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示：上海出現因封城導致的糧食不能供給現象，2600萬人的上海，無數饑民飢腸轆轆，如果持續封城一個月，就會出現餓死人的次生災難，因此，把餓死人的歷史真相告訴人民，才是時代的進步。上海政府如果不立即取消封城，就是倒退到1960年的地步，餓死人的悲劇難免會再度發生。
和平時期還會餓死人？有人會說「這是造謠吧」，千真萬確不是造謠，不但和平時期人會缺糧食，豬牛馬羊也會缺飼料；不但和平時期會餓死人，還會餓死豬牛驢。
官方正式公開的數據顯示：
「1960、1961這兩年，農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糧還不足1斤，重災地區每人每天只有幾兩口糧。有些地區，為了完成國家的徵購任務，對維持再生產所必需的飼料糧、種籽糧也未留夠。特別是由於飼料糧的短缺，牲畜死亡比較嚴重。1961年末，騾、馬、驢、牛的存欄頭數為6949萬頭，比1957年末存欄8382萬頭減少17.1%；1961年末生豬存欄只有7227萬頭，比1957年末存欄14590萬頭減少一半以上。」
看到沒有，豬因此減少的至少有7000多萬頭，對於人被餓死而言，豬被餓死僅僅是次生災害而已。
再看看歷史上風調雨順的這幾年，「強國」的糧食生產是如何計劃和實際實施的：
一
查當年的公開數據和官方記載，說1958年夏季糧食收穫很好，秋季也是風調雨順，糧食生產計劃目標也定得很高。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把建設社會主義推向了「高潮」的高度，8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戴河舉行，這次會議估計並正式公布1958年糧食產量將達到6000—7000億斤，比1957年增產60—90%。到1958年底，有關部門根據農業會議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匯報，把預計產量又誇大到8500億斤(註：摘自195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轉譚震林、廖魯言兩同志《關於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的報告》，本文其它數據均有正式出處，不一一註明)。按照這個產量計算，全國平均每人占有糧食為1300斤左右。
北戴河會議後，在全國各地農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新」高潮。到9月底，全國農村除西藏自治區和台灣省外，已基本上實現公社化。這種超越客觀實際的變革，助長了瞎指揮和「共產風」。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隊拉平，平均分配，過多地搞義務勞動、強制大煉鋼鐵，把生產隊甚至社員的一些財產無償地收歸公社所有，集體化，大鍋飯，磨洋工，大食堂，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使農業生產，主要是糧食生產受到嚴重損害。
如此「人民公社化」的結果：「經過核實，1958年的糧食產量是4000億斤（人均每天1.6斤，勉強不餓死人，實際這個數字有很多水分），比1957年僅增產2.5%。」這樣的極端做法和今天的所謂「退耕還林」的極端做法很相似，把大量開滿油菜花的油菜剷除，把大量長勢良好的花木、果樹等經濟作物一併剷除，連根拔出，「一刀切」搞糧食種植，次生災害層出不窮。
後來官方公開的數據承認：在「左」傾錯誤思想指導下所出現的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致使1959年到1961年三年的糧食大幅度下降，三年平均產量3073億斤（譚震林等人的預計1958年的產量是8500億斤），比1957年減產21.2%。平均每人占有糧食產量433斤，比1957年減少170斤。
糧食少了，必然會發生饑荒，饑民被餓死的事情就會頻繁發生。官方公開的數據顯示：全國農村平均每人全年糧食占有量由1957年的589斤下降到1960年的429斤。1960、1961兩年，農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糧還不足1斤，重災地區每人每天只有幾兩口糧，連毛澤東也說，老百姓可「忙時吃干，閒時吃稀」，意思是說靠吃稀飯維持生命。
這些數據僅僅是字面上的，事實上更為嚴重，因為城市裡饑民至少還有糧票，憑票可以到糧站買到計劃內糧食，可計劃外的農民，一沒有糧食，二沒有糧票等供應票，三沒有錢（工資），四無外出自由，只能走上死路。據說周恩來從四川向上海等大城市調運保命的糧食時，直言告當時四川主政的李井泉，大意是上海大城市餓死人影響大，四川餓死人再多也沒有上海餓死人影響大，所謂不惜一切代價保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結果這個代價就是被犧牲的四川人。今天的上海又因「動態清零」導致糧食運不進去，所謂「不惜一切代價」，或許上海饑民也會不幸淪為這樣的「代價」。
二
中共建政十年後，1959年的中國，當時有65000萬人口（其中五億多農業人口，吃商品糧的城市人口約有13000萬人）。按照平均年產量3073億斤計算，人均每天糧食斤1.2斤——這僅僅是字面上的，理論上的，實際上的中國當年有大量的糧食出口計劃（暫且查到一個公開的早期出口糧食數據：在國家糧食狀況逐步好轉的情況下，為了換回必需的設備和物資，支持國家基礎工業建設，從1950年開始，每年都組織一定數量的糧食出口，三年累計出口糧食101.8億斤。1960年的糧食淨出口是20億斤，至少可以讓1000萬人吃半年不會被餓死。其他年間的糧食出口數據估計還是保密數據，或至今未解密），實際上當時的六億人，農民占絕大多數，農民吃的糧食都是國家計劃外的自產糧食，扣除上交的公糧和預留的下年種子，所剩無幾，所以農民餓死的人數最多，新華社的退休記者楊繼繩在其著作《墓碑》有一個數據可以參考：
「從1958年至1962年期間的不完全估計，中國餓死3600餘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上下，兩者合計為7000餘萬人。」楊繼繩曾掌握有關餓死人的原始資料或旁證資料，他還曾著有《鄧小平時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等，其查證出處較為可信。
2005年9月12日，國家保密局、民政部還曾聯合舉辦新聞發布會宣布：「對自然災害導致死亡人員的總數及相關資料解密」。國家保密局有關人員說：「此次解密，有利於人民群眾行使『知情權』，有利於人民群眾參與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但迄未見正式發布的三年大饑荒死亡人數，或許這個數據特別巨大而「不忍公布」。
至於這三年和平時期也是困難時期的「非常時期」，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還有一組數字可以參考：
1985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顯示，1960年比1959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萬。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載：「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多萬」。
西安交大蔣振華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與李南先生共同發表兩篇文章。他們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報告數據，及1981年人口壽命表，得出中國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據此，再估算出歷年的死亡人數，再減去正常死亡人數，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數。他們經研究、推算認為：三年大饑荒，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約為1700萬。
中共黨史專著（《曲折發展的歲月》，叢進著）有載，「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書中說：「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2％的人口淨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
198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所著的《生存與發展》一書認為「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1500萬人」。
1993年，上海大學金輝先生採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指出：1960和1961年，中國人口淨減少1348萬；又按照中國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計為2568萬。然後拿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兩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約為1395萬。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麼三年之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於2791萬。
金輝認為，總人口減少值，也不可靠，因為鄉村人口銳減的同時，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長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長數，中國農村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就比統計意義上的全國非正常的總數還要多出680萬。將總人口減少值修正以後，三年災難中，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達到3471萬。
1994年紅旗出版社出版、呂廷煜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在「大饑荒」一文中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
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發表的《「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中計算，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萬人。
2005年11月18日上海《文匯讀書周報》刊載王珍的文章「新中國最慘痛的災害記憶——三年大饑荒」提及，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主任曹樹基先生在《1959－1961年的中國大饑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採用了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以縣級政區為基礎，以虛擬的「府」級行政區為單位，重建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曹先生的計算結果表明，1959－1961年，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3250萬。譬如黑龍江望奎縣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龍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糧食定量減到二十四斤。農村糧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災地區，入春以後幾乎沒有糧食吃，人們主要靠野菜、野果、樹葉、植物的根莖充飢。
三
如果按人均每天1.2斤的口糧計算，當年的全國糧食產量3000多億斤雖然勉強溫飽，但不會出現餓死人，可是農民的糧食大多都被「強征」調入城市，調入儲備糧庫（或用於出口換外匯，或換進口工業物資或用於援助非洲），農民被餓死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這個決策，周恩來是總指揮。
官方公開的數據顯示：在此期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過問糧食工作，「他為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運籌帷幄……從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這兩年零四個月里，他對有關糧食問題的談話就達115次之多。他親自一張一張地審閱糧食計劃表，僅從1965年12月總理值班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1960年到1963年的32張糧食計劃表看，每張表上都有總理的手跡，共994處。其中用紅藍鉛筆作標記639處，調整和修改計劃數字207處，在表格邊上進行計算50處，批註文字和數字91處，修改表式7處。例如《1962——1963年度糧食包產產量和徵購的估算》一張表，周恩來用紅藍鉛筆作標記145處，調整和修改數字40處，在表格邊上進行計算6處，批註數字70處，批註文字7處，整個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總理的手跡，可見周恩來對糧食購、銷、調、存計劃是多麼關心。據當時中共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回憶說：「三年困難時期，我一個禮拜要去總理那裡好幾次，主要是談糧食問題。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們去，地點經常是在他的辦公室，有時是晚上九、十點鐘或深夜十一、二點鐘去，談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鐘，有時是凌晨兩三點鐘才去。」當時任糧食部副部長的楊少橋說：「在三年困難時期，我曾經同陳國棟同志一起去向周總理匯報糧食情況，周總理叫我給他打算盤，算細帳，總理親自安排糧食。」實際上，這幾年是周恩來親自安排糧食分配工作，是當時解決糧食困難的「總指揮」——國內1000萬斤以上的糧食調撥，最後由國務院總理親自定案。各大區的調劑糧、出口糧、儲備糧、全國機動糧、全國救災糧等，統歸中央統籌調度，實際是周恩來統籌調度。基於此，不難發現，三年餓死人至少有3000多萬，周恩來這個「糧食困難總指揮」「功不可沒」。
1960年前後三年大饑荒之後，因為是人民公社大躍進、大鍋飯的作用，糧食產量僅僅夠「溫飽」，到了1978年，當年生產的糧食也僅僅是6000億斤左右，即全國人民按人平均的糧食擁有量是600斤左右。1984年生產的糧食達到了8000億斤左右，即全國八億人民按人平均的糧食擁有量接近800斤左右，才算勉強解決了溫飽，這個時候已經是「解放後」35年了。
今天，上海出現因封城導致的糧食不能供給現象。上海是特大城市，人口高達2600萬，無數饑民飢腸轆轆，如果持續封城一個月，恐怕就會出現餓死人的次生災難。因此，把餓死人的歷史真相告訴人民，才是時代的進步。上海政府如果不立即取消封城，就是倒退到1960年的地步了，餓死人的悲劇難免會再度發生，中共就是上海歷史上的千古罪人，就會被上海人民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