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由於優越的氣候和地理位置，插根木棍都能長樹的非洲，在達爾文的筆下是人類的搖籃。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類起源與性的選擇》一書中對此作了大膽的推測。
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起源於非洲還是亞洲，一直是古人類學家爭論不休的話題。自1924年在非洲找到首個幼年南猿頭骨以來的70餘年，在非洲發現了一系列的人類化石，這一系列的化石構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體系。相比之下，亞洲出土的化石很難與之相提並論，因此，大部分古人類學家都認為人類起源於非洲的可能性較大。
但就是這樣一個人類搖籃的非洲，一個食物資源豐富的非洲，今天卻成了貧窮、落後、動盪、疾病的代名詞。這是為什麼呢？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歐美之於非洲，是殖民奴役者、資源掠奪者。非洲今天的問題，是歐美數百年剝削和掠奪的結果。
但實際上，這種評價是不客觀的。連基本的農牧業都不存在的黑非洲，有什麼東西可搶？西方人不可能爭奪他們傳統的狩獵與採集資源。西方也的確從非洲開採了工業資源，但千萬年來，這裡深埋地下的自然資源，對原始狀態的非洲人毫無意義。相反，西方人帶來的現代文明、買走的資源，給了他們非洲人原始生存狀態下，不可能創造擁有的物資享受。
二被西方慈善摧毀的非洲
實際上，和許多人「落後就要挨打」的「掠奪認知」正好相反，西方對非洲的發展，提供了巨額的幫助，在過去50年中，歐美向非洲提供的援助，高達2.3萬億美元！
恰恰是這些巨額援助，毀掉了非洲正常的市場機制，進而摧毀了非洲。
亦鳴《西方的慈善，如何毀害了非洲？》向我們描繪了一幅非洲被慈善「溶解」的現世衰敗圖：
政治正確的西方，必須尊重貧窮國家的主權、保護他們的自尊心；因此，自然是把白送的糧食交由非洲政府，再由政府機構，一層層發放到非洲百姓手中。
不可避免地，糧食會一層層被截留，最後能到饑民手裡的數量和比例，只有天知道。
問題在於，貪污截留下來的巨量糧食，官員可不是只供自己吃，而是要把糧食變現，變成錢。
按市場價賣？太慢！那就按遠遠低於市場的價格出售吧，反正，糧食是白送來的，怎麼賣都不賠錢。
非洲本地老實種地的農民，這時發現，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成本比人家售價還高一大截，根本賣不出去，只能堆在倉庫里發霉。如此一來，還有誰想種糧、敢種地呢？
本來就落後的農業，被一記重拳。無人種糧後，就更缺糧食了，而官員手裡糧食的價格，自然就可以再抬上來；買不起糧的人多了，饑荒挨餓更嚴重了，又可以呼籲國際社會更多的援助。這樣的惡性循環不斷升級，百姓的日子日益艱難，官員階層的利益，卻不斷水漲船高。
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家Nancy Qian以及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Nathan Nunn做過一個調查，他們從1972年一直跟蹤到2006年，發現一個國家得到的糧食援助每增加10%，這個國家的暴力動亂程度就會增加1.14%。道理正是如此：因為一個底層真正缺糧的貧民，是沒有辦法直接拿到援助糧的。要麼被政府官員貪污走，要麼被手裡有槍的反政府武裝、游擊隊搶走。這些有組織的暴力會劫持控制這些糧食，也由此變得更強大。最典型的就是索馬利亞，大量的捐助糧都在半途被武裝組織比如海盜、游擊隊、反政府武裝劫持。
同樣問題，在工業領域也一樣發生。最有代表性的，是一項本來功德無量的聯合國慈善計劃。2005年，美國國際開發署撥付了8000萬美元，用於聯合國發起的非洲「遏制瘧疾計劃」，這次行動中，購買了大量蚊帳，計劃免費分發給貧窮的非洲人，讓他們不受蚊子叮咬，降低染疫可能。
結果，這些蚊帳不出意料地出現在非洲鄉邨城市的黑市上，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非洲本地大量的蚊帳工廠，紛紛倒閉，工人失去了工作，政府失去了稅收；第二年，想要蚊帳的人，要麼拿著錢也買不到蚊帳，要麼價格變成天價，買不起了。於是，瘧疾的發病率，在美國援助後，居然攀上了新高峰！
直接給錢又如何？不少非洲國家的政府，大量的財政收入，就來自外來援助，比如喀麥隆，有41%的收入，來自國際援助。
然而，既然不費力氣就能有錢花，那麼，哪個政府、哪個官員、還稀罕本地企業交的那點可憐巴巴的稅收？還花什麼力氣發展經濟呢？於是，非洲國家的私人商業資本，就自然地被輕視、被排斥了。
同時，大量湧入消費市場的援助資金，帶來的，是無法遏制的對內嚴重通脹。手裡有了外幣，政府也有了底氣大量發行本國貨幣，久而久之，貨幣發行就不計後果了，最後，導致辛巴威那樣無法想像的通貨膨脹。最終的結果：摧毀本國的國民經濟系統。
而被援助餵肥的政府官員，大把的美元，放在哪裡保險呢？自然不是動盪的非洲，而是安全的西方；借錢的債務之類，則留給了國內。
50年巨額援助後，大部分非洲百姓，實際上比以前更加貧窮；最有說服力的數據，是非洲占全球貿易的份額，由6%，下跌至2%。
三經濟學的「白痴」線
現實情況是，世界上生產的糧食足以養活每個人，而且擁有足夠多的合適農田來養活每個人。不幸的是，由於低效、不公平的分配系統和糟糕的耕作方法，數百萬人得不到足夠的營養。
50年來西方給了非洲巨額的援助，但形成極端諷刺的是：自1968年以來大的饑荒只發生在非洲國家，這些國家飽受腐敗、動盪、內戰和周期性乾旱的困擾，數以億計的人被餓死。
當人們處在飢餓、貧窮、孤獨、無助的時候，往往會期待一個大機構、尤其是期待大政府來救濟、庇護自己；
當社會處在「貧富差距拉大」的時候，人們往往會期待公權力來拉平收入差距，來糾偏「市場失靈」或「市場只顧效率不顧公平」。
但是，非洲長達半個世紀的慈善實踐，用無數生命的代價告訴我們：
政府，不是可以期待的福音，恰恰是最需要嚴加防範的凶神惡煞！
當我們期待政府以至聖至德、眾生平等、無所不能之聖心聖手來懸壺濟世、普度眾生的時候，通過非洲慈善的過程，我們會發現，各級官員在分配慈善資源的時候，從政府到官員，遵循的恰恰不是「道德人邏輯」，而是「經濟人邏輯」：
首先考慮的是政府和官員的利益，公權私用成為常態；
公權私用過程中，遵循的是價格競爭這一經濟學規律：低價賣糧，低價賣蚊帳，以求快速搶占市場以出售獲利。
直接援助資金，則直接變成了政府的收入，發展經濟、培養稅源更是被拋諸腦後。
當人們期待政府掌握更多的資源（尤其是生活資料和現金）以實現更好的分配、更好地促進社會公平的時候，我們發現，結果和願望正好相反：
當政府掌握越多的資源，社會越腐敗，分配越不公；
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當政府掌握越多的資源，市場價格體系一定越受到破壞，進而破壞整個市場機制，然後進一步摧毀全社會。
也就是說，當政府掌握越多的資源，不僅會加劇存量資源分配的巨大腐敗和不公，而且會通過破壞市場機制，全面抑制增量財富的創造。
這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逆的經濟邏輯！
那些白左、白蓮花們一切試圖抑制資本、加強權力的理想設計，最終一定是「種下龍種，收穫跳蚤」，許以天堂，收穫地獄。
英國思想家、哲學家約翰·洛克的《政府論.下篇》寫道：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否則人類就進入災難之門。
必須補充一句：若財產公有，必權力私有。
哪怕只是由政府來臨時分配財產，也必然使權力私有，淪為替官員謀福利的私有化工具。
人類社會最根本矛盾——過去是、現在是、將來還是——是公權力和私權利的矛盾，是市場和政府的矛盾，而不是資本和公民的矛盾。
公權力掌握資源越多，社會一定越腐敗、低效、落後。
期待自上而下的力量包打天下，一定會加劇貧窮與落後；寄望於自下而上的市場力量，社會一定會興旺發達。
這一條楚河漢界是否清晰，可以成為檢驗一個人，在經濟學領域是白痴還是正常人的根本標誌。
四自上而下的貧窮與自下而上的富裕
如果說，非洲的政府主導西方慈善資源的分配，導致了整體的、自上而下的退步、落後與貧窮，那麼，中國相反的例子，則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與活力釋放，帶來了農民的自由與富裕。
這個例子就是農邨的包產到戶。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06月27日10:46《杜潤生：包產到戶一錘定音》回顧了這一歷史進程：
1953年由於糧食出現嚴重短缺，中央作出一個重大決策：統購統銷。這一政策伴隨著合作化運動，徹底瓦解了農邨的商業網絡。七屆六中全會結束後一年時間，中國農邨就基本全面實現了「合作化」。從1953年起計劃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時間就完成了。而鄧子恢和杜潤生卻因言獲罪，幾年以後，中央以農工部「十年中沒做一件好事」為由，徹底撤消了這個部。文革」初始，有過被「大炮轟」經歷的杜潤生成了科學院黨組中第一個被打倒的人物。
再現政壇，已經是十多年後，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66歲的杜潤生重回農口。杜潤生堅信，自1956年以來，曾經三起三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包產到戶，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農邨工作中不可迴避的爭議所在。
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杜潤生藉機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他說，「貧困地區要調那麼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
這個建言得到時任副總理姚依林的支持，隨後鄧小平也終於發話表示贊同——在另一次談話中，鄧小平還讚揚了安徽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大包幹。
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隨後召開的中央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多數與會者不同意杜潤生起草的「只要群眾要求就允許包產到戶」這條原則。他們主張僅限貧困區，其他地區明確不准。而會上只有遼寧的任仲夷、內蒙的周惠、貴州的池必卿等少數幾個人明確表示支持。
意見嚴重不統一使得會議無法繼續。於是杜潤生和胡燿邦、萬里商量對策，杜潤生巧妙地改寫文件，最終形成後來著名的75號文件。
杜潤生回憶說，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但過去人民公社脫離人民的做法必須改革。在現在條件下，群眾對集體經濟感到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可以包產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
75號文件是一份承前啟後的文件，但也是一個妥協的文件，是大家爭論的結果。池必卿在會上插話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我們貧困地區就是獨木橋也得過。」這成為概括當時會議氣氛的名言。
當時的《人民日報》記者吳象發表的一篇題為《陽關道和獨木橋》的文章，就描述了當時的爭議。
其實，早在75號文件之前，山東、四川、廣東等若干省份已經有了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的嘗試。廣東省委曾派工作組去糾正，可是越糾越多，而且實現包產到戶的地方，生產一季翻身，把吃飯問題解決了。杜潤生在回憶錄中寫道：「包地的農民和工作組的幹部捉迷藏，來檢查時，他們就集中起來做出幹活的樣子，幹部走了，又各干各的。」當地的省農委領導馬上認識到：糾不過來不如順著辦。
1981年春夏之交，杜潤生組織了17個聯合調查組，分赴15個省調查包產到戶。來自安徽的調查組報告說：包產到戶是「農邨的曙光，中國的希望」。這一年全國有161萬個生產隊包產到戶，占生產隊總數的32%。
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開了全國農邨工作會議，會後，國務院領導到東北考察，寫回一封信，建議：不要再強調不同地區不同形式了，讓群眾自願選擇，選上啥就算啥，領導不要硬堵。
由杜潤生擔任主任的中央農邨政策研究室就根據中央的這一精神，起草了一錘定音的「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從而結束了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
1982年——正式承認包產到戶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農邨工商業；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競爭促發展；1985年——調整產業結構，取消統購統銷；1986年——增加農業投入，調整工農城鄉關係。
集體化20多年中，國家每年收購糧食300億-350億公斤，多購1/10就會擠占農民口糧。可是，一搞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到1984年，糧食年產量就增加到了4000億公斤。同時，農業總產值增加68%，農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國農邨經濟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五觀念反覆的「歷史旋渦」
包產到戶的三十年爭論史，其實走了一個終點又回到起點的「歷史的旋渦」：
1953年由於糧食出現嚴重短缺，中央作出一個重大決策：統購統銷。
結果是情況更糟，不僅市場體系遭到破壞，導致資源產出更加短缺，而且，執行過程中巨額成本居高不下：
「貧困地區要調那麼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
最後是各地偷偷摸摸搞包產到戶，效果立竿見影：
「早在75號文件之前，山東、四川、廣東等若干省份已經有了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的嘗試。廣東省委曾派工作組去糾正，可是越糾越多，而且實現包產到戶的地方，生產一季翻身，把吃飯問題解決了。」
最後，經過長達30年的爭論和地下實踐，包產到戶終於以中央一號文件的形式一錘定音得到肯定。
六市場，只有市場，才是人類歷史的真正動力
市場，只有市場，才是人類歷史的真正動力！
不論是福利經濟學，還是救災經濟學，更不用說市場經濟學本身，都是如此。
有人說，救災應該不一樣吧？集中資源到政府手裡，便於「集中力量辦大事」。
但是，不論火災、水災、海嘯、地震，等等，99%以上靠的是預防和現場救災，尤其是人命關天方面，往往只有幾分鐘時間。而災後，往往會有交通、通信等的阻礙，妨礙外部救災力量的及時介入。外部力量主要只能在災後重建方面起較大作用。
救災還面臨著決策的隔膜性與滯後性、執行過程的巨額成本、資訊傳遞的遲滯與失真等等。
因此，當地的市場力量越發達，越完善，面對各種自然災難和社會危機的自我救助、自我重建的力量也越發達，越完善，越精準，越及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