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格創辦後正值清明假期，許多大學生加入其中，他們給自己起了名字，叫「守滬者」。針對每一條求助，志願者們會向居委會、醫院、交警大隊等機構或部門打電話，了解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反饋信息給患者。
只是，這畢竟是一群大學生組織起來的志願者群落，他們沒什麼醫療資源，收集到眾多需求，但解決問題的能力有限。於是，他們決定對外求助，「希望更多有醫療資源的個人、團隊、組織聯繫我們」。
在上海阿特蒙醫院從事醫療管理工作的劉臻看到了這份求助，他主動聯繫了華融琦，決定將「癌症患者互助」這一塊工作承接下來。
針對腫瘤患者遇到的各種共性問題，劉臻和他的朋友們做了一份更有針對性的指南，名叫「上海抗疫期間腫瘤患者就診指南」，對信息查詢、交通方式、轉院治療、買藥配藥等腫瘤患者最關心的問題做了解答和梳理。
上海一家醫院內，身穿防護服的志願者為社區居民買藥。圖/人民視覺
他們列出了「可化療醫院列表」，詳細標明了醫院、聯繫方式、是否可以門診化療，是否可以住院化療，是否可以使用醫保，包括備註欄，綜合患者反饋，會寫上：有幾個治療床位，需要什麼樣的核酸報告。
他們還建立了腫瘤患者互助群，讓患者們互通有無。在信息不明朗的4月，許多患者在這裡留下了自己的真實就醫記錄，給其他人作參考——
4月17日。重要信息：目前上海唯一不需要核酸報告的通道：上海第十人民醫院。1.急救綠色通道24小時開放。2.對無核酸陰性報告患者救治不延誤。3.醫院聯絡渠道暢通，第一時間有響應。
4月18日。普陀同濟醫院，提前預約普通門診腫瘤科。醫生會根據之前病歷配靶向藥，需帶好24小時核酸陰性報告。我爸今天在胸科醫院入院治療，據日間病房護士說，周日胸科醫院也能做核酸的，有需要去胸科醫院的參考下。
4月18日。復旦腫瘤醫院（徐匯院區）就診分享：人挺多的，戴了兩層口罩，帶了一瓶酒精，差不多見底了。醫院門口可做核酸，目前是24小時核酸進復旦腫瘤醫院，為了周一上午的病患順利進院，周日上午半天，核酸檢測開放，切記周日下午沒有核酸，別跑空。如果當天做核酸，當天看病，只能掛下午的號。
這些建議都非常的具體，具體到，車停在哪條路上，搭計程車單程一小時大概花了多少錢，一定要記得帶醫保卡，手摸過不確定的東西要馬上消毒，記得帶上水和乾糧，記得不要碰臉部任何地方。
YIN是劉臻的同事，從3月20多號開始，她便開始利用手上的資源幫助一些腫瘤患者送藥，劉臻和她說起互助文檔的事，她欣然加入了。
我和她通話時，是她在辦公室打地鋪的第31天。她講起這些天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有一天，醫院臨時出車去接人，可以跨江，她趕緊在群里同步了這一信息，很快，需求傳來：一個小姑娘說自己的外公前列腺癌，藥已經吃完了，全上海只有浦西一家藥店可以買到這種藥。
那天，司機在南京路的藥店門口排了兩個小時，終於買到了藥。事後，小姑娘寫了一段長長的感謝「小作文」，裡面有一句是這樣說的——嘗試了無數方法，今早幸運的事件發生了，我一分思考都沒有就把幾千的費用轉給一個陌生的微信號碼，因為，這是我全部的希望。而它也沒有被辜負。
一位特殊的志願者
在腫瘤患者的互助群里，有一個志願者，名叫張安華，最初，大家都以為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志願者，他還幫抑鬱症患者聯繫過送藥，直到有一天，他在群里問，「有沒有地方可以做日間化療」，其他人才知道，原來他也是癌症患者的家屬。
張安華是一位「滬漂」，他的父親去年6月末被診斷為肺癌，從老家來上海治療。為了父親住的舒服，他整租了一個一居室，離上海市肺科醫院很近，父親的治療效果不錯，有合適的靶向藥可以吃，吃了五個多月，今年年初耐藥了，3月4日進行了第一次化療。
癌症的化療具有周期性，一般每隔21天一個療程，按照正常的節奏，張安華的父親應該在3月25日進行第二次化療。3月23日，他們所在的小區因出現陽性病例而封閉——而當時，肺科醫院不接收來自封控區的患者，張安華父親若是要就醫，只有一個選擇，去定點醫院上海市浦東醫院。
癌症的特殊性在於，它很少會在極短的時間內致命，但它又時刻吞噬著患者的生命。而由於病程較長，大多數癌症患者都會跟隨熟悉自己病情的醫生治療，這也意味著，即便去到浦東醫院，張安華的父親也無法進行抗癌治療。
第二次化療錯過了，等到4月15日，又過了21天，這本該是張安華父親第三次化療的時間，但第二次化療還沒做上。
化療延期，也被稱為「拖療」——在很多疫情爆發的城市，這是癌症患者們的普遍困境，在上海尤甚。
4月16日，張安華終於成功帶著父親前往肺科醫院，但因為身體太過虛弱，父親的血液指標沒有達標，需要打針，等指標回升達到化療條件後才能繼續化療。
5月6日，這本是張安華父親第四次化療的時間，但因為血液仍未達標，他仍未做上第二次化療。那天，在肺科醫院檢查後，醫生告訴張安華，父親的腫瘤惡化非常快，「增大了許多，唉」。
在張安華講述的治療經歷中，最令人難忘的是他帶著父親去到醫院，再從醫院回到家的過程——
這兩個月，為了讓父親減少被感染新冠的可能，不耽誤治療，每次出門，張安華每隔5分鐘拿免洗洗手液幫父親洗一次手，凡是父親要觸碰的東西，口罩、椅子把手、哪怕是拿就診卡，他都會消毒一遍。疫情嚴重時，他們穿防護服出門，進醫院一套，從醫院出來之後，再換一套新的，兩個人一天要用四套防護服。等到了家裡，防護服扔掉，露在外面的鞋、包全部用消毒水噴濕，穿的衣服全部洗掉。
這不只是一位癌症患者的經歷，也是疫情爆發時，無數腫瘤患者的經歷。
一家特殊的酒店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有兩個院區，2000多張病床，36個臨床科室，700多位醫生，1200多名護理人員。去年，院長郭小毛教授在建院90周年學術論壇上也說，「復腫」是上海乃至中國腫瘤診療的「橋頭堡」。僅去年一年，這家醫院的門診量達173.4萬人次，在最新的國家三級公立醫院績效考核中，它的考核成績為A，位列腫瘤專科醫院全國第二名。
能去「復旦腫瘤」治療，承載著許多外地癌症患者對生的期盼。在復腫徐匯院區，沿著東安路，許多老舊的居民樓被改造為「癌症旅館」，有的「房間」原來是一個不足6平方米的陽台，外地來的癌症患者和家屬願意租住在這裡，因為它們離醫院近，可以做飯，還便宜。
復腫的浦東院區靠近外環高速，老舊居民樓不多，附近的酒店成了患者們的臨時落腳地。雍樂精選酒店距離復腫浦東院區不到3公里，裡邊常常住著癌症患者。
4月初，志願者Mika發現了很多來自這間酒店的求助——3月21日，這家酒店一位客人被確診為陽性病例，開始封閉式管理，近20位外地來滬就醫的癌症患者被「困」在這裡。
吳琦就是其中一位。他是石家莊人，2020年8月被確診為直腸癌晚期，因為妹妹在上海，他的抗癌治療第一站選在了上海，在上海接受了放療，之後在北京接受化療。
今年3月，因為化療效果不錯，北京的醫生建議吳琦再去一躺上海，讓初診醫生判斷一下，是否有條件進行第二次放療。
面對癌症，吳琦和妻子曹盈萱盡了全力。他們去了最大的醫院，為了用上最新的藥，每個月都要花費2-3萬，前一陣，他們剛賣了房子。
這次的上海之行，吳琦一個人來，他掛了3月23號的復腫的門診號，但離就診只剩一天多的時間，酒店忽然被封了。吳琦懵了，遠在石家莊的妻子曹盈萱開始行動，她打了很多電話，「一睜眼就開始打12345」，不停地打，打到最後手機里撥出的全是座機號，都分不清哪個號碼是哪個單位。
就診日到了，吳琦還是無法出門，只能拜託還能自由出行的妹妹拿著自己的掛號信息去找醫生，用視頻的方式完成了這次問診。那天，醫生的建議是，不做放療，按原計劃化療。
按原來的化療節奏，吳琦本該在3月24日進行化療——如果不是因為疫情，他有兩種選擇，一個是3月23日看完診直接去北京，3月24日在北京化療；或者乾脆不走了，讓復旦腫瘤的醫生幫忙開化療藥物，在上海做完這次化療——但現在他被封控在酒店，兩種方案都泡湯了。這也意味著，吳琦這次來上海「白跑了一趟」。
但上海的情況並沒有好轉，沒過幾天，酒店所在的園區被封控，等到3月28日，整個浦東都被封控了，接著浦西也在4月1日被封控。
吳琦拖療了。妻子曹盈萱不知道該做什麼，除了瘋狂打電話求助，只能遠程給他搶食物。
這些被困在酒店的癌症患者們建了一個微信群，和吳琦一樣，許多患者都是一個人來治療。患有乳腺癌的楊女士和陳女士，她們都是一個人住在酒店，楊女士的癌細胞已經轉移了，晚上會在睡夢中疼醒，身上有針扎一樣的放射性疼痛，陳女士患的是乳腺癌中分型嚴重的三陰性乳腺癌，放療的地方都脫皮了，腋下有疼痛感。
被封控在酒店十幾天，她們夜裡基本都睡不著，陳女士曾在接受沸點記者的視頻採訪時說，她最大的訴求就是希望能早點出去看病，「昨晚11點多還在撥打12345」，求助了太多人，她們已經不知該求助誰了，「感覺自己被拋棄了」。
4月7日，在拖療了14天後，在媒體的關注和居委會的幫助下，吳琦和其他十幾位癌症患者終於走出了酒店，前往復旦腫瘤治療。
但又有意外狀況發生，因為著急，吳琦掛錯了科室，醫生開不出來他需要的化療藥物，必須重新掛號，而下一個號排到了幾天後。
那天，吳琦「一下子就崩潰了」，他和妻子雙雙在電話里哭了，他在醫院坐著，從早上一直等到中午1點多，依然沒有找到解決辦法。
最後，在互助群志願者的幫助下，吳琦第二天去一家私立醫院打上了化療——這也是很多拖療患者最終的解決方案，在特殊時期，一些私立醫院成了救命稻草，正如吳琦的妻子曹盈萱在電話中說，「那個時候，只要能打上針，不管公立私立，不管多少錢，就是搭個大棚給打針我們都願意的」。
4月18日，吳琦終於乘坐高鐵離開了上海，在濟南隔離了兩天、在石家莊隔離了5天後，他終於回到了家。
醫生們的努力
為了撰寫一篇關於晚期癌症患者生命意義的研究文章，第二軍醫大學的博士生明星曾與多位腫瘤患者進行了交談。
在他的訪談中，一位34歲的女性如此總結自己生病的感受——生病之前自己像一隻螞蟻，生病以後就像安靜的吊在樹上的一個繭，「我安靜地呆在裡面。到醫院的這段時間，就覺得像是在繭裡面，覺得挺安全，只要有人給我開方子，讓我吃藥，給我藥水，證明在治療，就覺得踏實」。
但在這一輪爆發的疫情中，上海的醫院大多陷入「開診-感染-停診」的循環中，R0值10的奧密克戎傳播性強，隱匿性高，截至4月24日，上海新冠感染者累計數已超過50萬。
李進是上海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腫瘤醫學部主任，據他估算，包括新發病的，帶瘤生存的，外地來上海看病的——「上海上百萬的腫瘤病人總是有的」。這上百萬癌症患者，非常需要及時去醫院，才能有「安全感」。
但過去一個多月，因為核酸採集需求量巨大，很多醫院的醫護都去了一線支援。在東方醫院，許多科室都關掉了，腫瘤科抽調了一半以上的人去采核酸，這還是院裡被抽調的較少的科室，「連我們的會計都培訓上場了」。
封控最嚴重時，李進多數情況只能出特需門診，他所在的腫瘤科4月份平均每天大概只能看20多個號，比平時「至少減少60%以上」。
作為一位資深的腫瘤科專家，這段時間，李進被問到最多的問題就是——對於腫瘤患者來說，拖療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對此，李進的回答是，腫瘤治療有周期性，通常二周到三周要做一次化療，如果遭遇意外情況不得不推遲化療時間，推遲兩周，臨床上是可以接受的，再往長時間推遲，可能就會影響治療效果，「那腫瘤就要長了」。
王興是北京大學腫瘤學博士，畢業後在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做過住院醫生，現在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工作。4月20日晚，我們與王興醫生通了電話，從前他所在的胸外科一天要看100-150個門診，現在每天只能看7-8個，「化療的坑只有五個」。
他是一位很有同理心的醫生，也曾是癌症患者的家屬，他非常能理解腫瘤患者迫切想要就醫的心情：「換位思考，如果我們自己家人得了腫瘤，會不會說等三個月再去切呢，是不是一定還是儘快去切，儘快就是指，我們只要有能力我們就去切，不會說我們慢慢等，不要緊，過三個月再說吧，這是不可能的。既然自己都認為我們不會去拖，為什麼可以去勸病人可以耐心等待呢，這也不合理。」
但在疫情爆發的階段，醫院也有醫院的難處。特別是腫瘤醫院，「要化療的患者來了，不收，於心不忍，但是收來了，如果把其他化療的病人全感染了，他們白細胞又低，那又該怎麼辦？」所以只能有限度地開放。
至於幾乎停滯的手術，李進也談到了醫院的為難，「手術的話是開放的，病人又不能戴口罩，做手術還要插管，做麻醉，呼吸是開放的，開放就等於有可能會把所有參加手術的醫生護士，麻醉師全部感染。所以不到緊急情況，目前手術都是推遲的。等到疫情稍微控制一點再去做手術。」
面對正在與生命賽跑的患者，醫生們也在竭盡所能地提供幫助。
4月中旬，王興醫生注意到，由於醫保報銷限制，許多慢性病和腫瘤患者只能一次開一個月的藥，封城第3周，很多人的藥不夠了。他發了一條朋友圈，如果上海這邊有需要配藥的朋友，可以私信我，只要能幫大家開的都不限制。那天開始，他收到了幾千條微信好友請求，因為加好友太頻繁，微信號還被鎖了，申訴後才解封。
「醫生在疫情最困難的時候要有一定正義感」，這不僅是王興一個人的想法。
4月，李進醫生除了出特需門診，基本每兩天義診一次，每次半天時間，一次能看15個病人。
4月19日，我在線上觀看了一場上海長征醫院王湛醫生的義診，王醫生很認真，他做好PPT，叮囑了患者們幾個疫情時的診療要點以及告知他們如何預約床位。因為總有新患者進來，不知道情況，不到一小時的直播義診，王征醫生講了6遍如何約床位。
在腫瘤患者互助群，也常常能見到醫生的義診信息。
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胃腸肛腸外科主任宋純，和群里的大家在線聊「晚期胃腸腫瘤患者的治療希望在何方」。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胸外科主任趙曉菁醫生，和大家線上聊「如何在疫情期間及時就診仁濟醫院胸外科」。
還有些醫生成為了互助群的一分子。5月14日，一位患者在群里發問，「請問如果16號在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作pet-ct的話，幾號可出結果？」復旦腫瘤放療科的倪醫生馬上回復他：第二個工作日。也就是17號。
最令人難忘的一件事發生在5月1日，一個隨申碼紅碼的孩子在瑞金醫院急診看上了病，病友們都很驚訝——那是一個患有骨肉瘤的孩子，化療已經拖了一個月了，醫生一直關注他的病情，自己要開診了，提前兩天通知家屬一定要想辦法掛上號，「化療不能再拖了」。那天，孩子進不了醫院門診，醫生就自己出來門口接，他讓持綠碼的患者家屬在門診開了化療藥，然後帶著孩子去急診找他上藥。那位醫生姓鮑，患者家屬很感謝他，「瑞金醫院的醫生真的是很好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