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之富強，終不能寄望於那些只「對羊顯凶獸之相」的卑怯者。
前兩天聽說王朔出了本新書，還沒來得及買來看。但我對他以前講過一個故事記憶猶新：
說，有個小混混，晚上喝酒喝高了，在燒烤攤上吹牛逼：「誰敢惹我？誰敢惹我？」
這時候，側里閃出一個彪形大漢，說：你丫挺的扎刺兒是吧？我敢惹你！怎麼著吧？
那小混混看看了這社會大哥身上紋的左青龍右白虎，立馬就慫了，但嘴上卻仍然很橫，只是加上了幾份諂媚，又牛逼轟轟的叫囂到「那，誰敢惹咱倆？」
我覺得，在王小波死後，王朔也許算是當今中國最會講段子的作家了。他的段子總有禪宗那種「直指人心」的魅力，你比如這個，就點出了一種在我們的群體中普遍存在的心態：很多人喜歡、並且急於跟強者共情，並背靠強者的大旗，向弱者呲出獠牙。
而巧了，類似的問題，魯迅先生也討論過。
魯迅有個朋友叫徐炳昶、字旭生，有一次跟魯迅探討中國人的「中庸」問題。
徐炳昶談到：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問題，在於太「中庸」了，太「馴服」了。凡事都是和稀泥，不肯旗幟鮮明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立場，不敢捍衛自己的利益。
當時魯迅當時就打斷他，反駁說：旭生，你這話說得不對！
你看到的中國人的中庸、馴服，那只是表象。很多人的「中庸」，只肯賦予比自己強的人，不肯正面衝突，是因怕顯出自己弱，遭強者報復，所以要強裝出「中庸」和「馴服」的樣子來。
而面對比自己弱小的人，他們才不「中庸」呢！因為對方毫無還手之力，他會最急於的亮明自己的立場，並把這些非常極端的立場強加在對方頭上，對方言行舉止只要少不如其意，他們不吝於對那弱者施以最苛酷的刑罰。以此發泄心中的戾氣，並顯示自己與強者或眾人站在同一立場上。
於是魯迅寫了一篇文章，叫《忽然想到》，文中就總結說：
「可惜，中國人但會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偶能顯凶獸之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
我忽然想到了魯迅的這篇《忽然想到》，是因為昨天小號上寫了一篇《穿和服就算尋釁滋事？可以，請立個法寫清楚》的稿子。
那篇稿子裡，我主要想談談蘇州和服案中的法律問題——在中國法律沒有定性穿和服違法的情況下，警察以尋釁滋事逮捕那名女孩，這種行為到底有沒有合法性。
結果從那篇文章的回覆看，看來不少人壓根就不想講法，很多人直接就點進來噴，什麼污言穢語都泥沙俱下。挺讓我大開眼界的——這年頭想講點道理，真的太難了。
但偶爾也有一些很善意、很有啟發性的回覆。比如有位朋友就說：小西，你有沒有想過，如果那個女孩穿和服有錯，那麼蘇州這條存在了多年的日風街，是不是更有錯呢？如果女孩穿和服算「尋釁滋事」，那麼開日風街算不算「釣魚執法」？
這個問題，細一琢磨還真是這麼回事。那些看見人家女孩穿和服就要舉報的人，他們走在蘇州那條日風街上，看見滿街的日風商店，甚至聽到店員用日語待客，為什麼不憤怒？為什麼不舉報？
這些常年經營的日式店鋪和那些日語熟練、與在華居住的日本人日常接觸的店員，豈不是比一個穿和服的小姑娘更不符合他們的要求麼？
想了想，唯一的原因，無外乎就是一個「慫」字而已。
本來，由於位居改革開放橋頭堡的長三角地區。蘇州就有很多日資企業，居住了不少在中國工作的日本人，久而久之這裡就開了不少正宗日本料理。當地政府覺得既然這裡日料多，順水推舟，1994年在這搞了個全長520米的日本風情街。2010年底，這條日風街還被評為「國家級著名和特色商業街區」。
簡而言之，就是蘇州的這條日風街，是獲得了當地政府和國家的背書的。極端者們如果真敢找這條街上的店家麻煩，質問「國讎家恨如此，你們怎麼敢開日料店？馬上關了！否則我們砸店！」——那樣的話，會因為尋釁滋事罪被逮捕的，怕就不是那小姑娘，而是他們了。
所以這幫人很清楚，面對受法律保護、正常營業多年的日風街執行他們的「高標準、嚴要求」，那是容易把抓進局子的，搞不了。
可是對於一個穿和服在這條街上走的女孩，這樣的標準卻可以執行，因為他們很清楚，責難這樣一個女孩，是不會遭到任何反擊的。對方就是一介女子，打架吧，又打不過他們，講理吧，他們又站著「民族大義」的道德制高點。女孩對他們來說是完全的弱者，所以他們盡可以拿出最極端、最嚴苛的標準，質問對方「你是中國人嗎？是中國人就不能穿和服！」
這就像阿Q跟小尼姑找茬，問她跟和尚是不是有一腿？——當然，阿Q對佛門的清規戒律半點維護之心都沒有。但又能怎麼辦呢？未莊裡，甭說趙四爺和假洋鬼子，王胡、小D他也一個都打不過，不苛責小尼姑？那他的「精神勝利法」又何以立足呢？
所以，強弱，勢也。勇怯，形也。不要問這幫人到底是中庸還是極端，是懂法還是不懂法，是真愛國還是假愛國？這些概念對他們來說其實都是不存在的。
他們就是一幫看人下菜碟的傢伙，只有在安全的時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費的時候才是慷慨的，在淺薄的時候才是動情的，在愚蠢的時候才是真誠。對能夠拿捏他們生死的強者非常溫和、寬容、隱忍，人家說啥是啥。而對毫無反抗之力的弱者，他們又變得極為極端，對方稍不隨他意之處，輕則破口大罵，重則直接上手扒衣。
說起來，這幾年，女孩因為穿和服被圍攻的事情，似乎挺頻發的。我想起我大學剛畢業那會兒，某些「愛國青年」的主要行為還不是這個，而是打砸個日系車、抵制某國連鎖店什麼的。這種行為一度鬧得很兇，那會兒買車，很多人都不敢買日系的，就是怕中日再出個什麼糾紛，自己的愛車被誰偷偷劃上兩刀。
可是後來，突然出了個西安U型鎖事件，主犯蔡洋以尋釁滋事罪和故意傷害罪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憤青們這才驚覺，原來砸車這種行為國家法律是要管的！
於是這個「砸車愛國」的流派很迅速就在江湖上銷聲匿跡了。憤青們「愛國」的主戰場靈活的「轉進」到了國內個別不開面的女生們穿的和服上，日系車主們再也沒有什麼性命與財產之憂了。
同樣的，你看反日這幾年雖然在網上鬧的這麼凶。但基本上僅限於折騰中國自己人。日本在華工作生活的人也不少，我們卻很少看到日本僑民受到威脅的報導。那天在日風街被揪住的女孩，如果她真是個日本人，我估計也就沒這一出了。
為什麼呢？因為憤青們也知道，日僑是「真洋鬼子」，找他們的茬是會鬧出國際糾紛的，影響大了法律會嚴肅懲處。所以他們就果斷無視了這個真的能向日本傳達態度的選項。
所以我有點明白了，我跟這幫人談什麼法制、寬容之類的概念，其實純屬多餘，因為這幫人的問題其實不在於不懂法或是不寬容，更不在於「過分愛國」或者「極端」。
如魯迅所批判的，這些不過是假面具。
如王小波所諷刺的，他們不過是在借愛國的名義「借酒撒瘋」。（那個夜半堵門逼你寫保證書的人，可以是你的鄰居）
這些人的真正問題，在於卑怯。在於總對能拿捏自己的強者就百依百順、屁都不敢放一個，而對無力反抗的弱者則堅持說一不二、執行最高標準、最嚴要求，少不如其意，立刻喊打喊殺。
在這種人生態度中，其實沒有寬容或狹隘，極端或中庸這些概念，更不存在「愛國」的這麼崇高的理念的生存空間。唯一存在的，只有在慕強與凌弱、在最沒意見的「中庸」和最有意見的「激進」、在「誰敢惹我」與「誰敢惹咱倆」之間的無縫切換。
結尾，我想再引魯迅先生的兩段話：
「現在的強弱之分固然在有無槍炮。但假使這國民是卑怯的，即縱有槍炮，也只能殺戮無槍炮者，倘敵手也有，勝敗便在不可知之數了。這時候才見真強弱。」
「我想，要中國得救，也不必添甚麼東西進去，只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反過來一用就夠了；對手如凶獸時就如凶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
是的，一個國家，能否真正的強國強民，固然在能否有槍炮，但更在於國民是勇直還是卑怯，是遇強則強，在別人侵犯自身或同胞合法利益時，敢無畏強橫、挺身抗暴，還是只是遇強則弱，遇弱則強，對著無力反抗者高聲呼喊，對著能拿捏自己者大氣不敢喘一聲？
一群只敢對著毫無還手之力的婦孺表演自己極端「愛國」情緒的人，真到了國家危難的時候，他們又能否靠得住呢？還是一見更強者來臨，就又順勢跪了一地？
對此，我總是很疑心、更很擔憂的。
我想，民族之崛起，國家之富強，終不能寄望於那些只「對羊顯凶獸之相」的卑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