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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航墜機 只有比歷次突發事件更嚴格的查驗…

—請讓我們採訪!寧願去賣淫也不再干新聞

MU5735墜毀之後,很多媒體同行趕往藤縣現場,大家都有一個感覺:此次的管控比以往更加嚴格。考慮到現場特殊性和疫情,一定的管控可以理解,但總體上對待媒體的方式很不完善。是否可以安排更多媒體參與發布會?而不是僅限於幾家央媒。是否東航和相關部門的領導可以準備更充分些,讓更多問題被提出來?而不是匆匆幾句糟糕的回答貽笑大方。是否可以徵求家屬意見,讓有意願的人面對媒體?還有現場搜救人員,完全可以在現場周邊安排專門採訪,每天通報進展。但這些都沒有,只有比歷次突發事件更嚴格的查驗。

MU5735墜毀之後,很多媒體同行趕往藤縣現場,大家都有一個感覺:此次的管控比以往更加嚴格。考慮到現場特殊性和疫情,一定的管控可以理解,但總體上對待媒體的方式很不完善。

是否可以安排更多媒體參與發布會?而不是僅限於幾家央媒。是否東航和相關部門的領導可以準備更充分些,讓更多問題被提出來?而不是匆匆幾句糟糕的回答貽笑大方。是否可以徵求家屬意見,讓有意願的人面對媒體?還有現場搜救人員,完全可以在現場周邊安排專門採訪,每天通報進展。但這些都沒有,只有比歷次突發事件更嚴格的查驗。

22日下午我和同事陳瑋曦乘飛機趕往梧州,同機遇到不少同行(具體就不指名了,很多還在當地),還有日本NHK記者。5點下飛機後,我們租了車到埌南鎮周邊查看。到達現場可以從北邊蒼碩高速向南,或者南邊187縣道向北進入,但兩邊道路都有管制。南邊縣道上兩條進入的村道,都安排了交警和其他人員把控,24小時查驗。

當天下午已經有同行到達,其中一位從蒼碩高速無法進入,下車後翻了幾座山,耗時4個多小時到達墜機點附近,遠遠拍了幾張照片後被工作人員帶出。

當晚我們發現那邊兩座檢查站之間有一處村道,但汽車無法通過,於是決定第二天開摩托車進去。在閒魚找到當地轉讓摩托車的網友小R,他本不願意租車,但知道我們的身份主動減了租金。約在村里交接,小R很年輕,只有22歲,墜機當天目擊了飛機的急墜過程。他幫我們把摩托抬上車,「希望你們順利,多分享一些消息。」

第二天凌晨下雨,6點鐘駕車到埌南鎮之後,雨勢變大,我們在村中商店買了勞保手套,店主送我們四個塑膠袋套在手上。從小路進入184鄉道後,我們一路向北到藍村,轉山中小路到寺面、壇略,向北經過神堂表、大湴村到達墜機點附近,上午9點鐘前後到達附近檢查點,隨即被工作人員攔下來。因為我們的裝束,並未過多盤問。後來我們才知道,到達現場至少有三重檢查點。我們本打算進現場後一人返回,接送另一位同行,被攔下後得知她在藍村沒有右轉,而是繼續步行向北,經過雙底村後反而順利進入現場,於是按照她的指引返回雙底,但當時雙底北面的第二道檢查點人手已經更多,我們再次被攔下來。扔下摩托車後,我們步行走到河邊,想繞過有人值守的橋樑,但水太深無法通過,多處查看後只能放棄。全程騎行超過60公里,最後摩托車燃油耗盡,只能推車回到縣道。進入的那位同行,在現場也無法展開採訪,在墜機點附近的山上再次被送出。聽一位同行講,有證記者會被送出,無證的需要做筆錄。

這些細節本來不用寫出來,但這次的情況更想展示給不了解媒體工作方式的大眾讀者。每一次重大的突發新聞,現場的抵達都不容易,媒體人都得各顯神通,大眾所看到的新聞,哪怕是簡短的資訊背後都困難重重。這個群體足夠努力,也足夠抱團,每個人都願意給同行幫助,在天津爆炸時是這樣,武漢疫情封城期間也是。

我們也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在我剛入行的2011年,那些跑突發的同事得到了最多的職業榮譽感,聊天時他們也樂意分享,怎麼扮做工作人員大搖大擺進入火災現場,怎麼踩在剛結識的同行肩膀上翻牆進入封鎖區。業界也傳聞,一位著名調查記者,家中常備三套衣服,消防的,警察的,公務員的(白襯衫,以及那種你一眼就能分辨出的體制內的灰色外套,他也告誡年輕的同行,去了現場絕對不要背雙肩包)那時候這份職業還能夠給人一些幻覺。這次我們陳瑋曦也買了兩頂安全帽,兩身反光背心,打算「混進去」,可惜最後跟小丑似的。

這些非常規手段是否過了?現在的網民也許要說媒體人不守規矩、擾亂秩序。我想說的是,你們太相信突發事件中的相關方了。那些責任方,一家航空公司,一處煤礦,一些地方政府,難道不會千方百計想著逃避責任、逃避法律的制裁?這樣的例子簡直太多。許多年前,連央視記者、新華社也會暗訪,也會偷拍。放在許多年前這根本就是常識,可現在,網民更願意「等通報」。人們相信自己的政府,是好事,但一些特定情況下也十分幼稚,似乎幻想存在著一個抽象的正直的整體。如果這個邏輯不通,那1998年朱鎔基作為一國總理,政府首腦,為什麼要給焦點訪談題詞「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媒體人不守「規矩」,是因為在責任方安排的規矩之內沒有真相。

此次現場的新聞發布,非常簡陋,甚至遇難者名單到現在也沒有公開,恐怕是世界航空史上沒見過的事情。也許公眾存在一種思維,有央視和新華社就夠了。且不說它的依據在哪裡,但何不想想豐縣事件的時候?豐縣之後,彭遠文老師說,公眾「等通報」的心理是一種重大的變化,確實如此,而且不僅僅是媒體文化。沒可能去回顧過去20年的那些重大突發新聞,究竟有多少真相是靠著非常規突破獲得的,只能看到這麼做的媒體記者越來越少。

還有人物雜誌對遇難者家屬的採訪,且不說在沒有遇難者名單的時候採訪家屬的正當性,我跟瑋曦聊天時候做了一個假設,假如一個家屬告訴記者,「我哥哥上飛機前跟我說,飛機臨時做了一次檢查」,這是不是有價值的信息管道?當然只是一個概率很小的事情,但某些網民的逼逼賴賴實在噁心。

媒體行業不好干,一半功勞在網民。

這次去藤縣,我和陳瑋曦沒有獲得任何有價值的信息,很慚愧,但想想這一兩年媒體人遭遇的噁心事,也不那麼慚愧。我自己並沒有做過太多調查報導,在這件事情上只能說這麼多。看到海鵬老師在微博說,寧願去賣淫也不再干新聞。實在說出了心聲。

前方還有很多同行,祝他們順利。

責任編輯: 方尋  來源:記者杜強/杜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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