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島的柴灣道,人稱長命斜,走上去要一點毅力韌力,陳日君就住在長命斜的山坡上。
這裡屹立著一幢舊建築,是慈幼會的修院。「這裡本來有兩間小屋,後來要培訓傳教士,他們要來讀書,便拆掉細的一間擴建,上面寫著1932年,跟我一樣。」陳日君指著屋頂上的年份說。
89年歷史的修院,正與陳日君同齡。73年前,他由上海來香港,信仰上,這是天主的安排,也像是歷史的必然。
陳日君(右一)排行第6,是家中第一個兒子。圖為陳日君的弟弟(左一)、姐姐(左二)及母親。(受訪者提供相片)
陳日君出生於上海一個天主教家庭,1944年他加入上海的慈幼會備修院,完成相等於四年的中學課程後,根據修會規定,要接受一年「初學」,用一年時間去思考是否奉獻終身,投入修會團體當神父。
初學院遠在香港。
陳日君記得,當時大家都很窮,沒有錢買船票,慈幼會的神父想盡辦法,因為修士是外國人,聯絡上一艘剛要從上海來香港的軍艦,陳日君和另外9位修生便坐上「順風船」,三天兩夜來到維多利亞港。香港給他的第一印象是很開放很自由,乘小艇便可以上岸,沒有移民局,也沒有身份證這回事。
1932年的香港慈幼會修院。
一別上海,後會無期
那是1948年,陳日君16歲。
少年飄洋過海來讀書,他和很多外省人一樣,當年以為自己只是香港的過客,怎料與家人一別,後會無期。
「我們本來以為初學之後要讀三年哲學,讀完哲學便回上海……那年我們來了,共產黨未到北京,他們1949年才掌權,所以我不是逃走的,不過來到香港之後便回不去了。」
歷史轉折,香港成為陳日君的第二故鄉。
陳日君喜歡看鷹,他說鷹飛得最好看。
有次記者問他:你如果不做人,想做什麼動物?他回答說想做雀仔,「可以飛,自由地飛便最開心。」說罷,他又補上一句:「有些人為何一定要控制我們?他控制便開心。」
自由,一直是他捍衛的價值。
五、六十年代,連場政治運動,中國陷入封閉與落後,香港則被中共視為與世界保持聯繫的窗口。身處香港,陳日君倖免衝擊,也在這個時候,他被修會安排出外深造。1955年他遠赴羅馬攻讀哲學及神學,1961年在都靈晉鐸成為神父。陳日君說在義大利九年,得到了很好的培育,教會內有很多思想交流和討論,他學懂了很多寶貴的價值。
陳日君(下排右一)1955年到羅馬攻讀哲學及神學。(受訪者提供相片)
「我們學的東西是對的,很高興,所以真的很有福。」陳日君經常把「我很有福」掛在嘴邊。
1964年他回港教書,自由香港,從此成為他宣講真理及實踐公義的地方。
要說真理與公義,陳日君把「人」放在重要位置,「人是天主的子女,每個人都有同樣的尊嚴,這很重要,知道人是什麼才知道怎樣做人,怎樣對人。」什麼叫「公義」?他說社會既是為了人而組成,便應該給予人們應該有的東西,要讓人有飯吃、學習、成長、發揮,要尊重每個人,公道就是照著真理而行。「我的任務不是要乖,我的任務是要說真理。」
反叛主教:「我的任務不是要乖」
陳日君「反叛主教」的形象,自1996年他成為助理主教後為人認識。好幾個重大議題,陳日君都與政府打對台。1997年居港權爭議中,他要求教區學校接收無證兒童讀書,惹來政府不滿;2003年,陳日君以教區主教身份出席維園集會,高調反對廿三條立法;2005年世貿韓農示威期間,他嚴厲批評警察高層處理遊行示威的手法乃「香港之恥」。
不過今天看來,他更先見之明的,是2004年立法會通過「校本條例」的事件,為了守護教會辦學權,陳日君力排眾議一直反對,並提出司法覆核,2011年終極敗訴,他絕食三日抗議。
2011年陳日君就《校本條例》提出司法覆核敗訴,絕食三日抗議。
教育從來是重要陣地,陳日君一早看清,政府要搶奪辦學權,透過「校本條例」成立法團校董會,以校政民主化之名削弱辦學團體的權力,「從前校監是有權力的,校董會亦聽從教會,天主教這麼多學校,在政府面前有話語權。共產黨對這個很利害,一回歸即刻著手校本條例,那時人們都未敏感,所以通過了。如果在重要問題上都不能話事,甚至決定要教些我們不能夠接受的價值,我們怎樣做下去?」他當年的擔心,都在今天應驗。
和共產黨交手,陳日君很有經驗。
來自上海的他一直心繫大陸教會,自從義大利回港後就有個心願,希望回大陸修院教書。他在1984年提出申請,延宕四年最終獲大陸批准。成行之時,剛好是八九六四鎮壓之後。
大陸教書,目睹主教淒涼
「那時頗緊張,別人叫我不要去,說他們殺人的。但我叫他們放心,不會殺我,那時人們都離開,而我回去,他們會歡迎我。1989年我便去了,他們對我很客氣。」
陳日君在上海佘山修院教書,也受到「特別待遇」,他說教書很自由,但最初有人錄影,他會問:「你錄多久,花多少錢?(菲林)很花錢的。」後來他們錄音,把課堂上他的話都錄下,陳日君說錄音也好,他為他說的話負責任,若然不錄下,被指控亂說話時會更麻煩。晚上,則被安排住在修院附近的招待所,不讓他住修院,陳日君估計是不想讓他太多接觸學生。
不過,「七年工夫在裡面,他騙不了我,什麼都看見。」
其後七年,他中港兩邊跑,奔走上海、西安、武漢、瀋陽、北京等七個修院教書,他親身見證了大陸教會的狀況,宗教局官員並不尊重主教,態度很兇惡。他舉了個見微知著的例子,在官員宴請他的飯局中,官員說話時,主教們沉默,不敢講話;到官員離開,主教們才鬆一口氣。在陳日君眼中,主教們「很淒涼」、「好可憐,沒自由」。而他更著緊地下教會被迫害的情況,「保定的正權主教,已經失蹤了廿多年。」
陳日君口中的,是河北保定教區的蘇志民主教。自1956年起,蘇主教因為堅持信仰,至少八次被捕入獄及勞改,最後一次秘密被捕是在1997年10月,至今下落不明。已八十多歲的蘇志民,在囚時間超過四十年,而蘇主教只是芸芸遭壓迫者之一。
回歸前他被梵蒂岡委任為香港教區助理主教,成為主教的繼承者,也與他過去七年在大陸的經驗有關。「那時羅馬會開一些秘密會議,教廷的官員請了香港、澳門、台灣等四、五個主教及專家討論,說現在大陸開放了,我們怎麼做工作?我在大陸教書,香港也有很多訊息給他們。」
香港是連繫中國的橋樑,這點梵蒂岡也知道,在中梵關係上,陳日君亦很多意見,自言說話「牙擦」,教廷亦要找合適的人與中國周旋:「快要回歸,怎麼辦?要找個助理主教給香港,這個陳日君行!他會鬧交,他懂鬧交,我想就是這麼簡單。」
時任教宗本篤(右)擢升陳日君(左)為樞機,希望他能在中國教會問題上多給意見。(資料相片)
教廷變色,一人之力挽狂瀾
2002年,陳日君接任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四年後更成為中國的樞機。
2006年教宗本篤擢升陳日君為樞機,亦委任他加入教廷的中國教會委員會,希望他在中國教會問題上多給予意見。最初這個委員會也開過會,後來陳日君發現委員會都被教廷親華派的官員掌控,處理中梵關係的兩個主要部門都不聽命教宗本篤,「教宗不想得罪人,所以他不出手幫我,教宗的說話都不聽,我更加沒用,這很傷心,不過一定要說出來,不說對不起教宗。」堅持不能對中共妥協的陳日君孤掌難鳴。
教宗方濟各接任後,中國教會委員會更無疾而終,陳日君直指教廷處理中梵關係的權力落入國務卿帕羅林手中,教宗都要聽命於他。「這個國務卿真的很邪惡。」
教廷於2018年與北京簽署一份臨時協議,後來續簽,內容相信與主教任命有關,但協議內容一直無公開。「問題在這協議是秘密的,為什麼要秘密?我是一個中國的樞機,都看不到那個協議,有沒有搞錯?」教廷甚至寬恕及承認七名因自選自聖而被絕罰的非法主教,說起這些,陳日君仍然有火。
教廷牧靈指導文件
而更可怕的事,終於在2019年6月發生,教廷發出一份「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的文件,在陳日君眼中,這份「指導」就等於叫地下教會的信眾上來參加愛國會,他形容教廷完全投降,出賣了地下教會:「因為地下至少是我們的教會,到上面就不是我們的教會。」
1958年,中共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實行自辦教會、自選主教,背離天主教是唯一、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並聽命於教宗的傳統,不願意效忠中共的神職人員及教友就轉到地下,幾十年來雖被多番迫害,面對種種打壓,地下教會仍堅持效忠梵蒂岡實踐信仰生活,過去教廷亦明白地下教會的堅持和支持他們。陳日君說,今次教廷的做法令有些教友覺得被出賣,甚至失去信仰:「現在地上的笑他們,你們堅持什麼?現在教宗叫你們上來,大家上來吧,很淒涼、很淒涼。」
2020年9月,陳日君於疫情期間到梵蒂崗求見教宗受冷遇。
形勢越來越差,陳日君不下一次寫信給教宗方濟痛陳利害,還試過親自飛到羅馬交信,無功而還。
2020年9月,疫症還在肆虐,88歲高齡的他再遠赴羅馬,這次他甚至不被教宗接見,別人替他不值,他說不要緊。
「你記得德蘭修女說,天主不是期待你們成功,祂期待你們要忠信,做了便安心,對嗎?」
無論對大陸教會、對香港,這位天主的忠信僕人都不離不棄。
2009年,陳日君卸任主教一職,但他不退也不休,2014年他連續七天走遍各區,帶領「毅行爭普選」﹔同年九月的占中現場,警察發射催淚彈驅散後,他堅持留守在金鐘現場。即使現在年屆89歲,他化身「旁聽師」,大清早便在法庭外排隊等一張旁聽入場券,以行動支持受審的抗爭者。大大小小的監獄也經常看見陳日君的身影,一如既往,他去探不同的囚友,為他們開彌撒,而探監的日子亦越來越多。
2021年2月9日,終審法院審理黎智英案的保釋申請,陳日君一大清早,拿著小摺椅到法院排隊旁聽。
陳日君說,國安法下,香港情況比以前想像的更差:「現在香港開始快要變成跟大陸一樣,我預算會差,不過至少還會有言論自由,現在什麼也沒有,有國安法就什麼都沒有……」他說,可能有一天有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會發生,或者我們之中很多人要犧牲。「天主知道的,我們別想太多,邊個走得就走咯!」
「你會走嗎?」
「我唔會走,唔可以走,唔應該走……唔可以放棄,我仲系香港嘅榮休主教。」長命斜上的牧者,回應簡單有力。
陽光照進修院的圖書館,寂靜中只聽到他低頭沉吟:「唔怕、唔怕,大家一齊,香港系我們嘅大家庭,我哋一齊走過。」
20210518立場新聞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