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阿鳳姐在北京做外賣騎手第三年，在此之前，她從未想過會以「騎手」的身份開始北漂生活。
來北京之前，她和丈夫在老家湖北武漢經營一家汽車美容店，算上汽車美容設備的投入、損耗、工人工資和每年近10萬元的店面租金，一天掙兩三萬才能保本。由於掙錢的速度趕不上虧錢的速度，阿鳳姐關停了汽車美容店，欠下了十多萬的債務。
2019年，為了還債，以及逃離創業潰敗的窘迫，阿鳳姐和丈夫決定北漂，找一份掙錢多的工作。42歲的阿鳳姐，是80年代金融專業畢業的本科生，曾考入家鄉體制內的崗位，又辭職創業。
她說：「我想著我有學歷，年齡也不算太大，在網上投遞簡歷試試，哪知道是跑外賣？」
和阿鳳姐有著相似人生境遇的女騎手不在少數。她們人到中年，面臨事業、婚姻、育兒等多重困境，為了從「一團糟」的生活里掙扎出來，她們穿上外賣騎手工服，戴上頭盔，騎上電動車馳騁於城市街頭。
在這個男性主導的行業里，她們經歷過在220多人的工作群里，只有零星幾個同類的孤獨，體會過在體力、速度等多方面被男騎手碾壓的挫敗，也有過面對外界審視時的自卑。騎手的工作或許並非最終的落腳點，在這個不穩定的職業里，她們試圖尋找自己的位置，與生活搏鬥。
臨時「落腳點」
阿鳳姐和丈夫租住在北京西城區一個月租一千多元的小單間裡，15歲的女兒留在老家由親戚照料。
為了維持生計和按時還上每月兩千元的債務，阿鳳姐希望找一份按時發工資的工作。丈夫目前沒有工作，每天騎共享單車四處尋找投資的機會，想用手頭的積蓄在北京做點小生意。但阿鳳姐不贊成，「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她面試過超市領班崗位，對方開出的薪資6500元，不包吃住，職責包括點貨出貨、物品分類、排班，還要會用電腦。這些她都能勝任，但卡在了「年齡要求38歲以下」這一條。後來，她再接到超市的面試邀約，都先問對方「有沒有年齡要求？」但大多數超市要求的年齡上限是35歲。
有房地產公司給她拋出橄欖枝，銷售崗位，底薪2000元一個月，提成另算。她偷偷詢問門店裡一個幹了兩年的女孩，對方告訴她，薪資穩定在4000元/月，打消了她入職的念頭。
接到招聘外賣騎手的電話時，她有些意外。對方告訴她：「好好干六七千，努力干八九千，使勁干月薪過萬。」只要會騎電動車，下載一個導航和一個外賣接單平台APP，隨時都能上崗，這讓她感到心動。
今年32歲的柳青在天津做外賣騎手，同樣是迫於生計。在成為外賣騎手之前，柳青和丈夫在天津經營一家小飯館。由於新冠疫情爆發，客流量銳減，夫妻倆在2020年關停了飯館，丈夫去了其他餐館打工，她則回河南信陽老家坐月子。
柳青已經有一個7歲的女兒，但在她的老家，大多數的家庭都有兩三個孩子，家裡人也希望她再生一個兒子。
孕育二胎的過程並不順利，在她懷孕五個月的時候，產檢發現胎兒有60%的機率發育不良。柳青不敢冒險生下孩子，「如果孩子真有病，不是我這樣的家庭能承受的」，迫於無奈，她在胎兒七個月大的時候選擇打胎。
柳青在老家休息了一年，2021年5月回到天津後，她時常感到焦慮。「錢也沒掙到，小孩也沒有照顧好，感覺自己很沒用。」
平日裡丈夫在飯店工作，每天晚上10點才下班，回家躺下就睡了，節假日也不休息。她一個人照顧女兒，很難找到正式的工作。她嘗試過做鐘點工，但最繁忙的飯點，她要去學校接女兒放學，節假日活兒忙的時候，她又要在家給女兒做飯，輔導孩子功課。
但就算再難，她也不願意把孩子送回老家做留守兒童。「因為我上小學的時候，父母出去打工，我留守過一段時間，我知道那種滋味，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帶在身邊。
柳青每天早上8點送女兒去學校，晚上5點30分再去接女兒下晚安親班，生活的重心始終在孩子身上。去年9月，女兒上小學一年級，她才有時間出來工作。
她在外賣平台做眾包騎手，」時間自由一點，想接就接，不想接就不接。「
和柳青一樣，為了照顧孩子選擇做眾包騎手的女性不在少數。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和她的團隊，曾在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訪談過30位女性外賣員，其中有8人出於照顧孩子的需求選擇從事眾包送單。
在孫萍看來，女性騎手大多從農村出來，在傳統的家庭里，女性往往背負著更多的家庭責任，外賣員的工作靈活性更強，能夠兼顧教育、照料孩子的職責，繼而成了一部分女性迫於無奈的一種就業選擇。
根據孫萍的觀察，近兩年女性外賣員數量明顯增多。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外貿出口行業、旅遊行業、教培行業等女性從業者聚集的行業受到的衝擊明顯，不少從業者面臨被裁員、降薪，或生意停擺，她們迫切需要一份入行門檻低、有薪資優勢，且薪資發放及時的工作，外賣行業成了她們的臨時」落腳點「。
在」男性系統「里生存
不少外賣騎手喜歡接晚上的訂單，因為晚上9點以後路面上車輛少，且配送費用更高。
但一提到深夜遠單，阿鳳姐寧願自己添幾塊錢配送費，也要轉給別人。她深刻記得剛做騎手不久，被派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公墓附近送單，顧客分三次下單了小龍蝦之類的夜宵，配送費60多元。
當她導航到距離目的地幾百米的地方，前面修路，只能繞小路過去。」小路上沒有路燈，沒有指路牌，有一個拉土大貨車『突突』地在我前面開，吃了我一臉灰。「轉彎時，借著貨車的燈光，她看到旁邊立著公墓的牌子，嚇出一身冷汗。
」特別害怕有野狼、野狗，或者電動車在這拋錨了。「為了壯膽，原路返回時，她打給男同事，一直開著免持通話，直到看見有燈的地方。
除了擔心深夜遠單的潛在危險，生理期也是阿鳳姐的煩惱之一。
在成為騎手以前，她喜歡穿緊身牛仔褲、破洞褲、開叉裙。但為了避免送單路上突然來臨的生理期，她只敢穿著深色褲子工作。」因為有時候在路上沒有廁所來不及處理，弄髒了褲子挺尷尬的。「
此外，阿鳳姐的生理期反應厲害，」渾身沒勁，疼得躺在床上飯都不想吃。「每次到了生理期，她都要臨時向站長請假，在家休息兩天。而她所在的外賣平台，專送騎手每個月只有兩天的輪休，這使得她一直沒有機會在身體舒服、天氣好的假期，穿裙子去公園溜達一趟。
一般情況下，外賣騎手接到3公里內的訂單，需要在30分鐘內完成取餐、等餐、送餐全部流程。2019年，孫萍的團隊曾做過一個實驗，在不超速、遵守交通規則的情況下送外賣，會顯示訂單超時。受訪的3名外賣騎手都表示，為了不超時，以及完成更多的訂單配送，」沒有騎手的電動車是沒有被改裝過的。「
阿鳳姐發現，同行中很多男騎手騎摩托車送外賣，車速快的時候達到80km/h，但女騎手幾乎都沒有摩托車駕駛證，清一色騎電動車，買車的時候即使調大了限速，但最快也只能開40km/h。
由於摩托車車頭重，大多數女騎手手勁不夠，無法控制好方向。此外，摩托車百公里油耗一般在2.5-3升，意味著百公里僅油耗就將近25元。如果騎手單位時間裡跑單的數量少，則不及使用電動車划算。
阿鳳姐跑10單的時間，男騎手能跑15單。為了爭一口氣，她曾有一段時間在別人休息吃飯的時候，繼續跑單，想把被落下的5單掙回來。」結果自己沒有吃好，沒有喝好，也沒有休息好。後來我一想算了，不能為了三四十塊錢和自己較真。「
現在，她每天完成了自己設定的300元的目標就收工，不再拿自己和男騎手作比較，或詢問對方」今天跑了多少單？「
柳青也有過為自己車速太慢而焦慮的時刻。
她沒有摩托車駕駛證，也害怕出事故，電動車不敢開得太快。遇到顧客催單，要靠邊停車後才敢接電話。在非機動車道，如果有騎手想要超車，也會主動避讓。但她經常見到男騎手一隻手扶車把，一隻手接電話，速度像飛一樣。」看他們騎車，我都害怕，在路上真的是玩命。「
大型超市的門口，通常聚集著很多騎手。一些重量在二十公斤以上的超市訂單，配送費用能達到10-15元，比如配送成箱的桶裝水、1.5升的食用油、大米、西瓜等。接過幾次這樣的訂單後，柳青渾身酸痛，肩膀、後背貼上膏藥，好久緩不過來，她主動將目光投向藥房、便利店配送費用3-5元的訂單。
柳青曾做過一個調查問卷：」搶訂單的時候，你最希望看到訂單上顯示什麼信息？「她回答：」我唯一的願望是顯示訂單重量。「
孫萍形容，外賣系統的算法體系是按照男性的身體和氣概打造的，在勞動強度、管理規則等方面具有非常明顯的男性氣質。」算法後台的數據來源，大部分是基於男性數據制定的標準，那麼越來越多女性加入這個行業就會有明顯的不適。「
有些地方的外賣站點會根據配送難度分等級。孫萍解釋，比如有的站點工作強度大，尖峰時段訂單特別多，訂單重量大，特別容易超時，各種各樣的條件限制比較多，訂單的配送價格也更高。女性面臨一些先天短板，跑10元/單的訂單很辛苦，她們會自動下沉到訂單價格低，相對輕鬆的站點。就算她們去到難度等級高的站點應聘，站點的騎手也會說，」這個地方你幹不了「，」我們之前沒有女騎手，我們招的都是精幹厲害的男性來乾的。「
相比起體力上的弱勢，如何」平衡「好照顧女兒和騎手工作，更讓柳青感到一種」分身乏術「的無力感。
」有時候孩子放假，帶著她送餐，就算心裡著急，也寧可慢一點，不會闖紅燈或者逆行。「柳青帶女兒送單時，她一次只搶一到兩單，遇到有遊樂設施的小區，還會陪女兒多逗留一會兒。這也意味著帶女兒送餐，一天的收入只有平常的一半，不到一百塊錢。
同時，她害怕被人說閒話——」還帶著孩子送外賣？「以及旁人的特殊照顧。比如，商場的保全看到她帶著孩子取餐，勸她：」錢是掙不完的。「等紅綠燈時，交警也責怪她：」帶著孩子送外賣多不安全？「
有一次下雨天平台做活動，配送費用更高，她讓女兒站在旁邊銀行的門檐下避雨，自己去店裡取餐。回來後，發現女兒手裡抱著一件好心人留下的外套。
柳青時常感到內疚，但她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她的父母和公婆都在老家，丈夫在餐館工作，每天晚上10點下班。如果她不帶著女兒出門送外賣，她怕女兒因為害怕胡同里的野貓，不敢出門上廁所；怕女兒出門和小朋友玩，走失了；也怕女兒吃不上一口熱飯。
在她的印象里，有一次給獨自在家的女兒訂了外賣，由於女兒沒看到外賣盒旁邊密封的開口，把蓋子快砸爛了也沒打開。午高峰時，女兒給她打了五六個電話，她心疼女兒，卻只能說：」不要再給我打電話了，我趕緊送完就能回家。「
還有一次，女兒獨自在家，去了同學家玩，她回來時找遍了周圍有孩子的人家，也沒看到女兒，害怕得報了警。她說：」從那次以後，我再沒有把女兒一個人留在家裡。「
」去性別化「與」示弱勞動「
在孫萍的觀察里，女騎手們為了適應男性化的工作環境，通常採用兩種生存策略：第一種是開啟」hard「模式，用男性氣質包裝自己，強調自己具備在這個特別糙、特別需要吃苦耐勞的行業生存下來的能力。
第二種是展現」笑臉迎人、嘴甜、慢慢說、包容心大「等女性氣質，將性別身份與騎手身份進行對接和融合，從而實現」性別翻盤「，將」示弱勞動「轉化為」優勢勞動「。
」去性別化「像是女騎手在外賣行業的一層保護色，在上海寶山區做外賣騎手的張玲，採取的是第一種模式。她經常自嘲」男騎手都不把我當女的「。
2021年年底入行外賣騎手以前，她在家具廠的食堂上過班，」愛美「是她留給別人的第一印象。其他人穿圍裙做飯，她則從來不穿，而是喜歡穿高腰的超短裙，每天上班都要化妝。
但成為外賣騎手以後，她所在的外賣平台要求騎手每天穿統一的工服，佩戴頭盔，」想講究也講究不起來。「上海的冬天有些濕冷，她常常把自己裹成粽子，外面套著肥大的工服。由於要佩戴頭盔，畫了眉毛也會被頭盔遮住，她索性只抹一層防曬出門。遠遠望去，如果不是一撮露出頭盔的馬尾辮，很難分辨出她的性別。
張玲所在的站點有70多名騎手，她在站點的排名常常位居前三。每次騎手排名更新，都有男騎手在群里議論：」你們這些大老爺們，還不如一個女的。「
選擇外賣騎手這份工作，張玲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多掙錢。她的老家在四川農村，14歲的女兒和8歲的兒子都在念書的年紀，家裡前幾年裝修房子，欠下不少外債，她說：」只要能掙錢，你叫我去洗廁所我都願意，我都不在乎。「
為了在這個男性優勢的行業里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和機會，她每天早上7點多上線接單，比多數騎手提前上線一小時，搶後台積壓派不出去的訂單。趕上送餐的尖峰時段，即使顧客所在的小區有電梯，如果樓層不高，她都會爬樓梯送餐，為了節約等電梯的時間。在4月初，上海疫情爆發的時候，公共廁所暫時不開放，她不到萬不得已不喝一口水，只有下午2點回宿舍吃飯時，才去一趟衛生間。
在張玲看來：」我的車子能馱動40斤的東西，我就儘量自己送40斤的東西。只要能吃苦，（這份工作里）女的不比男的差。「
阿鳳姐的想法則不一樣，她說：」畢竟咱們是個女的，該示弱就要示弱。「
孫萍和其調研團隊也曾在論文《平台、性別與勞動：」女騎手「的性別展演》中提到：一些女騎手不會一味選擇證明自身不輸男性的體力和能力，而是通過遵從傳統的性別規範，即承認並利用」弱女子「的身份，來積極調度周邊資源、尋求幫助。
在午尖峰時段，辦公大樓的電梯總是人滿為患。為了趕時間，阿鳳姐常常聲音清脆地喊一聲：」哪個帥哥去六層呀？幫個忙唄，幫我把餐放到六層的架子上。「」人家100%都會幫忙，嘴巴甜一點人家都高興「，阿鳳姐說。
遇到訂單太重、車胎被釘子扎了、或是特殊天氣，她也會提前和顧客打電話解釋一下，爭取對方的理解。
有一次，顧客一份訂單里點了16份盒飯，32瓶飲料，配送費用8元，距離1.1公里，但她拿不了那麼多。她不好意思在午高峰麻煩男同事幫忙，就試探地詢問顧客能否幫忙接應一下。對方開車到紅綠燈路口附近等她，她分三趟取餐送到了馬路對面。
但十次裡面也會有一次碰壁的時候。陰雨天，她向一位點了餛飩的顧客解釋：」如果跑急了，餛飩湯容易灑，耐心再等一下，著急的話，也可以取消訂單。「但放下電話，對方就投訴她態度不好，並要求她不要掛斷電話，第一時間送她的訂單。
阿鳳姐覺得委屈，有男騎手教她，下次直接說：」下雨天我送不來，你退吧。「或者，」我要遲到半個小時，你能不能等？等不了就退。」不要解釋那麼多，更不要說湯灑了，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
阿鳳姐意識到，相比於男性，女性往往更願意換位思考，和顧客溝通更有耐心，但不夠直接的表述方式也更容易引起誤會，甚至讓自己的利益更多受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