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進入第三個月，有一種趨勢在繼續妖魔化俄羅斯的一切。俄羅斯運動員被禁止參加體育賽事，俄羅斯藝術家被禁止表演，義大利一所大學甚至"推遲"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課程。
正如美國企業研究所的Tal Fortgang觀察到的，"取消文化沒有針對作為暴力侵略者的俄羅斯，而是針對那些被塑造成俄羅斯主義化身的普通俄羅斯人。"
幸運的是，對這種"取消文化"的抵制已經開始。加里·索爾·莫森(Gary Saul Morson)做出了"普京的俄羅斯"和"普希金的俄羅斯"的區別;大衛·托馬斯(David Thomas)解釋了為什麼俄羅斯古典音樂家應該被允許進行表演;索拉博·阿馬里(Sohrab Ahmari)表達了他對俄羅斯文化中"最喜歡的東西"。考慮到"取消俄羅斯文化"的利弊，蒂姆·布林霍夫(Tim Brinkhof)的疑惑是，西方社會像對待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及其合謀者那樣對待普通俄羅斯人，是否有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普通俄羅斯人事實上被"取消"了。俄羅斯政府已經封鎖了Facebook和主要外國網站，普京當局頒布了一項法律，對任何傳播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虛假信息"的人處以最高15年的監禁。據估計，30萬有能力、有關係、有就業技能的俄羅斯人已經逃離。西方制裁了普京和俄羅斯精英，但普通民眾受害最深。
對於那些讚賞俄羅斯文化的人來說，或許這些並不奇怪。苦難作為主題貫穿了俄羅斯藝術家的生活和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經常在他的作品中使用類似的可怕的苦難故事。《白痴》中殘忍殺害兩名女性的男子是《罪與罰》的主人公。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托爾斯泰剖析了伊凡死前幾個月所經歷的極度痛苦。在《古拉格群島》中，索忍尼辛描繪了蘇聯時期存在的強迫勞動集中營的殘酷、不人道和不公正。
安娜·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在她的詩歌《安魂曲》(Requiem)中反思了史達林大清洗下普通俄羅斯人的苦難:
十七個月來，
我一直在懇求
讓你回家。
讓我自己趴到劊子手腳邊。
我的恐懼，哦，我的兒子。
我不能理解。
一切都是永恆的困惑。
誰是野獸，誰是人?
還有多久才行刑?
正如詩人約瑟夫·曼德爾斯塔姆(Osip Mandelstam)所說，"詩歌只有在這個國家才受到尊重——人們為此而被殺害。"或者起碼被懲罰，監禁，驅逐出境。普希金被流放到自己的莊園，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模擬處決，托爾斯泰被逐出教會，阿赫瑪托娃的兒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索忍尼辛被剝奪公民身份並被驅逐出蘇聯。這些都是想留在俄羅斯的作家。
奧蘭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在《娜塔莎的舞蹈》(Natasha's Dance)一書中寫道，俄羅斯藝術家"通過文學和藝術創造了一個價值觀和思想的國家共同體"。與西方藝術家對物質享受和流行文化的體驗不同，俄羅斯藝術家經歷了西方藝術家只能想像的深度痛苦。這種痛苦使得生存的代價——以及生存的工具——變得無價和不可替代。
這種體驗使藝術不僅僅是一種物件，而是一種對存在意義的探索。
對於那些最優秀的俄羅斯藝術家來說，這種苦難的經歷使他們的作品植根於反烏托邦主義和對意識形態的懷疑。他們的藝術戳穿了天堂承諾或安逸生活的氣球泡泡。無論是身體上的、心理上的，還是精神上的，苦難都在身體、家庭或教會的具體現實中顯現出來，在這種苦難面前，那些抽象的政治辭令，往好了說是怪異的，往壞了說就是殺人工具。
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只有通過基督教的愛，在人與人之間持續無私的愛中，苦難才能減輕，但永遠不能消除。政治是俄羅斯歷史上許多苦難的根源，但在那些植根於苦難的俄羅斯文化中，愛情、友誼和信仰的永恆價值得到了闡釋。正如索忍尼辛所描述的那樣，正是這些價值觀創造了一個具有"更高意義"的持久國家共同體。
在俄羅斯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只有俄羅斯藝術家了解並描繪了普通俄羅斯人的苦難。取消這些藝術家的演出只會讓普通俄羅斯人失去表達自己痛苦的機會。雖然一些西方人士希望取消俄羅斯文化，以顯示他們對烏克蘭的支持和對普京的反感，但我們最好考慮一下普通俄羅斯人的生活，以及那些為他們說話的人的生活。我們不要把這兩件事混為一談。
作者：Lee Trepanier i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Samford University in Birmingham, Alabama。
溫克堅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