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關課外補習培訓的新聞想必大家都已經有所耳聞。
有人認為，這樣的舉措可以及時制止社會上越來越瘋狂的教育內卷趨勢，讓父母們的「雞娃熱情」剎一剎車，有利於給孩子一個寬鬆自由的成長環境。
也有人認為，如果現行的不變，孩子們終有一天還是會面臨高考「擠過獨木橋」的難題。這項舉措不過是將孩子們從一條賽道轉移到了另一條賽道，比賽的殘酷性和競爭的激烈程度都不會真正降低。
事實上，對課後補習班的追捧是東亞國家的一個共同現象。
無論是中國大陸、台灣還是香港，或者是我們的鄰邦日本、韓國，稍有餘力的家庭都會把自己的子弟送進收費不菲的課後補習班，生怕自己的孩子在擠進名牌大學的「軍備競賽」里落於下風。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課後補習班只有東亞國家才有。在許多其他國家，希望下一代能夠擁有更優越生活的中產階級都樂於讓孩子接受過義務教育之外的額外補習。
就像在印度，一家號稱「印度新東方」的網際網路連鎖課外培訓機構Byju’s的註冊用戶超過了3500萬。在美國，花費不菲的私人學習小組正在成為一種新興的潮流。
Byju’s的創始人自己就是一個私教補課老師
但我們也不能否認，東亞地區對課外補習的熱情的確是世界上最厲害的。
為什麼東亞的家長們這樣重視在正規教育之外的課外補習？
歐美的專家將這看作是東亞社會重視教育的傳統在發揮作用。有些人將東亞的重視教育傳統跟猶太人的重視教育相類比，他們認為：在流離千年、飽受歧視的猶太人看來，土地、房產、黃金都是容易被剝奪的身外之物，學問和技能卻是誰也奪不走的財富，所以猶太人才會特別重視教育。東亞國家的家長們也同樣認同「教育就是財富」的理念，才會如此重視課外教育。
但是，這個理由在傳統上習慣安土重遷的東亞社會是說不通的，儘管東亞大陸也不乏饑荒和戰火造成的人民流亡，但也有許多家族能夠在一塊土地上生活和勞作百年以上。中國的有產者都不憚於投資地產和商業，在商業發達的近代，許多家族都把生意投資的重要性排在了科舉入仕之前，所以「東亞家庭由於私有財產沒有保障而偏重教育」的邏輯在東亞不能完全成立。
也有很多人將儒家社會重視教育的現象同悠久的教育傳統聯繫起來。
中國是世界上較早開展私人教育的國家。若是從中國最早的「私教老師」孔子算起，從2500年前中國就已經存在私人教育。但孔子的私人教育跟現代私人補習班進行的教育果真是一樣的嗎？
要說明白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教育的目的。
在孔子生活的那個時代，不管是東方或西方的教育家，進行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育人」。雖然我們現在也經常提起教育的意義在於「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要打造「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才。然而現實的教育狀況離這個口號差距甚遠。
孔子的私人教育是典型的精英教育，重視「君子」的培養
歷史上最早的私人教育家們卻是真正按照「育人」的標準來行動的。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合格的貴族階級。而一個合格的貴族階級除了擁有領導者必備的種種技能之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擁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古希臘的哲學家如果遇到政治理想和城邦傳統不合，寧可選擇不出仕甚至是逃亡也要堅持自己的觀點。早期哲學家畢達哥拉斯堅持自己的學說，遭到克羅托內城的驅逐，被迫隱居塔蘭托。雅典的哲學宗師蘇格拉底教授給本城青年自己的學說，被雅典公民大會判處死刑，然而蘇格拉底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觀念，拒絕逃跑，慨然而死。
名畫《蘇格拉底之死》，蘇格拉底不願逃跑，寧可服毒自盡
同樣的，孔子也不主張用自己的政治理想換取君王提供的祿位。孔子說：「邦國符合理想或不符合理想，都要堅持自己的觀點，這叫正直。邦國符合理想就出仕，邦國無道就隱居，這叫君子之風。」
總而言之，決不能為了祿位而放棄政治理想。這個時期的私人教育培養的是有個人獨立思想的社會精英，當國家的形勢允許他們實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時他們才會發揮所長，而當城邦與他們的政治見解不合時，合格的貴族精英絕不會選擇屈從他人的意志。
這樣的教育理念在列國時代是非常流行的。無論是中夏的王侯還是希臘的城邦僭主都只能盡力爭奪人才，而無法對有獨立精神的人才實施禁錮。
但隨著大一統國家的出現，古典私人教育賦予的獨立精神越來越難有發揮的餘地。
在最高君主壟斷一切政治資源的背景下，古典的私人教育失去了「育人」的意義。儒家教育的主要目的也逐漸從培養有獨立政治理想的貴族轉變為培養帝制國家需要的官僚。
單從形式上看，封建時代的貴族和帝制時代的官僚同樣都是位於最高統治者之下的中間統治階層，好像並沒有什麼大差別。
然而封建時代計程車必須切實掌握一些實行統治所必須的技能，就像孔子提出的君子必須熟習「六藝」，不然就不能稱之為合格的統治階層。帝制國家的官僚則完全不用掌握任何實際治理國家所必須的專門知識，科舉並非對應試者技術能力的測試而僅僅是篩選其中的智商和情商較優秀者。至於那些徵稅、丈量、法律、工程的實際業務，則是交給衙門裡的吏員去執行。
將專業能力從官僚身上剝離出來造成的一個副作用是官僚機構永遠不能為參加科舉計程車子們提供足夠的官職。
唐代是科舉制度成型的時期，然而通過科舉選拔的官員數量很少，有大量的讀書人經過多次科舉考試都難以獲得進士這個做官的准入資格證。宋代改革了唐朝科舉錄取人數太少的弊端，大量增加科舉中榜人數，這樣一來，為了安置這些中榜者就必須大量增加官位。宋朝因此增設了大量根本不必要的「冗官」，南宋官員洪适曾記錄說有的縣在宋初不過只有一個官員，並未出現治理不到位的問題，後來該縣官員增加到四五十位，然而該縣的行政完全沒有改善。
明清都是財政緊縮型的朝代，在官員數量方面做了相對嚴格的規定，然而讀書人的數量卻一直在不斷增加。這就造成了知識分子圈裡的「內卷」現象。如果說江南農民的經濟「內卷」尚可以以數據的形式量化呈現，官場的「內卷」卻是無法用具體指標來衡量的。
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在科舉時候，考生人數越來越多，競爭越來越激烈，想要嘗試作弊的冒險者層出不窮。南方學子大量占據中舉名額，引起北方士人不滿。
然而，即使你幸運的通過了考試也不能馬上獲得實際官職，因為可供給的官職遠沒有中舉的人數多，舉子們只能暫時在翰林院充當「官員預備生」，等待空缺的官職出現。甚至有終身未能獲得實職而一輩子窩在翰林院的例子。
官僚體制內部越來越卷，讓讀書人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於是在清代就出現了發達的師爺、幕僚文化。師爺並非正式的國家官員，然而他們既掌握官僚的核心機密，自身又有一技之長，能在各位東主之間遊刃有餘。科舉正途的競爭太過激烈，導致許多讀書人不得不利用這種途徑曲線進入官場，也可以算是硬闖科舉「獨木橋」之外的一種不得已的辦法。
我們之所以用這麼大篇幅來闡述官僚職位競爭的激烈，是因為今天的應試教育和當年的科舉制度在本質上面臨的是同樣的難題。內卷競爭的激烈程度並不是由考試本身決定，而是由教育投資能夠獲得的具體收益來決定的。
最近有消息傳出，韓國總統文在寅私下要求三星、現代等大企業儘可能增加優質的製造業崗位，韓國輿論認為，文在寅此舉旨在給韓國越來越猛烈的學歷競爭踩一踩剎車。韓國的輿論可謂是一語道破了東亞世界教育內卷化的秘密。
東亞的家長們熱衷教育投資，願意雞娃，在孩子身上浪費巨大的金錢和精力，並不是秉持了什麼重視教育的傳統，也不是被重點大學、知名大學的良好教育所吸引，他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讓自己的孩子能夠在學成之後能夠得到一個相對優質的職位。然而現實的困境是這樣的職位在經濟發展到某個階段後變得越來越稀缺。
產業鏈升級帶來的製造業崗位會緩解教育競爭壓力嗎？
早些時候國內曾有過一個調查，一線城市的大學生對自己第一筆薪水的平均預期為11000元人民幣，而實際得到的第一份工作的平均薪水僅為6000元左右。
這可以看成大學生對所謂優質職位的薪水預期與實際在市場上找到的職位薪水之間的差距，這充分說明了市場上真正的優質職位是如何稀少。如果我們再把員工福利、加班時間等因素考慮進來，就會發現在東亞社會，優質職位和普通職位渡過的完全是不同的人生。
不只是在中國，在日本和韓國普通員工和優質大型企業的員工之間的薪水同樣不可相提並論。絕大部分的東亞家長正是在普通職位上渡過自己的一生，為了讓孩子未來生活不像自己一樣辛苦，所以不得不勉力投入殘酷的教育競爭。
大部分進城務工的心願，除了想掙到比務工更多的收入以外，就是把子女供上大學，避免自己的下一代重複自己的命運
那麼，為什麼在東亞各國和地區優質崗位如此稀缺呢？
東亞這些深受儒家傳統影向的國家地區，在產業發展的初期往往都是依靠國家的政策和扶持產生出一些超大規糢的企業，如日本的東芝集團、韓國三星集團、台灣的鴻海集團等。超大型企業的創立可以快速拉動國內產業發展，迅速奪取國際競爭優勢，為國家大量出口創匯，是後發國家實現趕超的有力幫手。
然而就像我們在韓國觀察到的現象，超大型企業能提供給全社會的優質職位只不過是杯水車薪。如果畢業生們僅僅盯著這些大公司的職位進行角逐，就無論如何也避免不了在教育上越來越加碼的「軍備競賽」。
這個國家真正的壓艙石，恰恰是中小微企業，但現實是，中小微企業的生存環境非常艱難
然而，我們有另外一條路可走。在大型企業之外，為社會提供了絕大部分崗位的是民營中小企業。
發改委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小企業和微企業提供了城鎮8成以上的就業崗位。在整個歐盟，超過三分之二的崗位和85%的新崗位都是中小企業貢獻的，在美國，有一半的員工就職於中小企業。
他們可能無法像大型企業那樣貢獻金光閃閃的管理層職位和高級工程師職位，但中小企業才是和普通百姓生活更加息息相關的那一端。中小企業的發展和繁榮儘管無法提供那麼多的優質職位，卻能夠讓普通職位的待遇提高，縮小和優質職位之間的差距。如果普通的職位能夠提供足夠的吸引力，就可以避免校園裡的千軍萬馬湧向那些本就十分稀缺的優質職位，進而從根本上解決教育內卷化的問題。
儒家教育最大的短板在於對經濟自由的保護缺失
我們並不打算進一步探討中小企業如何振興的問題，而僅僅提醒讀者這樣一個現實：在2000年歷史中從未被以「民貴君輕」為座右銘的儒家學者所重視的情況下，如何保護和發展可以讓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中小企業，如何能讓遍地開花的小企業有更多的生存空間，怎樣讓普通人的日子也能過好，也許才是熱衷補課加碼的東亞社會最需要補上的一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