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2022年8月2日訪台前後，在大陸某知名市場化媒體任編輯的高嘉瑜讓記者密切關注美中台三方的發言動向，並琢磨如何拿捏報導的尺度。直到8月1日，新浪微博熱搜出現「竄訪」一詞。
「直覺告訴我已經定性了，這很可能就是我們的報導基調，」她說，「果不其然」。
她手下的年輕記者對此表示不理解。這名記者認為，如果將這次訪問置於國際秩序下的台海關係視角，中國處於有理的一方。「依據多方事實進行客觀報導對國家是有利的，為什麼非要用『竄訪』這個情緒色彩濃厚並且會限制報導空間的辭彙？」
這名記者畢業於一所985大學的國際關係專業，對專業表達有堅持。「非要寫『竄訪』的話，整個事情的基調就不一樣了，傳遞出去的信息也會不一樣，對讀者會形成誤導。」他抗議道。
高嘉瑜同意他的觀點，但同時向他出示了領導下發的報導指令——「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表述必須精確，不得使用『佩洛西竄訪中國台灣地區』以外的任何表達方式」。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對俄烏戰爭的報導中。在與禁令賽跑的途中，高嘉瑜安排記者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采寫了一篇分析俄羅斯行動背後的原因。她隨後收到的報導指令顯示，媒體一律不得使用「入侵」「侵略」等彰顯「立場」的辭彙，不得渲染烏克蘭人的悲情、不得對俄羅斯此次的軍事行動發表評論。之後，高嘉瑜只能依據外交部發言，安排記者籠統地概述美國和歐洲在這次區域戰爭中發揮的作用和應負的責任。
她坦承無法給予記者報導自由，「這真的是千鈞重擔，我自己都沒有的東西，怎麼給他們？」
長期關注全球新聞自由的「無國界記者組織」2022年發布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中國的排名為175，全球倒數第六。與這一數據相伴生的是，中國大陸新聞審查力度的持續加大和異化，言論邊界的不斷收縮，以及新聞從業者被談話、被訓誡、被去職甚至被拘捕。
「久而久之，每個人的頭腦中都會自我設置一條紅線，甚至能分辨出哪些話題會被宣傳部門定性為『妨礙社會穩定』、『引發官民對立』、『激化社會矛盾』等等」，高嘉瑜說，「頭腦中的審查開關一打開，我們都是國家需要的宣傳機器」。
情況還在進一步惡化：審查之下，中國媒體人掌握了一種「鍊金術」，為將信息順利發布，他們將「戰爭」表述為「衝突」，將「封城」表述為「靜態管理」；在面對八孩母親、上海封城等社會熱點話題時，因預知審查的到來，不少資深記者、編輯選擇無動於衷；而在「講好中國故事」、「做黨的耳目喉舌」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年輕記者，留給他們的空間，究竟還剩下什麼？
你們想要的自由我給不了，要麼接受，要麼離開
2021年7月21日鄭州暴雨，多條地鐵線路、隧道被淹，在某市場化媒體任職的記者張念奔赴一線，兩天內幾乎跑遍了所有受災嚴重的區域，他發現在各個事發地和醫院拿到的鄭州市實際因災死亡的人數總和遠超官方通報數據。但他的領導表示，這些內容無法發布，並且更高層級的部門已經下發了指令，要求報導以救援為主，「寫寫救援，然後回來吧」，領導說。
2021年5月的白銀山地馬拉松事故中，在大陸一家頗為知名的媒體做記者的周小帥被要求報導要以地方政府盡全力開展的積極營救為主，不得突出地方政府在該事件中的責任、不得渲染死難者家屬的情緒。一位同在現場的記者也收到了相似的要求，這位記者跟朋友吐苦水：「我明明聽到一個負責處理這件事的官員對手下說，『不就是幾條人命，賠兩千萬夠不夠？』」。
2022年年初，豐縣八孩母親事件持續發酵後，張念於春節假期奔赴事件發生地董集村，彼時，這個小村莊已經以防疫之名被團團圍住，外人不得入內。張念本想再周旋一下，但所在媒體迅速將他召回，並表示該事件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彈，單位已收到需以官方通報為準、不得自行採訪的通知。
面對年輕記者的不解，某家媒體的領導甚至直言：「這就是現狀，你們想要的自由我給不了，你們要麼接受，要麼離開」。
2022年4月上海封城，周小帥所在的媒體為約束編輯記者的行為，專門下發了疫情報導指南，要求所有涉及疫情的報導，均以官方發布的信息為主；媒體及從業人員不得質疑國家的清零政策、不得評論地方的防疫手段、不得渲染民間情緒、不得自行採訪專家學者、不得引用西方媒體報導、不得對比國外與中國的防疫政策、不得質疑國產疫苗效力。
取而代之的，該媒體報導了醫護人員的艱辛、警察和社區為保障弱勢群體的需求盡心盡力、上海市政府採取的多種措施保障市民日常用品供應、企業有序復工以及歐美國家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口數量等等。
近幾年，周小帥任職的媒體有多位知名記者相繼離開，他覺得自己有責任要以優質報導重拾該媒體的昔日榮光。但在這一系列事件後，周小帥開始質疑記者這一工作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我什麼都做不了，這種感覺特別壓抑」。
沒有母語的人民
成為記者的第一課是什麼？
「安全培訓」，前媒體人賈葭說。
十幾年前他在大陸某媒體供職時，針對新記者的入職培訓便是告訴他們哪些話題比較敏感或者乾脆不能報導，比如台灣問題、宗教、新疆及計劃生育。
這類培訓在很多媒體被延續至今。而隨著禁忌話題的增多和言論尺度的不斷收窄，表述「非敏感」問題的方式也在不斷變化。比如將「戰爭」表述為「衝突」，將「封城」表述為「靜態管理」，將「家暴」表述為「家庭糾紛」，將「降薪」表述為「差異調整」等。
「為規避審查或者迎合審查方而不得以做出的文字上的妥協，會導致整個語句的意思變味了。然後根本無法點明事件的本質，也無法讓讀者看清事情的本貌。」賈葭說。
隨著官方主導的針對表達的限制手段升級，寫作者為保障稿件的存續，只能不停地換辭彙、換表達方式、字斟句酌，讓審查人員輕易看不出稿件真正的意圖。但這同時導致，大多數時候，稿件的目標受眾也很難分辨出其中的真意。
因此，被問及當國內外大事件發生時，中國大陸網民表現出的情緒高漲、失控和言語衝撞是否與媒體表達的失意有關時，賈葭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理性聲音被壓制以及被國家壟斷的社會議題敘事，必然會導致群氓的產生。」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學教授表示。
這位教授同時指出，中國媒體已掌握了某種神奇的「鍊金術」，「媒體總是能將『危機』形容成『機遇』，將『災難』演化為凝聚人心的『盛事』，將『經濟下行』表述為『增長潛力待釋放』」。
已在媒體行業工作近十年的高菲菲認為這種「鍊金術」只是一種手段，不是記者的目的。比如，騰訊、阿里巴巴、美團等多家網際網路巨頭從年初持續至現在的大規模裁員在社交媒體引發恐慌，於是媒體內部自動將「裁員」上升至敏感詞行列。在這種情況下，她不得已在稿件中將「裁員」表述為各大網際網路公司不同事業版塊的「人才架構優化」。「如何表達是一門學問，發聲總比什麼都不說好，稿件發出後，懂的人自然會懂。」她說。
但「鍊金術」並不總是有機會發揮作用。對於網約車平台滴滴的大規模裁員，多家主串流媒體接到了同樣的報導指令——「不得炒作滴滴的裁員舉措，不得將國家相關部門對滴滴採取的監管、處罰措施與滴滴裁員相關聯」。
「很多事件發生後，網民都會指責媒體無良、對事情視而不見，可是像滴滴這種情況，我們怎麼報導？」高菲菲說。
而在程峰看來，所謂「根本原因」則是國家基底的不復存在。
2012年末，程峰收到領導下發的一份「敏感詞」匯總列表，要求所有稿件不得出現列表中的任何辭彙，其中包含諸如「民主」「平權」「憲政」「公民社會」等詞語。
當時他供職的媒體的領導對所有編輯記者幾乎採取了耳提面命的方式重複這些禁忌，以確保從新聞生產的源頭杜絕這些辭彙出現。
而僅僅在一個月之前，即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民主、自由、法治等辭彙一直在被國家機器大力宣導。
「國家進行社會治理的基底已經親自被他們自己打碎了。後果則是，房間內的大象在不斷擠壓我們的生存空間，迫使我們不斷扭曲、異化自己的表達，以換取一線生機，這種情況也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體現。」程峰說。
一個重要的背景知識是，中國的國家體制決定了媒體從來都是歸國家所有的。在中國大陸，直接由國家財政供養和黨政機關管理的媒體被稱為黨媒，通過商業化運作自負盈虧的媒體被稱為市場化媒體。但市場化媒體僅有經營自由，為得到與採編權相捆綁的發行刊號，需依附黨政機關的下屬機構，以方便中共中央宣傳部統一管理。
基於媒體的這一屬性，稿件內容服從國家意志成了中國特有的新聞表達方式。
在黃章晉看來，語言是思維的工具，也是觀念的產物。語言被污染後，傳遞的信息價值大打折扣。
在一篇名為《沒有母語的人民》的文章末尾，他寫到，「對整整一代中國人來說，使用的是自己的語言，卻於自己熟悉的環境、熟悉的生活，缺少足夠的感知、表達能力；於曾經的歷史，進行中的時間，缺少記憶和思考的能力，是否可以這樣認為，我們是沒有母語的人民」。
不能把世界讓給壞人
如何對抗這種語言污染？如何在可能隨時出現的報導指令與新聞自由表達之間進行平衡，老媒體人周琦一直在試圖探索出一條規律。
比如，相關部門對媒體下發的報導指令要求，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項經濟數據進行正面報導、不聚焦不好的數據、對就業問題淡化處理。對於這種官方要求，周琦採取的措施是，引用官方數據的同時，將相關數據並列處理，但不會直接比較差額，也不會直接輸出觀點，所有的潛在信息交由讀者去感知。
再比如新出台的報導指令強調對中國宏觀經濟形式、失業率等信息不得暗示官方數據有水分、不得對數據進行猜測、不得暗示中國經濟和就業環境不好。
「這種籠統的說辭相當於給所有媒體工作者扣了一頂大帽子，稍有不慎便是違反了禁令，會受到罰款、寫檢查甚至被辭退等懲罰。因此每說一句話都要小心翼翼，最好的方法是長篇大論、雲山霧繞，一定要在委婉暗示國家政策有瑕疵之前，先猛夸一頓國家和政府在拉動經濟增長、增強人民福祉方面的不懈努力，最後結尾一定要突出對國家和政府的信心。」周琦說。
程峰所在的媒體按照國家規定一直掛靠在某機關下屬的出版社。中共中央宣傳部一再收緊對媒體的管控後，上述出版社相關負責人命令他提交待出版發行的所有稿件，以供其審核。
為了捍衛全體同仁的智力成果，編輯部決定在稿件出版前兩天的晚上將樣刊送交給上述出版社負責人，這意味著對方僅有一天一夜的時間對全部稿件進行審核、修改。編輯部曾多次嘗試挑戰那條越收越緊的紅線，甚至策劃了一期某政治人物的專題。
「我們每次都會故意把廣告也發給他，要求他審。」程峰他們有自己的算計，希望時間的緊迫能迫使對方對內容網開一面。
但這種小聰明很快被識破，換來的是審查方的強勢反擊。於是，幾乎每次刊物出版後，編輯部的負責人都會被要求寫檢查，檢討自己在這期刊物中的「失誤」。
如此反覆，整個編輯部都倍感疲憊，於是把報導方向轉向軟一些的故事。但即便如此，審查仍如影隨形。一名記者曾採訪一位男星，稿件中提到這位明星在未成名時曾與朋友喝酒至天亮，這種描述意在突出其成名前的困頓時光。但在審查方眼中，媒體此舉意在宣揚明星的奢靡生活，並直指這會對年輕人帶來不良影響，不利於社會發展。
與很多編輯、記者在表達上的字斟句酌、委婉含蓄不一樣，自成立以來，運用寫作技巧削弱文章主題的敏感性便是「大象公會」的風格，也是創始人黃章晉規避審查的一種妥協。以撰寫黨和政府的「說明書」的口吻，他相繼在「大象公會」發表了《齊步走，以國家的名義》《「主席頭」的起源、發展與定型》《你家小區為什麼像監獄和集中營》《為什麼紅後代喜歡叫ABB》等文章。
但更進一步的妥協，他不接受。保持語言的本真和信息的準確是他的底線，他不想被剝奪用自己母語進行表達的權利。於是在被禁言四次後，在成立的第八年，「大象公會」倒在了被指責是「美國走狗」的輿論風暴中，被騰訊永久封號。被封原因與眾多被封的自媒體和被刪除的文章一樣，籠統但不容辯駁——違反相關法律法規。
對於封禁的原因，黃章晉說是源於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逸指責他拿了美國人的錢、與東突分子交好。
沈逸與張維為、李毅、金燦榮等學者近幾年在微博等社交媒體平台異常活躍，日常言論多以誇讚中國大國崛起、貶低歐美等國家為主，語言風格誇張，但一直被官方媒體奉為座上賓。因此外界一致認為他們的言行是被有關政府部門默許的。
這種默許帶來的結果則是，這些人的言論引發了一眾網民的追捧和效仿。
於是，沈逸的指控自然而然引發了大量「愛國」網民對大象公會和黃章晉進行攻擊，黃章晉一度打算起訴沈逸造謠誹謗。但多家律所拒絕代理這個案子，「他們評估後認為這件事太敏感，沒人敢接」。
從業二十餘年，黃章晉歷經報紙、雜誌、入口網站等多個內容生產平台，不給平台帶來麻煩是他對內容尺度進行把控的底線。「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官方和網民都開始樂此不疲的翻舊帳，於是曾經的所謂『自由』表達在審查的紅線逐漸收緊後，在現在就變成了不可原諒的越界行為。」
而對於曾經種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文章，他說：「其實我是個拖延症很嚴重的人，但我發現傻逼和壞人都非常勤奮，很多時候我的表達衝動是被這些人激發的。尤其當面對下一代時，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會更強」，他補充到，「我希望我們的孩子對國家的喜愛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基於一種真正的自豪感、可以質疑國家的一種愛。從這個角度看的話，我們不能放棄任何努力。」
從業多年，周琦親歷了審查逐漸收緊，直至將一整套審體檢系嵌入到新聞生產的整個過程的歷程。而近幾年，他明顯感覺到，審查自上而下的推進以及自我審查自下而上的演化，對整個新聞生產體系和身處其中的人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
「最顯性的體現是，新聞線索的減少。之前發現有價值的新聞選題並不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但是現在，除疫情話題外能發掘到的有價值的信息在大量減少，很多問題在外界還沒看到時就被層層審查掉了」。
而相比於有形的世界和看得見的問題，看不見的問題才更加可怖。
這種可怖通常以禁令的形式出現，比如北京大興機場占用農用地但因補償不到位導致的農民上訪不得報導、外賣騎手聯盟盟主失聯以及東航空難中遇難者家屬上訪的問題等等均不得報導。
「在禁令中，發現真正的新聞。」他說。
在賈葭看來，做為中國人，審查在每個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便與其社會身份深深捆綁在一起。「審查的荒謬之處在於，它已經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的思維交織在一起了。它並不是一個獨立於言論自由之外的單獨體系，而是變成和水、空氣一樣與個體的生命同構的一個東西」。
高菲菲有同樣的感受。雖然還在堅守內容生產一線，但她坦言自己已經將自我審查內化為了一種能力。「有些事件可以通過轉換辭彙的書面技巧進行『曲線表達』，但是更多的話題，當我們下意識的判斷出連虛與委蛇的空間都沒有時，我根本連做採訪的衝動都沒有」。
這種態度體現在了很多從業時間較長的媒體人身上，比如面對豐縣被鐵鏈拴住的八孩母親、上海封城、各地層層加碼的防疫政策，高菲菲所在媒體的資深採編崗位的記者們幾乎都和她一樣，無動於衷。
但更讓周琦感慨的是，只有經歷過自由或者說「相對自由」的人才有能力分辨出壓制、羞辱和管控，而沒有過這些經歷的人很容易將現在的環境視作正常，並習以為常。
「成長中的年輕人比我們更可悲。」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