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見到李大申，他16歲。
大申的妹妹李小青，是我小學裡很要好的朋友。我們這代所謂上海人，父輩大半都是移民，小青家祖籍山東。他們兄妹，加上弟弟，三人一色圓圓的臉，長長濃濃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很年畫。
小青家住在虹口區山陰路。山陰路是一條小馬路，卻有點名氣。
在虹口，四川北路是條大路。此路從南京路一路浩浩蕩蕩向北，撞上一溜房屋後，就向兩邊分岔。向東的大路是四川北路的延續，向西一條小路就是山陰路。被四川北路撞上的那溜房，正中就是著名的內山書店。這一片當年是日租界。內山的好友魯迅，就住在山陰路前端一個拐彎的大陸新村9號。魯迅當年從內山店子裡步行回家，也就三五分鐘的路。
這條路結束得特別。李小青家住的340弄，是山陰路的最後一條弄堂。弄堂口並排緊緊豎著兩個路牌，一塊是「山陰路」，一塊是「祥德路」，兩條路接在一起，天衣無縫。人在山陰路上走，不知不覺，就跨越路界，步入祥德路的開端。
山陰路340弄是上海典型的石庫門建築。隔一座矮矮的圍牆，相鄰的弄堂就是祥德路的第一條弄堂2弄，那是由不到十棟西式花園小洋房組成的另一天地。340弄沿街只有一個門面，是仿西式的仿石砌門樓，方頭方腦，門楣上有「積善里」大字匾額。匾額往上，是很洋氣的一品彩色玻璃窗。可是，在1950年代，裡面的居住已經開始擁擠。直直地走下去，將近弄堂底的29號，就是小青家。山陰路藏龍隱鳳，算得上是條文化街。小青的父母是職員，小腳的奶奶和他們住在一起，這是個普通人家。
我們就讀的祥德路小學是在當時的祥德路底。今天這條路已經被捅漏，掉底了。1959年，我們是蓋了三層新校舍招生的第一批學生。那時候，這裡還是市區的邊緣，學校蓋在一片鄉村墳地上。父親曾拉著我的手，去看未來的學校施工，工人正挖著地基，扔出一堆堆棺材板。學校的緊鄰是個奶牛場，還有一些老上海留下的印度人。頭上包著大大的白纏頭，留著鬍鬚，深邃眼眶裡大大的眼睛，在小學生們眼裡顯得面目猙獰。開學後，一些孩子隔著編織得密密的竹籬笆，對印度人喊，「阿三，阿三，老鷹來了！」喊罷就逃命似地奔走。
後來得知，在老上海，很多印度人都是英國巡捕房僱傭的巡捕，相當於警察。印度巡捕常常纏著紅纏頭，提著警棍，模樣很兇，老上海人把他們叫作「紅頭阿三」。我這才恍然大悟，那些孩子威脅「阿三」的不是「老鷹」，而是「阿三」們的老上司，英國人「老英」。
我們家就住在學校對面的弄堂里，上學很方便。那時候這還是邊緣地帶，人口稀疏，我們小學的學生覆蓋範圍很大，整條祥德路、山陰路都有我們班的同學。小青就必須穿過整條祥德路來上學，還有一些住得更遠的。
我們就在這個建在墳場上的小學裡，一起讀了整整六年書。畢業時，印度人和奶牛都不知所終，養牛場變成了小工廠。小青是個很隨和的女孩，對小學生來說，我們兩家隔著整一條祥德路，離得挺遠。上學的六年裡，我還是會偶爾去她家玩。我知道她有個哥哥在北郊中學讀書，可我去都是在白天，一次也沒遇到。經常遇到的是小青奶奶，我喜歡去玩，一半是因為奶奶很喜歡我。
第一次遇到大申，是在1965年的暑假。
那年暑假前，我們經過中學的入學考試，錄取通知要在開學之前才發出來。那是進小學六年來最堂堂正正的一個暑假，拿了小學畢業證書，卻還沒有拿中學錄取通知書，第一次做個自由人，不屬於哪個學校，只屬於爸爸媽媽和自己，沒有暑期作業，天天玩得理直氣壯。暑假快結束的時候，我們有點心神不寧，同學開始串門，多少有點惜別的意思。
那個晚上，我去了小青家。那天的感覺和以前都有些不同。他們全家都在，我一開始就有點拘謹。不知怎麼，小青向哥哥提起我喜歡下象棋，建議我們對陣。大申大我們3歲，那年是初中畢業生，他也在等候高中的入學通知。他很溫和，沒有看不起一個小孩子的意思，就在棋盤對面很認真地坐下了。我當時心裡鼓鼓地有一種舉行成人禮的感覺：在進中學前，一個即將讀高中的大哥哥，一本正經和我對弈。黑夜把燈光之外的東西都抹去了，燈光下的景象，如舞台收聚在一起。這一幕在我腦子裡永遠留下來：暖暖燈光下，一個家。小青的爸爸媽媽看書報，奶奶做針線，我和大申哥哥下象棋。小青和弟弟在一邊觀戰。大申像待一個同齡朋友那樣待我，讓我感覺很興奮。我很少這麼晚回家。
那天和大申「戰」罷告別，小青送了我遠遠一程。我們報考了不同的學校，她一向崇拜哥哥，最大心願就是要進哥哥讀書的那所學校。我也一樣，報考了自己哥哥讀過的學校。祥德路上靜靜的，開始涼爽下來，深藍色的夏日夜空，滿是星斗。兩個小孩鄭重道別分手了。不久，我們都隨自己的兄長，走向不同的中學。
10年後，第二次相遇
一年以後的1966年，「文革」開始，學校停課，可是必須每天到校。我天天要穿越祥德路、山陰路，也經過小青家住的弄堂。「積善里」那幾個大字被砸殘了。積善里和祥德路2弄之間的圍牆在幾年前被推倒了一半，斷壁殘垣，很是破相。兩條風格完全不同的弄堂併到了一起，成了一條跨路界的大弄堂，抄家的鑼鼓此起彼伏。這條合併後的「大弄堂」里，至少住了我小學同班的十來個同學。每次路過，不免想到這些小朋友，料想大事不妙。能夠看到的是接近路口的我的一個小朋友的家。現在想來，那個安安靜靜的女孩，也許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在1966年炎熱的夏天，從馬路上都能看到，她家連續幾天都不斷有抄家的人在進出，她家有個小小的院子，只見她父親在監督之下，翻來覆去地挖坑。過路的上海人對如此景象已經司空見慣。不問就都知道，是這家被懷疑在院子裡隱埋了金銀財寶，或是槍枝彈藥。
小青家在深深的弄底，情況不明。當時我們這些初中新生，正在體驗什麼叫「自身難保」，就像屋頂和四壁一夜之間消失，家和自己都裸露在無保護的曠野。所有的人幾乎都突然枯萎，死了交往的心情。最初的風暴掃過，天並沒有放晴。可是人的適應能力蠻強，大家已經漸漸習慣退回野生狀態，生活在無遮無蓋的荒原風雨中。我們滿懷少年遐想剛剛進去一年的中學，早已變成殺戮場，所謂中學新友，今日磨刀相向。令我們這一撥孩子，不約而同，開始懷念一年前小學的天真時光。剛剛有一點鬆動，就小心翼翼地出發，相互緩緩伸出觸角。住在祥德路2弄的達奇珍，是那個「合併大弄堂」里第一個來我家通報消息的：那裡的同學幾乎無一倖免被抄家。這一點並不出乎我的預料，我聽著就像聽市井傳聞。可是，來自小青家的消息還是刺著了我：小青家是父親先「出事」，來人抄了家，不久撞火車自殺。大申被警局正式逮捕了。
當時，小青和大申都在上海市北郊中學就讀，一個14歲，初中一年級，一個17歲，高中一年級。
我對這個學校並不陌生。我們家是弄堂的最後一排房子，離北郊中學還有好大一段路。在1960年代初，從我們家向北一路望去，是一大片農田，可以望到遙遠的地平線。後來，北郊中學高低錯落粉色鵝黃相間的新校舍，是這片視野中出現的第一棟樓房。記得那年暑假，二哥一時興起，畫了一幅水彩風景。近景是我家陽台一角，遠景是新起的北郊中學，中間是二哥詩化之後牧歌般的田野。二哥對我們家陽台過於簡陋不滿，在畫面上自行改造，添加了巴洛克式的雕飾，其餘基本寫實。畫面色彩輕柔。
我看著學校建造起來，就以為那是一所1960年代新建的學校。直到前幾年，我採訪一名住在美國的原北郊中學老教師，才知道它的前身是一所教會學校，原名晏摩氏女校，1952年後改名為北郊中學，1960年代初才搬至大連西路新校舍，是一所重點中學。
可是，在1966年，上海的重點中學是最出彩的地方。北郊中學以教師排隊被迫喝食堂泔水缸里的泔水聞名。後來，傳來校長朱瑞珠從我二哥畫過的校舍跳樓摔斷一條腿的消息。她女兒就在這個學校讀初一。
北郊中學1966年底的一次全校大會上，大申被宣布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批判鬥爭，戴上手銬被警局正式逮捕。小青就在現場。可是，這個案子的起因和學校沒太大關係。是奇珍告訴我，抄家那天，大申站在門邊看著，一聲不吭。可是他給中央文革寄出一封信，提出了17歲少年對這場革命的疑問。禍根就是這封信。被捕不久，大申被判了8年徒刑。我聽了腦袋木木的，固執地定格在和大申一起下棋的那一幕，很久轉不開。
1969年年初，我們再次各奔東西。小青去了吉林插隊，我去了更遠的黑龍江。之後，小青的母親被單位以支援「小三線」的名義，送往南京附近的梅山，帶走了小青的弟弟，家裡只剩奶奶一個人。小青的奶奶說是地主，從1966年開始，就一直邁著一雙小腳，天天掃街。我走過她身邊，叫一聲「奶奶」，她眼眶就紅。
很快，又是六年過去了。那一陣，由於「李慶霖給毛主席寫信」事件，有了新政策，下鄉知青中的「獨苗」、「獨留」可以回城。所謂「獨苗」是家裡的獨生子女，「獨留」指的是家裡孩子全部去了外地，可以「留回」一個知青，在身邊照顧父母。我媽媽開始為我瘋狂奔走，辦回城。事情卻辦得萬分艱難。儘管我們家孩子都在外地，卻有個二嫂在上海工作。街道知青辦公室的人堅持說，我嫂子可以照顧我的父母，不用我回城。我就變成個站在政策邊緣線上的人，推一推就要被推出去，拉一拉也可能被拉回來。為此全家絞盡腦汁，要不斷寫申訴、出具各種證明、找人蓋章。記得其中一個證明是全家合謀、由我二嫂寫、再去她的單位上海油畫雕塑創作室蓋的章，要證明的是：×××同志因丈夫×××同志在外地工作，婚後一直住娘家，其父母年老體弱需要照顧，兩家相距甚遠，她不可能再來回奔走照顧公婆云云。一個大彎拐回來，拐到應該我回家。
小青的奶奶獨自一人在上海無人照料，小青卻不能作為「獨留」回來，因為理論上她還有個「留在上海」的哥哥，那就是還「留」在上海監獄鐵門裡的大申。
1975年春天，我終於從插隊的農村取回戶口，被分配在上海市歐陽街道的鏡框組工作。這些被上海人稱為「加工組」的街道工廠，是1958年成立「城市人民公社」的遺物，也是上海當時工資最低的工作單位。當初起意是組織家庭婦女出來工作，象徵性給點工資，反正她們本來就不是養家的主力。後來逐步吸納待業青年。1969年之後，先是有一大批因病殘留城的知青進來，再下面，就是我們了。生產組以天計工資，一天工作8小時，值7角人民幣。當時上海的棒冰4分錢一支，雪糕8分錢一支，干一個小時能吃兩根冰棍。
上海正規工廠一般把工人不願意做的工種轉移出來。我們加工組先是承接鏡框的刮粉、磨光和油漆，不久，附近的鋁製品工廠又把危險的沖床車間轉給我們。我的工作在裡間，就是用沖床將鋁片沖成飯盒。安全教育勞動保護都是被省略掉的繁文縟節，幹了不到一個月，一個20來歲的小伙子就被切邊機切去一節拇指。
那一段時間，達奇珍和我來往很多。奇珍從小就是出名的病號，重症哮喘，總是一個學期不來上學，一來就考滿分，這時也就沒下鄉。我們雖然不在一個加工組，卻隸屬同一個街道系統，成了三桿子能砸到的「同事」。我們私下交換禁書，還記得那本《豐子愷畫冊》，就是達奇珍家抄家後的倖存。三個月後，又有新政策規定，我們這批「獨留」、「獨苗」，可以進一步分配工作。奇珍他們卻沒有份，政策變換無常，完全沒有道理可講。
那是1975年7月，我即將離開加工組。一天，大組長開會宣布，要新來一名「刑滿釋放的反革命分子」，照例有「提高警惕」之類的關照。幾天後，同車間的工人告訴我，「刑滿釋放分子」來報到了，在油漆車間。我裝作若無其事、好奇地拐到門口掃一眼，想掃出那張陌生面孔來。誰能料到，在半生不熟的恍惚之間，我驚訝地認出，來的是大申！
大申「老」了，那個在燈下和我下棋的16歲少年已經不復存在。圓圓的腦袋上是剪得短短的頭髮，臉頰是刮完鬍鬚後的一片生青。可是，蹲了8年監牢出來，他那雙大眼睛溫和如故。
我們還是相差3歲。可是，十年之後重逢，這3歲的年紀，已經被歲月扯平。
我們不在一個車間，大申在外間油漆鏡框，這是大家都討厭的工作，氣味難聞，有毒，還是三班倒。此後幾天我和大申上班的時間是錯開的，他來上班，我差不多下班。「刑滿釋放」在當時不是一種狀態，而是一種受監督的罪犯身份。我馬上就要離開，心裡想著說什麼走之前也要給大申一個問候。那天我拖延下班，然後，裝作一副很隨意的樣子走進他們車間，走近大申，大聲問候說，大申，我是你妹妹小青的同學，我們一起下過象棋，你還記得嗎？你好嗎？小青好嗎？他好像並不吃驚，他說他記得我，還說他挺好，小青還在吉林，也好。他穿著自己洗得開始發白的藏青色舊衣服，衣服前面罩著長長的圍單，上面是一道道各色油漆的印子，斑斑斕斕。大申一邊跟我說話，一邊不住手地幹活。我告訴他，我要去別的地方工作了，還問了小青的情況。聊著天，卻能夠感覺到空氣中的張力，周圍的人投來狐疑的眼光，警覺地支起耳朵。眾目睽睽之下，我們簡短的對話結束了。
那幾天裡，我們雖不在一個車間，可我還是在留神，最後感覺他的工作環境尚可，似乎他可以比較正常地開始一段新的生活了。
幾天後我就離開了。那時候，我們屬於處處都可以發現同道的那麼一群心照不宣的年輕人，剛二十掛零，內心在叛逆一個外部包圍，本能地很小心保存自己，關鍵時刻常常面無表情。我們遊走過上千公里的地界，見過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總是交換一個目光，就能找到默契的朋友，然後，不動聲色就分手，各自暗祝對方好自為之。
最後一次相遇
這次重新分配工作也有一些政策細節，例如「父母缺一」可以進國營工廠，其餘只能進「大集體」。我於是去了一個「大集體」的修建隊。修建隊是新組成的，除了幾個老師傅，40個左右新手，全是剛從天南地北農村回來的「獨苗」和「獨留」。我開始熟悉新的環境，拜師傅，學木匠。
上班地點是在上海邊緣楊浦區的一個養豬場。在豬圈對面搭了一個大棚子，權充我們的工場。中間有粗加工的電刨電鋸，主要的細加工全靠魯班時代的工具。當學徒還不摸門，天天斧錘鋸鑿，一失手就見血。
到新單位時間不長。一天，我的手指切了一條大口子，當時的規矩，我們工資每月30元6角，半年後每月36元。病假扣一部分工資，工傷可以不扣工資。去醫院驗明傷情，拿了病假單，得到三天的額外假期，暗暗竊喜。每周要工作六天，休假很珍貴。我打算去一趟福州路書店。當時，外文書店後面開了個鬼頭鬼腦的後門，要查驗介紹信才能進去，裡面全是國家經營的影印版外語書，我們這類入學無門的，千方百計弄了介紹信，有錢沒錢地常在裡面轉轉。
我家在蘇州河以北，南京路在河以南，有幾道橋可以過去。我那天選了清靜些的乍浦路橋過河。河面不算太寬。我騎自行車，剛剛越過橋頂開始往下沖，突然，聽到前面一聲很悶的聲響。我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就發現身邊不知從哪裡跑出那麼多人，前前後後都是，都在往前沖，周遭大亂。我條件反射地趕緊剎車，已經在衝下一半的橋面上，下了車，愣在那裡。只見人們向橋下一棟高樓飛跑過去。那棟七層樓房我很熟悉，那是乍浦大樓，樓下是「文革」前的曙光新聞電影院，小時候父親經常帶我來這裡看電影。後來它改了名字，叫「外貿會場」，屬上海外貿公司。耳邊只一片嘈雜，「跳樓了！有人跳樓了！」我有一種要反胃的感覺，腦子一片空白。
「文革」最初幾年的上海，跳樓自殺相當普遍，這棟乍浦大樓也是自殺者經常去的地方。可是，這已經是1975年下半年，自殺已經很少了。我是第一次自己遇到有人跳樓。現場離我只有20米左右，已經圍了許多人，我木然調轉自行車，逆著墮胎的方向推車往回走，走出一段騎上車，再也沒有上街的心情。
晚上，達奇珍情緒激動地來找我，進門就說，你聽說沒有，大申今天跳樓自殺了。問明時間地點，我傻了。在乍浦大樓前的那個瞬間，竟是我和大申的最後一次相遇。
達奇珍告訴我，我走了以後，大申還在那個加工組的油漆車間工作。最近，據說車間丟失了一些油漆。「文革」後期是一種鈍鈍的日子，大多數人感到厭倦，年輕人百無聊賴，紛紛開始小打小鬧地改善生活。工資太低，大家習慣從單位里拿點公家的東西回去作補償。年輕人拿單位里的東西回去打家具干點私活兒的，很是普遍。
大申和奶奶的生活想來很困難。達奇珍在自己家樓上，看到過大申在泔水罐附近，撿人家扔下的菜皮回去。可是，我和達奇珍都堅信，大申絕不可能去拿單位的油漆。沒有什麼道理，有的人就是不會，大申就是這樣的人。或者這麼說，就是假如說我相信自己會去拿這些油漆回家，我都堅信大申不會，就像他會給中央文革寫信，而我斷斷不會一樣。這裡沒有什麼邏輯，只是人的品性不同。
當時的邏輯，是樣板戲《海港》的邏輯，每個單位有「敵人」，出任何事情都是他們在「破壞」。依據這樣的邏輯，大申因他的「刑滿釋放分子」身份，被逼迫承認偷竊，而他拒不承認。當時的工作單位，都兼有無限制不受監督的司法執法功能，一個單位領導，只要高興，可以隨時宣布關押逼供，可以對他做任何事情。一個「敵人」理所當然地沒有權利。
我不知道詳情，我只看到25歲的大申從七層高的樓房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1975年底，一年後，「文革」就結束了。
2001年我回國探親，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再找找更多有關大申生前的細節。奶奶去世了，小青一家早就搬走。我在山陰路「積善里」弄堂口和29號門口，分別拍了照片。我找到一些大申當年的同學，他們有和大申同一年級的，但不同班。我問起李大申，誰也想不起有這樣一個同學。
我又見到奇珍，聊起往事，聊起大申。那個夏天，和大申一起下棋的景象如在眼前。我講起，問了幾個應該是大申同學的人，都不記得他。我說，我是不是記錯了大申的年級。奇珍說，不會錯的，因為她的小姐姐達孝珍，是大申的小學同班同學。
窗外的大街上走著許多年輕人，大申也曾一樣年輕。我問達奇珍，再過幾十年，當我們都離開這個世界，人們會不會以為，這只是我們這代人編造的故事？奇珍望著窗外，沒有回答。
於是我決定把它現在就寫出來，寫出全部真實的人名地名。人們假如不信，至少今天還有機會查證。
注釋：這篇文章提到了一個大申家附近弄堂一個小朋友家的遭遇，我曾經寫出小朋友的真實姓名，意在記錄真實歷史。最近收到她哥哥的要求，「該文章用實名侵犯了我們的隱私，希望刪除。」只刪去我小學同學的姓名。作此注釋，說明本文的歷史事實並非虛構。
《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