧兒教養院。教養院裡有個管樂隊，還有鋼琴，但沒有弦樂。我從小在音樂聲中長大，這樣培養了我對音樂的喜好。1936年，上海舉辦一次交響音樂會。我從家鄉專程趕去欣賞，會後搭車趕回浙江南潯。可見我對音樂是十分迷戀的。我特別愛聽古典音樂，家裡有幾張留聲機唱片，我想買一架落地唱機，閒來聽聽。」
1936年徐遲與戴望舒合影
接著他談起了音樂評論家李凌、小提琴家馬思聰。他說，李凌任中央樂團團長期間寫的音樂隨筆很有水平。說馬思聰在「文革」中被鬥得死去活來，為了保命才潛居到美國。他是愛國愛鄉的音樂家。他那支《思鄉曲》何等邈遠、幽美、曼妙，魅力無窮，堪稱20世紀的經典樂曲。正如李凌所說：「馬思聰不大喜歡濃墨重彩和強烈的戲劇性衝突，風格比較恬淡、素雅，有點像南國的『夜合花』，徐徐吐出幽香。」
徐遲本質上是詩人。除《二十歲人》外，還出版過詩集《戰爭·和平·進步》《美麗·神奇·豐富》《共和國的歌》，上世紀50年代中期還擔任過《詩刊》副主編。故兩位詩友談起詩歌、詩人來，如數家珍，十分熟悉。徐遲說：「論詩，徐志摩第一，戴望舒第二，卞之琳第三，艾青第四。」我插言道：「艾青排第四，評價是否低了？」徐遲認為，排名第四，也是「五四」以來的傑出詩人。你看他在上海監獄裡雪晨寫的那首《大堰河，我的保姆》多麼盪氣迴腸、感人肺腑：「大堰河，今天我看到了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壓著的草蓋的墳墓，你的關閉了的故居檐頭的枯死的瓦菲，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園地，你的門前的長了青苔的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乳兒回憶幼年深情，瀰漫於詩行之間。他站起來，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剛出不久的《九葉集》，說：「這本詩集封面上印著一支斜長著九片葉子的草莖，裝幀典雅，詩好，內容也好。上世紀40年代寫的、如此精美的詩，如今辛笛、鄭敏、陳敬容、袁可嘉等人，恐怕寫不出來了。今天只能依靠舒婷、北島、顧城等新一輩年輕人了。」他喝了口茶，對詩人晏明說：「今年是葉聖陶文學研究會辦的老《詩刊》60周年、解放後的新《詩刊》25周年，現任《詩刊》主編嚴辰約我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我今年67歲，是1933年19歲那年開始寫詩的，最初的詩發表在《現代》雜誌上。那時我是一個現代派。從風格上來說，受到了歐美現代派詩歌的影響，比較晦澀難懂，後來我寫了散文、報導文學，就比較明朗了。」
1936年，在戴望舒穆麗娟的婚禮上，徐遲第一次成為伴郎
我問他：「您最初發表的詩歌，署的就是『徐遲』這個名字嗎？」他微笑道：「不是的。我原名徐商壽。處女作沒有用『徐遲』這個名字。我上面還有三個姐姐，我是老四。父母叫我『遲寶』。發表了幾年作品，我才用『徐遲』這個筆名，原意是叫自己生活得慢一點，不要老是快節奏、性急、匆忙。不過，我這輩子也慢不下來。」
是的，徐遲的生活節奏是很迅捷的。上世紀50年代初，他作為《人民日報》《人民中國》特約記者，足跡遍及祖國各地，到過朝鮮戰場，去過鞍鋼、武鋼、包鋼，奔走於長江大橋和黃河三門峽水庫工地，日夜兼程，步履匆匆。正如他1961年自述的那樣：「我朝拜過鋼都、汽車城，親眼看見黃河清；祁連山俘虜了我的心，青海湖讓我一見鍾情；在芒崖我曾頂禮崑崙，我有心向塔里木進軍……」祖國東西南北，到處都留下了詩人的身影。「徐遲」這個筆名，也改變不了他那難移的本性。
辭別之前，徐遲告訴我們，他打算找個木匠，丈量一下房間尺寸，做一批書架，幾個屋子靠牆放一圈，再買一批書來，建立一個像樣的智庫。他壽星眉下露出燦爛的笑容，說：「我的船兒加足了油，就可在這長江之濱，揚帆啟碇。」
1938年，徐遲、陳松夫婦與大女兒徐律
再聚深圳創作之家
1992年3月5日，我和愛人從廣州乘火車至深圳，叫了一輛計程車，把我們送到西麗湖畔、麒麟山下中華文學基金會創辦的度假村。到辦事組報到時得悉同來度假的還有報導文學作家徐遲、學者王元化、兒童文學家束沛德、散文家丁寧、江波、李天芳、詩人曉蕾、《人民文學》編輯部副主任塗光群等十多人。
第二天清晨，我到花園裡晨練，巧遇曾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的王元化先生。他近日正在校對一本名為《思辨隨筆》的學術著作。從他那兒得悉，身患輕度中風的愛人張可也來了——後來我才知道這位高雅女士是上海戲劇學院教西洋文學的教授，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巴金女兒、《收穫》主編李小林，都是她的得意門生。我嚮往的前輩翻譯家滿濤，就是張可的哥哥。滿濤翻譯、出版了《別林斯基文集》，果戈里的《死魂靈》《涅瓦大街》《狄康卡近鄉夜話》，是我早年從事文學翻譯的學習榜樣。「文革」後他為了搶回時間，拼命工作，勞累過度，結果得了半身不遂，過早離世。王元化對我說，傅雷譯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把書里的住房畫一張詳圖，一個個人物從哪兒出，哪兒進，標得一清二楚，十分精細。傅雷的譯文達到了形神兼備的程度。
1950年代三劍客。左起喬冠華、徐遲、馮亦代
在林鳥聲中、玫瑰香里，徐遲走到我們的身邊，也跟我們一起談論文學翻譯。他曾譯過莫德的《托爾斯泰傳》、荷馬的《伊里亞特》、梭羅的《瓦爾登湖》、愛倫堡的《巴黎的陷落》、司湯達的《巴爾瑪修道院》，以及《雪萊詩選》，對翻譯之道有獨到的見解。他說，翻譯的標準是「信、達、雅」，既然是文學翻譯，首先要有文學性。他和錢鍾書一樣，推崇林琴南的譯文。他說，一個美籍華人和一位美國詩人合譯的《唐詩三百首》，首首有錯訛。我說：「詩難譯，美文難譯。我看過英譯、俄譯的《紅樓夢》，和原作相比，差遠了。」接著王元化、徐遲和我三人議論、比較起梁實秋、朱生豪、曹未風、方平、孫大雨、屠岸等近二十位翻譯莎士比亞作品的人中，誰的譯文最佳。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王元化先生說：「我覺得朱生豪的譯文最好。古典詩詞他爛熟於心，故筆下文字融會貫通，琅琅上口，很傳神。如果你叫他按原文照實譯出，就不流暢了，風格就沒有了。」我研讀過朱生豪譯的許多劇本，表示同意。徐遲說：「復旦大學的孫大雨教授，很博學，我對他很佩服。我主持《詩刊》時，發表過他譯的英國詩人約翰·彌爾頓的詩，質量高，音韻好，故我付給他最高的稿費。」眼鏡片上照著晨陽光輝的王元化說：「孫大雨是個怪人，精力充沛，可以通宵不睡地寫作。」徐遲走向早餐的飯廳，說：「和翻譯相比，我喜歡創作，創作自由。我總是對自己的譯文不滿意……」
3月8日那天，春雨霏霏，樹葉滴翠。小徑兩邊，杜鵑鮮紅如火，草花含露綻放。我和徐遲晚飯後散步。我回憶起1977年底他在海運倉總參招待所的發言。徐遲說：「那時是思想解放初期，我們大家都處在起跑線上，憋足了勁向前猛跑，壯志凌雲，心花怒放，好比水閘打開，激流奔瀉。那次發言後，我和周明就奔赴彩雲之南，採訪蔡希陶去了。」
1978年，徐遲在昆明採訪著名植物學家蔡希陶，即《生命之樹常綠》主人公
我告訴徐老：「受了您那篇《生命之樹常綠》的影響，我到了雲南，專門去了一趟昆明的黑龍潭，去了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看了那株您作品中提及的唐梅。」他表示關切：「那株唐梅還在嗎？」「還在。不過老態龍鍾了，只在枝頭點綴幾片葉子。1989年秋天，我在浙江天台山寺院裡看到過一株隋梅。」「啊，隋梅？在什麼寺院？」「國清寺。那株老梅倚牆而立，每當初春，開出一樹繁花，生機勃勃，仿佛正在壯年。寺中僧人把古梅上的花兒撿集起來，釀製成精美食品招待貴賓呢。」
這引起了徐遲濃厚的興趣，在一叢玫瑰花旁邊停下來，面對著我，目光神秘地考問我：「你既然對古樹很關心，那我問你中國壽命最長的古樹在哪兒？」我想了想說：「恐怕以陝北黃陵那株大柏樹樹齡最長。那株古柏相傳系軒轅皇帝手植，已有五千多年歷史了，故中國人管它叫『柏樹王』，英國人稱它為『柏樹之父』。」「這是在大陸。那麼台灣省哪株樹最古老呢？」「記得書上說台灣阿里山那株紅檜，種植於商代，距今三千多年了。」徐老對我的回答表示滿意，說：「你的古樹知識還行。1948年，我從上海去台灣，曾經拜謁過阿里山那株神木。」說著，他雙手張開作圍抱狀：「那真是龐然大物啊。」
徐遲與冰心合影
這時我們已踱到湖邊，憑欄遠眺，湖中有島，島上有樹，樹下有亭。其時暮色已合，煙雨濛濛，那裡一片模糊，不甚分明。小雨下大了，我們便回到各自住室，干自己的事去。
1992年3月11日上午，在此度假、修養的作家們排列在「創作之家」門前的草坪上合影留念。徐遲那年已78歲，眾人之中年紀最大（年齡較大的學者王元化生於1920年，72歲），可他搶先在前排蹲了下來。他笑容可掬，像孩子般天真可愛。他絲毫沒有大作家的架子，總是謙虛有禮、和藹可親，單純如稚童，透明似冰雪。
拍完照，我請徐遲到我110房間喝咖啡聊天，他欣然前往。坐進沙發之後，我給他沖了一杯雀巢咖啡。他隨手翻開茶几上擺放的、我正在看的《汪曾祺自選集》，讀到第一首短詩《彩旗》——「當風的彩旗，像一片被縛住的波浪」，他臉色立即沉下來，用書遮住眼睛，沉默不語。我問他：「您為什麼沉默不語？」他自責道：「這首短詩是我當《詩刊》副主編時簽發的。可能我害了他。曾祺大概因為這兩句短詩在『反右』中吃了苦頭，被發配到張家口外住羊圈掏大糞去了。唉，人啊，人啊，人的生活往往由無數偶然因素造成。」我談到了1991年春天和汪曾祺去雲南採風、同住一室深夜長談的情景，於是我們又提起了雲南那片神奇、多彩的土地。徐遲說起了植物學家蔡希陶對雲南經濟的巨大貢獻。徐老告訴我，是蔡希陶參與了雲南香料植物樟油、桉樹油、香葉天竺油的開發；是他發現、確定了中國北緯21度至23度昆明之南廣大土地適宜種植橡膠；是他引進了美國大金元優良煙種，經過試驗栽植獲得成功，從而使橡膠業、菸草業如今成為雲南經濟的支柱產業。你看科學家的勞動，為國家創造了多大財富！」徐遲喝了口咖啡，動情地說：「因為我愛蔡希陶，故能把作品寫好。馮牧得悉我要去雲南採訪，慷慨拿出關於雲南的全部日記讓我參考。我一看馮牧用小字寫的雲南日記，精彩之極，建議他發表，他堅決拒絕。馮牧的日記絕對是第一流的散文。」
1979年春天，徐遲與巴金在法國
我說：「馮牧在雲南多年，足跡幾乎遍及那裡的山山水水、窮鄉僻壤。有一次在芒市過潑水節，他望著夜空升起的一盞盞孔明燈，對我說：『有一晚我住在佧佤族老鄉家裡，深夜開門，雲海起伏像波浪一樣涌到我身邊腳下，你幾乎可以踩著這塊厚厚的雲毯走到對面山頭上。這是何等瑰麗、何等難忘的景象！』」
徐遲讚嘆說：「馮牧是評論家，也是散文家，更是難得的伯樂。他慧眼識駿馬，發現、扶植了多少作家啊。」
接著談到了文學與科學。他認為，搞文學，最可怕的是落入俗套。一入套子，就陳舊了，像工藝品那樣，失去了靈氣，只剩下匠氣。因此，我總是追隨著科技潮流向前走，跟著前進，這樣才能學到一點新東西，獲得一點新思想，才能不斷創新，不至於只能寫些淺表的東西。科學博大精深。科學能改變人類生活。我每天清晨兩點，一醒來就鑽研深奧的科學，鑽研理論物理學，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研究「夸克」，研究物質世界的構成，研究基本粒子、電子、質子、中子、原子，即使有些地方看不懂，興趣也很大。我現在急著想回去，因為武漢家裡收到一本友人寄來的英文版的《目的地火星》。我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它。家裡人問我，要不要寄到深圳來。我說，不要寄，我怕弄丟。科學使幻想變成現實。過不了多久，地球和月球之間會開通TAXI，人也可能到火星上去。人們乘著飛舟，天上地下，來往穿梭，像搭公共汽車那樣，十分方便。再過七八年，就進入21世紀了。猶如過了一夜到了清晨，過了一歲到了新年那樣，新世紀會帶給我們許多嶄新的、現在難以想像的東西。目前的情況是許多文學家不懂科學，許多科學家（錢學森例外）不懂文學。科學家如果懂文學，文學家如果懂科學，他們就能用美麗、形象的文字把科學通俗化，讓廣大人民看得懂……
1984年，徐遲訪問美國，與馬思聰王慕理夫婦劫後重逢
雖是南國的春天，我房間裡打開的落地窗外，花圃里一株桂樹正盛開著金色的花朵。因此我覺得從徐遲嘴裡吐出來一句句關於科學的話語，仿佛帶著金桂的幽香，聽來馥郁宜人，意味深長。那天他和我一直暢談到午餐時分，才興致未盡地、戀戀不捨地分手。我望著徐遲老人頭頂已禿、頭髮花白、上身微駝的背影，心想他就是一位懂得科學、熱愛科學、擁抱科學的文學家。
又過了幾日，天氣很暖和，徐遲這隻南飛雁決定打道回府，急著去看那本《目的地火星》去了。回武漢之前那個晚上，我去送別。他正在整理行李、打包，見我去看他，便拍拍手上的塵土，坐下來和我交談。他一改平日詼諧、幽默的語調，對我嚴肅地說：「近來我對文壇感到失望。文學是有關心靈和精神的事業，但不少作家為了賺錢，迎合市場，寫些低俗的、低級趣味的東西。你只要到書店、書報攤上看看，一些不堪入目的書名、封面包圍著你，庸俗不堪。編輯也缺乏敬業精神，書展上陳列、出售的許多新書，雷同的多，仿製品多，胡亂輯集的多，重複出版的多，搶譯、重譯的多，粗製濫造的多，創新的少，好書少，精品更少。評論家更是軟弱無力，只知拿紅包，一味說捧場話。我們沒有別林斯基式的批評家，缺乏尖銳潑辣、令人警策醒悟的雄文。面對此種局面，我憂心忡忡。」
1990代初，徐遲與葉淺予郁風在浙江富陽
我表示同感，說：「文學決不應以賺錢為主要目標，作家應擔當道義，堅守品格。」但同時感慨：窗門大開，蒼蠅進來；大潮之中，難免泥沙俱下。個人力量有限，只能潔身自好。我勸徐老：「您已是近八十歲的人了，想開點，今後應以保重身體為第一，而把創作放在第二位為宜。」徐遲說：「謝謝你的關心。我和詩人晏明很久不見了，你回京後代我問好。」我說：「一定一定。」見他忙於臨行前的收拾，便和他握手告別。
揭開詩人跳樓之謎
1996年12月14日下午，我乘計程車到西郊賓館參加中國作協第五次代表大會。報到後住318房間，突然聽到一個爆炸性消息：徐遲已於12月12日深夜12時跳樓自盡！
眾代表驚駭之極，困惑莫解。我在會上遇到的馮亦代、袁鷹、張鍥、高洪波、陳建功、李存葆、史鐵生、陳祖芬、凌力、畢淑敏、梁衡、南帆、韶華、張賢亮、胡昭、趙本夫、肖亦農等二十多位代表極其傷心，紛紛詢問，是什麼原因導致如此悲劇。各個房間都在議論著這件事。好幾位作家猜測這是老年寂寞所致，建議作協建個作家老年公寓，配備陪護人員，以解決他們孤寂之虞。有的認為他第二次婚姻失敗，遇人不淑，子女疏離，雖然很快跟C女士分手了，總是心上的遺憾。有人說他玩電腦玩得走火入魔，受到了某宗教散播的世紀末頹廢情緒的影響。有的認為他不能忍受血壓不穩、腸胃不適、支氣管炎嚴重等疾病的頻繁襲擊而取此下策。有的說湖北作家朋友要來北京參加作代會紛紛到同濟醫院六樓與之告別，使他感到不能與會的孤苦零丁、形單影隻。有的猜想他患了老年抑鬱症，心中想不開就尋了短見……種種說法，莫衷一是。
徐遲譯《瓦爾登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
1990年代初，徐遲終於來到了瓦爾登湖
17日那天，吃完中飯，路上遇到湖北團的老詩人曾卓。曾老和徐遲是多年老友，便向他探問。他說，徐遲一生追求真善美，看不慣社會上的假惡丑，便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不看刊物，不看書，不讀報，不看電視，不接電話，不聽音樂，不玩電腦，不會客，不出門。他關在家裡只研究憲法，拿著憲法反覆閱讀，認為憲法是最深的哲學，最美的文學，最公平、正義的根本大法。曾老的話，仍不能解我心中的疑團。
由於徐遲的為人為文，是當代作家中我最敬仰的對象之一，故作代會之後，我一直設法揭開這個死亡之謎。經過向他親密助手、得意門生、友好鄰居、交心詩友、責任編輯長期打探、詳細詢問，終於梳理出一條清晰的脈絡，才弄明白他如此謝幕、如此離世，主要是因為他精神上的極端痛苦。
痴迷於電腦的徐遲
那時他主編過的嚴肅文學雜誌《長江文藝》滯銷，訂數一再下降、下降，只剩不到一萬份；而同在武漢的通俗刊物《今古傳奇》卻發行一百萬、兩百萬甚至兩百萬份以上。兩者懸殊如此之大，他想不通。那時書商瘋狂盜版刊印暢銷書，賺了大錢，過著土豪似的生活，而他這個辛勤寫書的人，只能住在冰窖似的臥室內，凍得徹夜難眠（湖北作協領導關心他，在他書房內安裝了取暖設備）。他想不通的是：為什麼有關部門不採取強有力措施保護智慧財產權，為什麼放任不法書商們明目張胆的盜竊行為？科學家們默默無聞地作出巨大貢獻，但為什麼研究衛星、研究飛彈的，其生活還不如街道上賣茶葉蛋、賣鴿子蛋的，對此他想不通。演戲、演電影、唱歌的人，其片酬、出場費高得驚人，而寫劇本的、作曲的、寫歌詞的稿酬很低，這種本末倒置的現象，他實在想不通。上世紀90年代以來，假藥、假酒、假煙、假油、假奶、假肉（注水肉）、假魚（名真實假）、假米（米中摻沙）等假貨充斥市場。食品摻假是人命關天的事啊！他想不通世風為何如此頹敗，道德為何如此淪喪。有位密友特地安排他住進溫暖的星級賓館，讓他度過寒冷的冬夜。他高高興興去了，洗完澡，剛躺下，床邊桌上的電話鈴就響起來了。一個嬌滴滴的女聲說：「先生，你要按摩嗎？你要陪夜嗎？我這就過來。」徐遲憤怒地摔下電話，自言自語：「武漢之大，我竟然找不到一個平靜的安居之所。」
十卷本《徐遲文集》，作家出版社2014年出版
1996年左右，即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尚未展開像如今的既抓老虎，又打蒼蠅，更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反貪、反腐、反奢、反黃、反假的執法行動，故社會上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賄賂橫行、貧富懸殊、大吃大喝、鋪張浪費的現象十分嚴重。徐遲對此深惡痛絕。他是個對憲法有深入研究的人，可是生活中經常發生違憲違法、權大於法的事例，對此他百思不得其解。
徐遲是個有尊嚴、有追求的理想主義者，容不得醜惡泛濫。面對如此無奈的環境，豈能隨波逐流、苟且偷生！？他不由想起了巴爾扎克的小說《幻滅》。他和這部小說的作者和主人公一樣，感到了理想的破滅。他想起了他譯述《托爾斯泰傳》中托翁最後的結局，以82歲（1828—1910）的高齡在寒冬里獨自出走的情景。托爾斯泰是整個俄羅斯的良心，他想步這個大師的後塵，也在82歲（1914—1996）冬天出走。他想起了《南齊書·王敬則傳》中記的「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他曾經以暗示方式把「三十六計走為上」的想法告訴他最親密、最信得過的人。但他的密友沒有認真對待，只以為這如他詩友徐志摩在《再別康橋》中所抒寫的那樣：「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密友覺得這是詩人的浪漫情懷。其實，徐遲已選定時間，要擺脫當時那種泥沼般污濁的生活。
有次一個路人不幸被汽車軋死了，他說此人在幾秒鐘之內就結束了生命，是一種幸福。徐遲在醫院裡撿到的一張紙片上，用英文潦草地、別人很難辨認地寫了一行字，譯成中文，就是「走意已堅，誰能勸我，誰能救我？」有個朋友到醫院裡探望他，他對友人說：「你有什麼問題快問我吧，你不問，過些時候就問不著了。」他對醫院裡一位愛文學的女醫生說：「花盛則謝，光極則暗。一個人，當他的事業達到頂峰之後，再難以往上攀登了，轉折之前最好的收場是飛起來。」說完，徐遲做了個飛翔的手勢。
凡此種種，都是他棄世念頭的流露。
1996年6月的徐遲，李輝攝
時間終於捱到了他選定的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時（12+12+12=36），三十六計走為上。他悄悄從病床上坐起來，悄悄走出陽台門，悄悄推開窗子，向外縱身飛躍……
啊，是他一連串的想不通，促成了詩人之死，釀造了這一震驚文壇的悲劇。
歲月流逝。一生追求真善美的徐遲，不願與假惡丑為伍，毅然離開我們整整20年了。為了深深地懷念他，銘記這位嫉惡如仇、心靈像冰雪一樣純淨的詩人，筆者在耄耋之年特撰寫了此文。
尊敬的讀者，你們可要睜大眼睛時刻警惕生活中那些言行不一、戴著面具的假、惡、丑啊！
寫於2016年10月—12月徐遲去世二十周年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