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我從車間調到教育科當老師，感覺好極了，原來的工友，見面都改口稱我「河老師」了。我新奇又自傲，沒有送禮，沒走後門，幾千人里單挑我，哼……
說來好笑，初中未畢業的我，居然要上三門課：語文、數學和英語，一天忙得我腳打後腦勺。那時是雙補，課堂里要坐百十個人，從二十歲到四十多歲，那個亂哪，抽菸的，講話的，哪個學得進？我拿著教鞭，「啪啪」地打著黑板，總要有點師道尊嚴吧，可下面有我的師傅、師兄和生產組長；有我的鄰居、朋友和一起進廠的知青，哪個將我的一本正經的回事！
經過幾次努力「整肅」，那些自以為跟我「鐵」的哥們幾次考試不及格後，便開始認真對待學習了。「河水治學有方」的消息傳出，引來了廠黨委書記「微服私訪」，差點讓我栽了跟頭。
那天，上語文課，我正在課堂上「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被那偏正、述補結構，從句複句搞得暈頭轉向時，發現學生們一個個格外地體諒我，課堂里鴉雀無聲，難得。於是我就盡情發揮了，說什麼語法分南派北派，南派認為如何如何，北派認為如何如何，課堂上開起無軌電車來。講著講著，我又要抱怨廠里不重視教育，教室里沒有暖氣等。突然，我發現最後一排赫然坐著廠黨委書記，驚出一身冷汗，連忙使勁將話頭轉了彎，繼續我的南派北派。
下課後，黨委書記拍拍我的肩膀：「嗯，小河講得不錯，就是太深了點。」
上數學課，我被掛在黑板上
那時，課是隨職工的倒班情況安排的，工人日夜三班，我同樣的課就得上三次，每次兩小時。這樣安排很累人，從教工、教務到教師，所有活基本都是一人干，每天，上到最後一堂課自己腦子裡全是漿糊。
一天，上數學課，是當天的最後一堂課，講的是繁分式。幾道例題我在備課時已弄的滾瓜爛熟，前兩堂課揮灑自如，感覺良好。課間，我將每道例題層層展開，邊講邊算，寫了滿滿一大黑板，然後，用自以為十分優雅的動作，很自信地將答案寫在黑板右下角－－僅剩的一塊空處。轉過身來，輕鬆地擦擦手中的粉筆灰，對學員說：「繁分式其實不難，關鍵在於細心，演算時，特別要注意不要將符號寫錯。」
下面有學員在嘰嘰喳喳的說話，我問：「有什麼問題嗎？可以提出來。」一個學員起立說：「我覺得答案不對，跟上一堂課算得不一樣！」那時，職工可以根據自己的班次選擇上課時間，認真的學員常常連聽兩課，雖然是一樣的內容。
我一下子緊張了，趕忙看教案，是錯了。於是從演算第一步去找，直到最後，沒毛病哪？再找，還沒有。下面有五六十名學員呢，他們七嘴八舌，這個說這兒錯了，那個說那兒錯了，我的腦子已經開始發熱，思維僵滯，眼前只是白花花的粉筆道兒，根本無法演算了。我盲目地聽從學員的指揮，這兒改一下，那兒又改一下，直到下課，我也沒找出錯在何處。
等一教室的人都走了，我猛喝了一通涼開水，腦子冷靜了，走下講台，坐到剛才學員們坐的位子，再看黑板，嘿！不就是寫錯一個符號嗎！
一個符號的錯誤，使我第一次嘗到了被掛在黑板上的滋味。
文革時期的68屆初中生，能學過多少東西？我只好天天捧書本，十分艱難地備課，現學現賣，許多知識往往僅比學員提前一兩天弄懂。經驗告訴我，只要在課堂上沉住氣，將自己吃透的講清楚，自己沒有把握的蒙過去，回去再翻教材和教參，第二天照樣可以溫習舊課的理由，把前次含糊的地方重新講一遍。
有時候這個方法也並不靈驗。一次我在講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別式b2-4ac時，自己怎麼也講不清楚，心想矇混過去，明日再說，可有個小伙子就是刨根問底，弄得課堂上亂鬨鬨的，急得我渾身燥熱，汗直往鼻尖上冒。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小伙子在校時是個高材生，因要頂替父親的工作，才輟學當了工人。這時，我再裝模作樣就顯得太沒身份了，於是對學員說：「看，小李這種認真態度是值得大家學習的，下面，請他上來……」
第二天，我找到小李，告訴他，以後不要再來聽課了，畢業的事，我包了。幾個月後，我送他上了天津技術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