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喜歡一種「受苦的老好人」敘事。一個人承受很多苦難，經歷了很多委屈，但他不抱怨，默默忍受，他總是在艱難的命運里走自己的路。
中國人喜歡這種敘事，余華的《活著》是這個道理，新東方和董宇輝能喚起公眾「報復性感動」，也是源於「受苦的老好人」敘事。與其說，人們感動的是董宇輝，是俞敏洪，不如說，人們是把這些年受到的太多太多的苦，飛來橫禍對於人生的重創（例如疫情，例如裁員，例如整個公司倒閉），報復性地投射在了「新東方絕境求生」這個敘事裡。
那些感動有多重，那些苦就有多深。人們喜歡看到一個「苦難承受者不被打倒」的故事，尤其我們會看到，在新東方的敘事裡，「農村」「貧寒」「平凡」「小人物」「溫暖」「奮鬥」「不放棄」，都是使用很頻繁的詞彙。一個鄉村長大的孩子，嘗盡了生活的苦，被命運逼到絕境卻依然不放棄。
人類會被這種故事擊中，會把自己受的委屈投射到這個故事上。所以與其說這是一個故事衰弱的年代，不如說，許多事情的成因，背後仍是故事的邏輯。
《活著》是一套故事，新東方也是一套故事，當一個時代「受難的好人」故事流行，它的成功背後終究是莫大的辛酸，因為它說明我們受了太多太多的苦，而我們善於從苦難中提煉感動，卻無力去深入改變苦難發生的結構，於是只能受苦，只能承受，只能一次次，幻想自己在黑暗的陰溝里看見月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