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在西安大雁塔。左起賈平凹、劉心武、林斤瀾、孔捷生、汪曾祺、和谷
我初讀《邊城》還是青澀少年，朦朧覺出與蔚為洪流的革命文學截然不同。及至青年期，革命落潮，反思浩劫的新文學正值巔峰，我也成為其中一朵浪花。
在那個青年作家紛紛勇闖禁區的激盪年代，乍讀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紀事》，竟和當初讀沈從文一般，如同一縷清流注入騷動不寧的文學河床，空靈澄澈。光從沈從文、汪曾祺的文字就感知到有某種傳承關係。
我見過沈從文，和汪曾祺亦有緣分。1980年初，我在北京文學講習所進修，同學都是各地新銳作家。晚上無事我們會出去走動，看望文學前輩。當時所長是丁玲，她只來講過一次課。我不大喜歡她，覺得她的面相、眼神、語言都很凌厲，我也從未登過她的門。
沈從文沒給我們授課，1949年後他已遠離文學，再也不碰了。那晚同學古華說：「我們去見沈從文前輩。」儘管當時文壇還在冷藏沈從文，但政治的雲層遮擋不住文學魅力的星光，能見到沈從文實在榮幸，我們二人便去了。
那年頭北京全無夜生活，昏黃燈光下的街道甚為清冷。沈宅在歷史研究所宿舍樓，樓梯幽暗，我們拾級而上，如同摸索著走近香火冷落的文學偏殿，但一進沈家就覺得溫暖。沈從文和古華都是湘籍，他不單未見過我，連我名字和作品都不曉得。沈從文前輩卻認真地問我的名字怎麼寫，沈夫人張兆和還用筆記下來。
張兆和是世家閨秀，「合肥四姐妹」分別嫁給崑曲名家顧傳玠、語言學家周有光、作家沈從文、漢學家傅漢斯。歷史、語言、文學、藝術，仿佛通過姻緣連結起來，成為鑲嵌文化長廊的瑰石奇珠。
沈從文夫婦待晚輩很謙和。古華說到他正在寫的長篇小說《芙蓉鎮》，沈從文聽得很耐心，但沒有插話。那晚沈前輩沒有和我們談過文學，甚至他談了什麼我都記不得了，只有一種印象難以磨滅，就是兩位前輩的儒賢氣質。
我剛參加過1979年末的第四屆全國文代會，沈從文的名字被人提起，他的回應是：「我只是出土文物。」這句話在我們作家同學中傳為奇句。我告訴沈從文前輩，他只付之一笑，笑得淡然，泰然。
在京進修期間，我見過不少文革落難的文學前輩，復出後眉宇間依然有一種勢能，那是新中國文壇賜予他們或寵或辱的徽記，尤以丁玲為最。但沈從文完全沒有，他儼然從民國穿越而來的文化人，纖塵不染。1988年沈從文辭世，最後遺言是「我對這個世界沒什麼可說的。」
與世無爭者，不屑於塵俗名利之徒，一如秀木不順從於八面來風，更不會理會攀附於枝幹的噪蟬。
很多年後，聽聞文壇爭說諾貝爾文學獎最初打算給巴金，老舍親屬又言之鑿鑿說已決定給……但公布前老舍下世了。諸如此類都子虛烏有。巴金長壽，要給他有大把時間。至於老舍，絕無可能。我親耳聽馬悅然說過，1957年他在北京，看到和聽到老舍的反右文章和批判言論，殊為震駭。真正已決定得獎的人是沈從文，但此時瑞典文學院才知道沈從文已去世幾個月了——關於老舍，這並非後來哄搶失落桂冠才傳出的軼聞，而是1985年我和北島訪問瑞典時親耳聽馬悅然說的。
由沈從文又說到汪曾祺，他在西南聯大時是沈從文的學生。1997年汪曾祺先生去世。人總難免一死，只是他去得匆忙了些。七十七歲在如今已難稱高壽，他的同輩好友作家林斤瀾活到八十六歲。後來從古華文章看到一則充滿傳奇色彩的傳聞——美食家汪曾祺剛從瀘州回京，瀘州大麯想必喝了不少。他入廚製作了一碟蘿蔔絲清潤腸胃，不巧一條蘿蔔絲嗆進氣管，好像是引發內出血還是什麼的，總之搶救不及……
我想，這是坊間對汪曾祺之死的渲染。李白醉撈明月，騎鯨而去；李賀夢見緋衣人乘赤虬傳詔，玉帝修成白玉樓，召他去撰記，此為玉樓赴召的典故。二李羽化升天都很奇瑰，汪曾祺庶幾近之。
我當年常居北京，與汪交往頗多，亦曾幾度結伴遠足。汪曾祺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他的「大家與名家」之說。
汪當年就讀於西南聯大，聞一多是他授業老師。但我常聽他提到並滿懷敬意的尊師是沈從文。聞一多「有一句話說出來點得著火」的熾熱氣質，與淡泊恬退的汪曾祺不相符，他筆下之飄逸空靈，頗得沈從文真傳。
這或許正是他之「名家說」的由來。汪曾祺曾對我說：文學有大家與名家之分，名家通常要比大家寫得好；但大家畢竟是大家，名家畢竟是名家。
沈從文與汪曾祺這對師生，都是當代文學史上的名家。大家是誰呢？想必是魯迅。誠然他的文筆並非每個人都喜歡，再者魯迅在文學上雖很有建樹，卻也非大得嚇人。然而他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留下的深深刻痕，卻唯有「大家」才能有那種力度。只不過，若說魯迅小說的文學意境比沈從文好，實難服人。
汪曾祺之名家說，令我茅塞頓開。李杜是大家，小李杜是名家。李白幾乎不寫七律，杜甫很少絕句。李商隱和杜牧二者皆能，瑰麗，靈動，精緻。詞壇蘇辛是大家，但就純藝術而論，比起李後主孰高孰低？
我想，二者區別在於——大家傳諸後世的是不朽宏篇，名家傳諸後世的是千古絕唱。
汪曾祺另有軼事值得一提。西南聯大當年學運洶湧，汪是笑傲書林的逍遙派，卻非懸樑刺股、鑿壁偷光那類死啃書本的學生。他自謂當年不參與學運，僅因看不慣那些學生領袖，身為組織者，事發時總是讓熱血澎湃的青年學子去與軍警叫陣，領袖們都在茶館裡泡著，靜候「反獨裁」捷報佳音。以汪曾祺個性，他講的一定是實情。於是，他一直不求「進步」，不與「組織」沾邊。哪怕後來在江青垂直領導的「樣板團」里，他亦甘於布衣淡泊。
歷史川河迂迴曲折，從來沒有潮平兩岸闊，直濟滄海的河床。記得在1986年，汪曾祺向京劇院遞交了入黨申請書。80年代恰是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黃金時期，氣氛寬鬆，大家心情舒暢。不巧他加入組織之日趕上「反自由化」，此事被拿來登報宣傳。我一直沒機會探問汪老，這種事不像文學話題那般可放言無忌，他與我並非同輩，哪能推心置腹到這份上？或者，只有他的好友林斤瀾先生才知其詳。
汪曾祺與我們幾個輩份不同的朋友同游川陝，曾到重慶渣滓洞監獄舊址一走。那天薰風吹拂，歌樂山林濤喧響，夕陽投落高牆，上面「洗心革面」「回頭是岸」的斑駁大字依稀可辯，卻覺得要比「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高壓威懾話語要軟性許多。汪老尋尋覓覓，認出他蹲過那間牢房，不過當日並非國民黨將他投入此處，而是江青將他們幾個《紅岩》創作組的成員塞進去「體驗生活」的。
本來要問世的第九部樣板戲《紅岩》，終於胎死腹中。關於此戲來龍去脈，汪老自己曾撰文專述，茲不贅言。總之，人在旅途，大家聊天不免話及《沙家浜》劇組舊事。令我印象至深的是，多次見過江青的汪曾祺並不牆倒眾人推，硬去編織「女皇」花邊醜聞。他眼見為實，說從未目睹江青有何失儀之處，江對他本人一直十分客氣。除了他覺得江青駕臨樣板團視察時作派有點造作，其他實在說不出什麼來。甚至他在向江青陳述劇本修改時，也沒覺出此婦盛氣凌人和頤指氣使。這和江青固定化的臉譜出入甚大！汪曾祺無意去顛覆歷史，他只是不願人云亦云罷了。
後來讀了其他人的回憶錄，大略明白江青並非隨處放刁撒潑，你只要敬鬼神而遠之，就無足為患。但如果你要和她作對，又或巴巴地往跟前湊，都有大麻煩。汪曾祺僅系一介書生，又是非黨人士，更無意順著竿子往上爬。那年頭要潔身自好，並不容易，這便是汪曾祺了。
做名家，並非靠文筆空靈典雅。讀沈從文、汪曾祺，文學魅力的泉眼源自那份雲水襟懷。回眸歷歷往事，人生幾許變幻，我依然跋涉於文學小徑，遙望兩位名家遠去的背影，如同雲煙中的樓閣，飄逸鐘聲在蒼茫中裊裊響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