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是從西方宗教分離出來的一個派別。但這個人類共同的美好的理想，在市場經濟的政治環境下不現實。十九世紀出來一個新的派別馬克思主義。它的特點是用專政的手段，發掘人性醜惡的一面；用抑善揚惡的方法，製造出一個理想社會。這個自相矛盾的理論，很容易被頭腦簡單的年輕人接受。
早期的共產黨人，就是這種年輕人。直到中共執政以前，參加中共的人，大多數都是懷著讓中國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理想。中共取得全國政權之前，只有少數冷靜的思考者被淘汰。艱苦的、對抗性的環境限制了大多數人的思考。
中共在全國執政以後，淘汰的過程不斷加速。從胡風反黨集團，反右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代表自相矛盾理論的各方，此起彼伏你死我活的鬥爭不斷。自相矛盾的理論在執政集團內部漸趨淡化——誰掌握了專政的權勢，誰就是真理。
蘇聯的共產黨人也經歷了相似的過程，在革命後淘汰了大部分理想主義者。為了在現實中生存，蘇聯共產黨人恢復了舊俄國的農奴制。在此基礎上仿照中國古代的官營工商業，發展出了適合於工業化的新農奴制。中國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之後，模仿了蘇聯式的農奴制。
在剛剛奪權成功的時期，中共估計到社會習慣和經濟的慣性，沒有立刻全盤蘇聯化，容忍了市場經濟和表面的民主政治。隨著經濟快速的恢復，中共逐漸開始了它的共產主義實驗。第一步是消滅國民黨殘餘勢力和黨內的理想主義勢力，鞏固了專制政治。第二步就是以贖買為藉口，沒收工商業企業，開始了工商業的蘇聯模式。之後的反右運動，清理了黨內的理想主義反對派。這為農村的農奴制改革，掃除了政治障礙。
但中國兩千多年的市場經濟和人身自由，與農奴制相當牴觸。農村的農奴制改革，雖然採取了逐步深化的策略，但還是遭遇到激烈的抵抗。用暴政的鎮壓加強制的方式推行的蘇式農奴制，給中國的農業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損害。邪教共有的虛假陳述習慣，加倍了災難。蘇聯在烏克蘭製造的大饑荒，以更大的規模，更全面地在中國被複製，導致了幾千萬人的死亡。這加劇了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市場經濟派，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蘇式計劃經濟派，成了你死我活的敵人。
從社會矛盾激化，到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激化，只用了短短的十幾年。理論的自相矛盾無法解決這些矛盾，理論外的鬥爭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極端專制。中國的經濟迅速退化到不如秦漢時代的市場經濟水平。文化的沙漠化和經濟的倒退，證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
在邪教大神毛澤東死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共產黨明智派，拋棄了共產主義的理論，恢復了中國傳統的模式。以一黨專政的專制政治，管理逐漸開放的市場經濟。因而取得了好於共產主義經濟的成績，穩固了一黨專政的體制。
但這種滋生腐敗的極端不公平的傳統模式，不符合兩千多年來人民的理想，也比西方的民主制加市場經濟落後。這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是中國仁人志士們的共識。短期的經濟恢復之後，專制的模式和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之間的矛盾，就在一九八九年爆發了。導火線正是兩千多年來的病根：腐敗。
軍事鎮壓的成功，加速了政權腐化的速度。信息的快速傳播和經濟的現代化，加強了人民嚮往民主自由的程度。現在中共面臨的主要矛盾，是轉型為民主自由的體制以適應變化了的現實，還是加強鎮壓暫時保命，等待最後的崩潰。習近平集團選擇了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