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烏戰爭應對方面，有一個域外國家表現得比任何同類國家更為矚目世界。
它就是日本。
日本不僅通過其作為成員國之一的七國集團來發揮在俄烏戰爭應對中的作用，而且利用一切機制和渠道參與俄烏戰爭應對與解決進程，包括雙邊和多邊機制。
從雙邊機制看，俄烏戰爭發生後，只要日本領導人或日本內閣要員與外國政府要人舉行會談，言必稱反對俄羅斯侵烏，支持烏克蘭的抵抗。
比如在美國總統拜登不久前的對日訪問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強調，「絕對不能允許動搖國際秩序根基、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為」。
德國新任總理朔爾茨4月下旬的首次亞洲行安排為訪問日本。岸田文雄指出，日本和德國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定要全力避免以武力改變現狀的行為」。
從多邊機制看，岸田文雄內閣全力支持西方整體對俄烏戰爭的回應，在七國集團5月中旬的會議上，日本克服自身是主要的能源進口國的實際困難，堅定協同夥伴國達成協議，承諾逐步減少或禁止進口俄石油，以切斷克里姆林宮支持戰爭的主要資金來源之一，並宣稱「G7的團結，在此刻是最重要的」；積極支持北約目標和任務向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轉移，岸田文雄首相如無意外將親自出席定於本月下旬舉行的北約領導人峰會，釋放其強烈支持北約共同應對俄烏戰爭局勢的信號。
以岸田文雄首相為首的日本政府以俄烏戰爭的「局外人」的身份給予其相當於利益攸關國或相關國的反應，甚至超過了部分歐洲夥伴國家的反應，就在於它要固守和宣揚一個與己切身相關的重大外交政策理念，即反對對主權國家的軍事入侵，反對以武力單方面改變領土邊界的行為，反對動搖二戰後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
日本當局之所以對此高度介懷並以實際行動對援烏抗俄的西方給予全面和全力支持，是因為它認為亞洲-太平洋地區存在潛在的同類事態，希望西方夥伴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同類事態爆發時能夠獲得其同心共理的同等協助和回應，說白點，在歐洲有事時日本盡力幫忙了，當日本面臨同類情況時，你們也要同等回報。
岸田文雄在與朔爾茨會晤強調「一定要全力避免以武力改變現狀的行為」時亦聲稱，「不僅在歐洲要避免，在印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也要避免」。
日本在對俄烏戰爭方面的高姿態和堅定政策一方面固然是與其希望西方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有事」時，西方能夠團結協助日本應對，另一方面更深層的考慮是積極呼應美國及北約推動該組織戰略轉型和目標任務向印度-太平洋地區戰略轉移的努力，並加速現有的跨印度-太平洋夥伴關係體系和傳統的跨大西洋聯盟體系的整合，日本要充當北約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先鋒和重要基地的角色。
同時，俄烏戰爭為日本當局解除戰敗國束縛，推進國內戰略議程，突破和平憲法，實現自衛隊軍隊化和國家正常化，實現其在本世紀的「崛起」，提供了重大機遇。
正是在俄烏戰爭三個月之際美國總統的訪日行程中，岸田文雄公開提出了一項計劃，就是將防務預算從目前的占GDP1%的水平儘快提升到2%，從而成為防務預算的世界第三強國。
對日本在俄烏戰爭應對中的表現深感滿意並期待其在印度-太平洋特別是東亞-太平洋地區扮演更大角色的美國總統拜登當即表示同意，支持日本提高防務預算的計劃，從中可見俄烏戰爭的激勵以及美國為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因應「長期挑戰」的需要對美國政府的態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果以「表」和「里」來描述日本當局的態度和政策的話，那麼在應對俄烏戰爭及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同類事態方面，可謂是「表」，而借「勢」推進國內戰略議程根本突破，實現重新崛起溯源，則是「里」，而後者更具有決定性意義。
岸田文雄內閣看上去不露痕跡地借俄烏戰爭之「勢」，達到自身的戰略目的，然而實則美國方面看破不說破，就是因為此時此刻，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需要日本發揮與其「野望」相稱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一個地區盟友和夥伴所不能替代的角色。雙方在戰略目標方面高度契合，因此默許日本的重新崛起。
環顧整個印度-太平洋地區，美國的條約盟國只有日本、澳大利亞、韓國、菲律賓、泰國，印度在美國的地區戰略中的角色日益顯要，但尚未而且很可能永不能成為條約盟國。澳大利亞當然是美國最感可靠的盟友，因此才會成為「AUKUS」的創始成員國之一，但無論是從經濟實力，還是軍事能力，以及地理位置、戰略意願等綜合因素來說，日本是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絕無僅有的戰略夥伴。
俄烏戰爭在日本「借勢」崛起的過程中發揮了「臨門一腳」的關鍵作用，事實上，日本近幾屆政府尤其是自安倍晉三內閣以來，就自覺地利用地區的各種局勢來加速推進國內戰略議程和日本的重新崛起。
美國當前大力推行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的首個政府倡議者就是安倍晉三，在他的長期鼓吹下，最終為地區關鍵大國印度、澳大利亞所接受，而美國前川普政府更是將其作為國家的核心戰略之一加以推動。
這一戰略構想就是立足於日本的戰後獨特地位——受到嚴格約束的戰敗國並受到美國實質的軍事保護，不具有獨立國家的所有特徵，因此無法單獨對抗或者站在對抗前線，必須著力「拉大旗作虎皮」，勸說地區利益攸關國——所謂的民主安全菱形國家來共同構建一個全新的戰略，使其攜手合作，應對地區新的「挑戰」。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能夠成為當今最熱的戰略之一，就在於地區安全局勢出現了該戰略所迫切需要的變化，包括大國崛起及朝鮮半島的核導危機，它們是安倍晉三內閣以來的日本政府在俄烏戰爭之前藉助的主要的「勢」——幫助日本實現了其夙願，到安倍晉三執政晚期，國內有關修憲和自衛隊軍隊化的呼聲已經空前高漲。
日本對俄烏戰爭帶來的機會的嗅覺確實非同一般，岸田文雄內閣正在藉助它促成此前歷屆日本政府在國內議程和重新崛起方面的戰略部署加快實現，其中吸引北約戰略東移和跨大西洋盟友體系與跨印度-太平洋夥伴體系的整合是重要步驟。
俄烏戰爭的重要效果還包括，它促使美國及其西方盟友認識到像普京這樣試圖強行改變鄰國領土邊界現狀，改變世界秩序，不僅是過去那樣一個「理論假設」，而且變成了現實，從而加強了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危機感和緊迫感，使其更加關注和關切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動向，進而為日本當局提供了一個空前絕後地改變戰後地位、加速國內議程、加快重新崛起的契機。
相比較烏克蘭局勢而言，美國將印度-太平洋地區視為自身核心戰略利益，視為戰後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的「根本挑戰」，視為自身安危、利益所系，因此正在動員整個國家力量進行戰略籌劃和部署，切實將戰略重心從傳統的歐洲轉移到印度-太平洋地區。超級大國對地區的戰略重視，反過來成為日本提升自身重要性和角色地位，進而實現重新崛起的關鍵外部驅動力。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一種「勢」，是日本當局竭力要借的「勢」。
從短期來看，東北亞的安全局勢似乎很危險，但本世紀印度-太平洋地區更具長遠性的地緣戰略格局的轉變，可能是日本既小心又大膽的重新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