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街報話大樓上的鐘又響了，還是那首《東方紅》的曲子，聲調之間拉得很長，空曠地迴旋在醫院上空。報話大樓是1965年投入使用的，那年，出生在城牆下的李建利4歲。《東方紅》的曲子播放了幾十年沒變過，如今，李建利也61歲了。他躺在西安市中心醫院的康復床上，任憑兩個年輕的穿白袍的實習生，給他活動著手和腿腳。
「今天，是我，出事，十年的日子。」他磕磕巴巴地說，對著兩個實習生。兩個年輕人，大約也就二十歲左右，臉上還帶著一絲稚氣。他們仿佛在聽他說，卻又並不知道，也並不關心他說的是什麼。
這是2022年的9月15日上午十點多。李健利，就是那個10年前被一把U型鎖砸斷了頭骨，也砸斷了平靜人生的倒霉的中國人。
2012年9月15日，在北京，西安，深圳等大城市，開始爆發反日遊行。網絡圖片
1「警察也很辛苦」
十年前的王菊玲，風風火火，說話大嗓門。那年她剛48歲。高大，愛體面，頭髮總是盤起來，穿大花朵的裙子。那個秋天的下午，丈夫頭頂上汩汩冒出來的血，浸透了她的衣裙。
「這十年，我不知道是怎樣磨過來的。說不成。」她說。
十年前的9月15日，丈夫在西安市中心醫院被搶救到深夜。他頭頂左邊的顱骨被蔡洋用U型鎖打斷，腦漿都冒了出來。萬幸，搶救及時，算是保住了一條命。可那個心靈手巧，喜歡自己搗鼓車，喜歡和妻子一起去游山逛水的李健利，再也回不來了。
這十年的大部分時光，夫妻倆都是在西安市中心醫院度過的。
從2012年9月15日最初入住的45號病床，搬到43號，又搬進走廊盡頭最偏僻的一間病房，他們把醫院當成了家，在這裡度過了整整八年。
醫院大門口，擺攤賣紅薯的，打燒餅的，換了好幾茬人了，早先的報刊亭也沒有了。就他們夫妻倆，一直沒離開過。到了2020年10月，醫院要裝修大樓了，萬不得已，他們才辦了出院。
住院最初的那兩年，一直有警察「陪」著他們。最先是六個，後來成了四個，再後來留下兩個年輕的小警察。白天他們就呆病房裡，看手機，晚上支起鐵床睡樓道里。有時王菊玲要去跑法院，跑政府，小警察也會開車拉她去。「說起來，警察也挺辛苦的。」王菊玲說。
兩口子都覺得，警察的一個主要任務是防止記者來採訪。另一個就是怕他們外出去上訪。
事情剛發生那兩年，來採訪的媒體很多。一茬茬記者，契而不舍地來。王菊玲記得，有一次，來了位日本記者，可能是習慣，一說話就鞠躬，迅速地被警察識別了，「請」出去了。
還有一次，來了位美國記者，一個特別認真的姑娘。因為進不了病房，就守在醫院門口，呆了兩三天。王菊玲的姐姐來送飯，記者一直跟著她，想採訪，直到她上了公共汽車。「我啥都沒敢說。」姐姐後來告訴王菊玲。
她也相信了年輕警察勸她的話，「你這事情，影響這麼大，政府不可能不管。你們就安心治病。」她也安慰自己，只要丈夫的病一直能有地方治，醫藥費有著落，這樣下去也可以。
一開始，李建利的康復效果不錯。慢慢能走路，還能慢慢挪著下樓。現在回想起來，王菊玲都覺得那是這十年最美好的時光了。常常，她安頓好丈夫，還能跑回家去，照顧一下剛出生的小孫子。
2013年，丈夫被打之後的第二年，她催促著兒子結婚。家裡出了這麼大事，她擔心準兒媳婦嫌棄這個家，就催兒子先把婚結了。2014年，他們抱上了孫子。孩子給病中的李建利，也給這個家帶來了歡樂和希望。
他們當時新買的那輛白色的豐田卡羅拉，2012年「915」那天，被密密麻麻的「反日遊行」人群堵在勞動南路上，車窗玻璃爛了，車身也坑坑窪窪的。當李建利被打倒在地，緊急送醫院後，人群散去，車總算保了下來。
那一天，全市至少有幾百輛車被砸。後來政府組織免費修理這些被砸的車。車修好後，給了兒子。王菊玲把家裡的小店，也交給兒子去做了。她一門心思照顧丈夫，靠著自己的堅強，撐起了這個家。
曾經健康靈活的李建利，至今不願意接受要坐輪椅的現實。圖：受訪者提供
2醫療費的單子快到190萬了
2022年9月15日這天一早，王菊玲就扶著丈夫，一點點走到小區門口，在路邊等6路公共汽車。
兩年前，因醫院裝修，李建利出了院，但每天還得去醫院做康復。兩年來，除了颳風下雨，他們幾乎沒有一天拉下。
也因為一直堅持做康復訓練，王菊玲覺得丈夫的狀態「還可以」，但她如今也越來越擔心，畢竟李建利是顱腦損傷，後遺症也日漸明顯。
去年有一次，他們從醫院回來，她讓李建利一個人慢慢走，她到前面先去買菜。不料菜剛拿到手裡，電話響了，他打來的，路上有一個小小的坑，他就摔倒了。她跑過去，看他倒在路上，也沒人扶。那一刻，她「特別傷心」。
自那以後，李建利又摔過兩次，其中一次是在公共汽車上。從此，他不敢一個人走路了，必須要她攙扶。不僅如此，因為當年的顱腦損傷導致神經受損，他每次要上廁所時，一分鐘也不能耽擱。好幾次，他們在電梯裡，或車上，都遭遇尷尬。
這麼多年了，他思維還很清晰，但說話一直磕磕絆絆，一急，就說不出話來。
如今，王菊玲最擔心的是丈夫的病情持續發展。她自己也慢慢年齡大了，她怕自己撐不住，遲早得給他找看護。
她也發愁往後的治療怎麼辦？前些年，他們怕出了醫院沒人管，就一直住在醫院，雖然醫院常常催他們出院。
康復治療很花錢。他們兩口子早年都從集體企業下崗，如今兩個人的退休金加起來也就幾千塊錢，如果不是政府當年承諾管醫療費，他們自己根本付不起高昂的康復費用。
她看著中心醫院帳單上的錢一點點多起來。截止到最近，大約是190萬元人民幣了。
2022年9月14日這天，她接到區上政法委書記的電話，書記電話說第二天要來家裡慰問他們。15日這天，他們早早做完康復就回家等著，結果，只來了一位科長，沒見到書記。
她說了自己的訴求。她希望政府能夠一次性地給予補貼，解決這個問題。科長只是說，她的訴求「已經上報了」，需要等。
「政府的人老換，這十年，書記都換了四茬了。新來的領導不一定知道我們這事，我真怕以後沒人管了。」王菊玲憂心地說。她也擔心隨著自己的年齡增長，加上記性不好，每次去找政府，都要解釋半天。「怕時間長了，自己也說不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