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歷史學家、經濟史研究學者，曾任清華大學教授
但我說不對。當時最「愛國」的，我以為恰恰是殺了岳飛的那個著名的昏君宋高宗趙構。
你先別瞪眼！聽我再問：宋朝的時候誰是最大的賣國賊？秦檜！你會回答。
又錯了。當時最大的賣國賊不是別人，還是那個宋高宗趙構。至於秦檜當然不是好東西，但他不過是奉趙構之命進行賣國活動的一個工具。
當年給岳飛平反昭雪的是趙構的兒子（其實是養子）宋孝宗，他不能派老爹的不是，便只能把冤案的責任全推到秦檜頭上。其實正如明人文徵明那首著名的《滿江紅》所云：「量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趙構）欲」耳！
最「愛國」的人同時又是最大的賣國賊？不是開玩笑吧？
△電視劇《精忠岳飛》中的宋高宗趙構（圖/視頻截圖）
非也。其實這是再簡單不過的常識：在民主制度下愛國與賣國當然是冰炭不可同器。但是在那個「家天下」的時代，宋朝這個「國」是誰的？當然是趙家的，即趙構的，不是岳飛的。
如果趙構自己都不愛這「國」，那誰還會去愛呢？岳飛當然十分忠君愛國。如今有人挑剔說：愛國是好的，忠君就胡塗了。這道理放在今天自然沒錯，但是在當時，這「國」又不是他岳飛的，如果他不「忠君」，犯得著去愛這個國嗎？正因為忠君，所以「忠」屋及烏，也就熱愛君之國了。
不過話說回來，別人再怎麼「忠」，最忠於君的還是君自己，最熱愛君之國的自然也是君自己。在那個「朕即國家」的時代，國之興衰存亡，於君之身家性命、切身利益可謂二位一體。對尋常百姓而言，如果不是思想境界特別高的話，「國」之易手不過是奴隸換了個主人而已。「戰爭與和平」問題之關切利害，實遠甚於「國」之存亡問題。所以老百姓反戰愛和平大概是比較普遍的，但是否「愛國」就難說了。
而對於君主就大不相同了。國家之亡對於他，是確確實實地意味著由主子變成了奴隸，「亡國奴」之說的名副其實。看看記載北宋滅亡後徽欽二帝及其皇族家人們悲慘遭遇的那些「北狩」史料，真是血淚斑斑哪！
居國失國，禍福如此，你說他怎能不「愛國」呢？昏庸如南唐李後主，亡國後那成天「垂淚對宮娥」、「問君能有幾多愁」的詞句成為千古絕唱，沒有切膚之痛豈能寫得出來！而一般南唐百姓在多大程度上有「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痛感，委實不得而知。
總而言之，「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那是說的老百姓。而商君——就說那個同樣昏暴的亡國之主紂王吧，還不是舉火自焚，也算是「壯烈殉國」了。誰能說商君不知亡國恨？其實對「家天下」的君主而言，愛國就是愛家，就是愛自己。昏君暴君又不是捨己為人之輩，其愛己利己之心恰恰不亞於他人，則愛自家之國又怎麼會亞於他人？
△電視劇《封神三部曲》中的商紂王形象（圖/視頻截圖）
所以，昏君與明君之別在於是否善於治國，而不在於「愛」不「愛」國。暴君與賢君之別在於是否愛惜臣民，同樣不在於是否「愛國」的。諸位要說宋高宗「愛民如子」，打死了我也不信，但要說這個昏君「愛國如寶」，那我是一百個相信哪！假如金邦非要徹底亡宋，置趙構於徽欽之境，則舉南宋全國軍民血肉之軀以赴湯火而換趙家之國不亡，我想趙構先生絕對是在所不惜的。
問題在於：「愛國」最甚者就不能或不會「賣國」嗎？大不然也。
無論是「愛國」還是「賣國」，首先要確定「國『的概念。傳統的「中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概念，秦暉先生直截了當地指出了它的矛盾性：一會兒它是需要「徹底決裂」的「劣根性」，一會兒它又成了「唯一延續五千年」的世界最優秀遺產。
在這本《傳統十論》裡，秦暉先生脫離了所謂「大共同體本位」的傳統桎梏而走向「公民社會」，我們往往所說的「封建」一詞，究竟有沒有為大眾所誤解。力薦你閱讀這本書，它曾被列為法國國家漢語水平考試的參考書，社會學家劉瑜稱這本書讓她「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有豁然開朗之感」，解開中國傳統社會的謎團，探究文化進程中的結構性演變。
首先從可能性上講，正是商品的主人，才有可能成為商品的出賣者，別人想賣還沒這個門呢。「商女不知亡國恨」，當然談不上是愛國者，但商女難道能夠成為賣國賊嗎？她有賣國之權利嗎？她有賣國之機會與條件嗎？商之為國，是商女給弄亡的，還是商君給弄亡的？對於君主來說，國家既然是朕的，朕想賣則賣矣，干卿底事？
專制時代身為一國之主，賠款與敵不需要經過議會辯論，割讓領土更不需要全民公決批准，甚至乾脆不需要公諸於眾。國人對於國事不僅無參與權，甚至沒有知情權。統治者完全可以黑箱作業，國被賣了，國人可能連知都不知道！君主以下，權臣們如秦檜者，也可以奉君之命參與賣國。而那些與君權無關的芸芸眾生，無論你愛國也罷，厭國也罷，甚至仇國恨國也罷，要講賣國，對不起，你沒權力賣，無資格賣，也不可能賣。
但是有可能未必就有動機呀！國之於君既然可愛如斯，怎麼又會有出賣她的動機呢？
其實說來也簡單：國既為君有，則君之愛國也，猶如財主愛其財，地主愛其地，資本家愛資本，牧人愛其牛羊，甚至好色主人愛其美妾，得之欣喜若狂，失之痛心疾首。其愛不可謂假，非所以偽裝而示人也。然而財主愛財，正在於其財可賣，而且價值不菲，極大之財至有「富可敵國」之說。
反過來講，即國可類富，漢高祖劉邦得國後不是對老父誇耀說「某之產業，孰與仲多」嗎？明人黃宗羲則指出，那時國家如產業，君主得而私之，但「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所以君主們都愛之如寶，唯恐別人搶了、偷了去。是故君主愛國，亦正在於其國為一大財富，可賣之價巨矣。
國家對於君主既然為一大產業，所以只要出價合適，可愛之國還是可以賣的。甚至國之可愛，就在於國之可賣，而且可賣大價錢。
一般說來，君主失國就無法安身立命，所以君主通常是不願意把國整個兒賣了而自己去當亡國奴的。但是，這並不等於他就不能或者說不願意「零售而不批發」地出賣部分國家利益，以換取他認為值得換的別的利益。
比如趙構先生，他當然不願落得其父兄徽欽二帝那樣的下場，所以他其實愛國愛得要命。但是假如宋軍真能如岳飛之豪言，直搗黃龍，滅此朝食，迎還二帝，你道那趙構他願意？
文徵明詞謂：「豈不念，疆圻蹙？豈不惜，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對趙構的心理刻畫得可謂入木三分！
對於「疆圻蹙」、「徽欽辱」之念之惜，換言之，即趙構之「愛國」心恐怕不在任何臣民包括岳飛之下，然而這麼可愛之國必須是我的，不是別人、甚至不能是父兄的，否則「徽欽既返，此身何屬」！所以與其讓父兄重返，把國又拿回去，倒不如把國賣它一部分給金人，換得自己可以安享其餘呢。
慈禧太后有句遭人唾罵的賣國名言：「寧贈友邦，不與家奴。」其實這句話換個角度也可以看作「愛國」名言——在講這句話前不久，不正是這個慈禧才剛剛因憤恨洋人支持維新、「干涉內政」，而作出了向東西各國列強同時宣戰的空前「愛國」壯舉嗎？
慈禧為什麼「不與家奴」？倒不全是因為主子蔑視家奴，你看那趙構不是甚至「寧贈友邦，不與父兄」麼，父兄可是主子等級的，還是至親呢，趙構還是不願給，那都是「愛國」愛的呀！國家既然這麼可愛，當然是寧可賣一半給「友邦」，自己保住另一半，也不能讓「國」整個落到別人手中，不管這「別人」是「家奴」還是父兄，是同胞還是洋人。
△電視劇《精忠岳飛》中的宋高宗趙構（圖/豆瓣）
回說南宋，其實文徵明對趙構的心理分析也許稍嫌「超前」，當時趙構擔心「徽欽既返」恐怕還在其次，紹興年間的軍事形勢遠沒有樂觀到如此程度。即使徽欽不返，「岳家軍」坐大而威脅趙家國，重演陳橋故事，如此前景也會令趙構先生不寒而慄。風波亭之冤獄，良有以也。至於這樣冤殺良將會損害本國，有利金邦，後世斥為賣國，「愛國」心切的趙構先生就顧不得那許多了。
當然，正因為這樣的「愛國」完全是基於一己之既得利益，它與維護國民利益就遠遠不是一回事。「不愛國人卻愛『國』，只愛『民族』不愛民」，就是這種「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根本特徵，而這樣的「愛國」與「賣國」都常常成為國民的災難。
慈禧當年極端「愛國」地屠殺維新派而不許洋人「干涉內政」，煽動百萬義和團上京下衛大串聯，於攻打各國使館的同時也在北京城裡胡作非為禍害百姓，這場「奉旨造反」殺的洋兵沒幾個，甚至洋教士死的也不多，而殘害的中國教民（基督徒）包括老幼婦孺何止百倍于洋人，更不用說拳民本身的死傷枕藉了。正是這個慈禧，轉眼間回過頭來又大賣其國，不但反過來大殺義和團討好洋人，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把國人折騰得民窮財盡。
這樣的「國」正如昔有詞云：「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而這樣的統治者同樣也可以說是：「愛國」，禍百姓；「賣國」，禍百姓。
「家天下」的時代是如此，並非家天下但仍是專制主義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可以說大致相類。但有一點不同在於：專制統治而又不能世襲，意味著既非「家天下」又非「公天下」。與民主制下不同，這樣的「國家」不是國民的，但與傳統王朝的不同在於統治者也不認為是自家的。
既然不能傳之子孫，則我死後哪怕它洪水滔天！
所以這樣的專制往往更容易趨於短期行為，更不負責任。當統治者「愛國」時，他甚至未必能如趙構、慈禧、李後主那樣把「國」當作自家的貴重財寶來愛，而很可能只是鎮壓反對派維護自己眼前利益的一種藉口。換言之，這樣的「愛國」比傳統君主的愛國可能更虛偽。
而當其賣國時，更由於反正不能傳國於子孫，賣起來更加無所顧忌，也不存在「只零售不批發」的界限，甚至把整個國家賣了換一大筆錢來享受，都是可能的。
因為國既不可世襲，財產還是可以傳給自家子孫的嘛。加之如今聽說某些外國也沒有當年的金邦那麼寒冷荒涼、貧窮不堪還種族歧視，不會像當年金邦那樣虐待亡宋遺族，甚至還頗為優待「投資移民」，於是「國」就更加顯得沒有錢可愛了。偏偏這時候對外經濟開放又還十分有限，一般國民不可能參與外貿，而只有那些人可以壟斷對外交往。於是，損害國家利益，藉既無競爭、又不受監督的對外交往大發不義之財，然後把民脂民膏轉移國外投資置產，家人先移民，自己一邊繼續「原始積累」，一邊留好後路。
然而，你如果對他們進行批評抵制，那對不起，我代表「國家」，你批評我，你就是反對「國家」，也就是「賣國」！而我鎮壓了「賣國」者，當然就證明我「愛國」了。
這對外交往嘛當然也就更應當由我壟斷——不讓「愛國者」壟斷，難道還讓「賣國者」插手不成？於是乎「愛國」者賣國的歷史劇不僅仍然上演著，而且這樣的「愛國」比傳統時代可能更虛偽，這樣的「賣國」比傳統也可能更加肆無忌憚了。
要改變這種「愛國」與「賣國」的惡性循環，辦法當然也有——而且好像也只有一個，那就是要使「國」真正成為國民之國，「國家利益」真正等同於國民利益，「國家主權」也真正以國民的人權為基礎為前提。
只有這樣，國民才會用不著宣傳就本能地去愛國護國，主國事者既為愛國之民所託，且為民權憲政所制，從民意而有愛國之志，受制約而無賣國之機。這樣「愛國」與「賣國」的「辯證法」才會消失，而主權與人權才都能得到維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