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同學老董在北京生活、工作了十多年後，今年年初決定辭職回山東老家搞生態農業。老董是縝密、慎重之人，為了避免無準備之仗，他投入了大量金錢、時間和精力在前期考察中。
上個禮拜，他到我們這裡考察，幾個同學聚在一起，問他的感受。已經明顯變黑的他，已經沒什麼信心了，只有不少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思考，就是如何跟農民打交道。他在山東某縣考察時候聽說的一件事情，體現了農村問題典型的複雜性。
該縣某村一位楊姓老闆，在外面開電子廠發達了，想為父老鄉親們做點善事。考慮到該村地處山區，平時雨水稀少，他想為鄉親們挖一個水塘，一來乾旱的時候可以澆澆地，二來小孩子們也可以進去游泳洗澡什麼的。
項目想好之後開始選址。村里最大的那個派系——其實就是村里姓楊的那個群體——堅持挖在A地，因為A地離他們的田地比較近，這樣澆水灌溉什麼的比較方便。但村裡的少數派們堅決反對，他們理想中的地方是更靠近自家一畝三分地的B地。兩派爭執不下，幾乎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最後，村支書——村里最大派系的領頭人——出面平衡，他暫時說服了自己的群體，決定將水塘挖在稍微靠近B地的C地。
錢本來就不是問題，農村也不缺勞動力，沒幾天，水塘就挖好了。又過了一陣子，下了幾場雨之後，水塘里蓄滿了水。有一戶楊姓人家發現，這麼大一個水塘，空著也是空著，不如放些魚苗進去，養大了可以多盤菜。楊家人想到做到，水塘里就多了很多一天到晚游泳的魚。楊家人勤快，還經常去喂喂魚食什麼的，慢慢水塘就變成他們家的魚塘了。
礙於一個楊家，其他姓楊的憋著沒說什麼。可姓黃的姓劉的不幹了，這又不是你們家的水塘，憑什麼你能在這裡養魚？於是姓黃的姓劉的紛紛買了魚竿魚餌漁網，到水塘里撈魚去了。楊家人一看，這還了得，明明自家養的魚，變成了全村人的菜，憑什麼呀？這戶楊家人就跟姓黃的姓劉的在水塘邊干起架來。其他楊姓人家雖然不滿養魚的這戶楊家人，但好歹也是同一本族譜上的人，於是或主動或被動捲入了混戰，最終演變為全村人的群毆，披頭散髮的、滿臉鮮血的、一瘸一拐的…
第二天，水塘里的魚——無論大的小的、不管青的紅的——全部魚肚朝上，靜靜漂在水面上：有人往水塘里倒入了大量農藥。
水塘的事情還遠遠沒有結束。那戶養魚的楊家人哭天喊地繞著村子罵了三天三夜，累得發了五天燒，也沒有找到投毒者，這事情也就慢慢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不了了之。幾個月後，水塘恢復了平靜，孩子們有事沒事又去洗澡游泳了，膽子大一些的，可以蹬著腿跳進水塘里。
一個懶洋洋的中午，樹上的知了無精打采地叫著，貓貓狗狗們熱得趴在樹蔭下耷拉著腦袋。忽然，一聲悽厲的哭喊划過整個村莊，接著便是泣不成聲的「我可憐的孩子呀」的嚎叫。躺在涼蓆上睡午覺的人們光著膀子跑出來，看到徐媽媽拖著那被淹死的六歲孩子的屍體，哭得不像人樣。
村民鄰居們很自覺地幫忙料理後事，一些神神叨叨的老人則負責出謀劃策。正當大家以為事情都過去了的時候，徐媽媽跑到村支書的家門口，和出錢贊助挖水塘的楊姓老闆的家門口，理直氣壯地要求賠償：「你說，要不是你們挖這個水塘，我家孩子會去那裡玩嗎？不去那裡玩的話，會出事嗎？出了事，不找你們，找誰呢？」
徐媽媽每天顛來倒去就這幾句話，村支書和楊姓老闆的爹媽——楊老闆仍然在外面開廠——不堪其擾，後來大家實在沒辦法，由楊姓老闆出錢，賠償了徐媽媽一萬塊錢。
經過了一連串的事情之後，楊姓老闆覺得挖水塘這事純粹是給自己找麻煩，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出了一份工錢，僱人將那個水塘填平。從此，村民們聊天的時候總有這麼一句：「唉，要是那個水塘還在就好了。」
老董說，他從這件事情中，至少明白了三點：
第一，跟農民打交道，需要讓農民嘗到甜頭，要讓他們有利可圖，並且必須是實實在在、近在眼前的利益，這是前提，否則任何事情都難以推進。
第二，擒賊先擒王固然沒錯，但隨著廣大農民接觸的信息越來越多，只靠一個村支書去說服一個宗族的人，太勉為其難，更不用指望靠村支書說服全村人了，必須考慮到每家每戶的具體利益和多元訴求。
第三，在城市白領中，魚死網破這種事情並不多見，大家會考慮做事的成本和規則，但在農村，一切都是簡單直接以及混亂複雜的——我得不到的你也別想得到，我死了你也不能活著。
農村人普遍膽小不願意冒險，有人冒險養豬，魚塘，包山，之類的賺了錢，其他人就不服了，總是去偷，暗中投毒，農村又沒有攝影頭，基本抓不到證據，結果全村人只能都窮了。
農村普遍，看到哪家有錢就巴結，沒錢就欺負。
自家門前是條路，怕人走自家門前過占了便宜做個圍牆把路堵上。
自家排水溝水往哪兒排不行，就要往人家門口排，還一副我就比你有錢就欺負你的德行。
太多了，整天為些雞毛蒜皮的事，鬧得雞飛狗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