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首任總書記陳獨秀，晚年醒悟，與共產黨決裂。（NTD TV）
陳獨秀一生極富戲劇性，而最富戲劇性的莫過於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和第一任總書記，曾經信仰過共產主義，卻又在晚年拋棄和否定了共產主義。他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最終又由共產主義回歸民主主義。
對此，司馬璐先生有十分精準的概括和評價。他說，「陳獨秀的一生，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代史，他從康梁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共的創立，第一次國共合作與分裂，到最後回到民主主義。他的不斷探索與尋求真理的精神，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榜樣。
陳獨秀所走過的道路是曲折的，一生坎坷。他個人的基本氣質是愛好自由，傾向民主。五四以後，他在思想上一度迷失方向，他的長期冷靜的思考，從蘇聯與中共的實際經驗中理解，民主主義是世界政治的主流，唯有民主能解決中國和世界的根本問題。陳獨秀晚年形成了以民主為核心的思想體系。」
中共「反對兩個凡是」的第一人
據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和李達回憶，陳獨秀為提出共產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人。中共建黨之初，陳獨秀對共產國際一直是牴觸的。
司馬璐說，1921年七月中共一大選出陳獨秀為總書記。陳獨秀於9月間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陳與當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雙方話不投機，發生嚴重爭執。陳獨秀說中國革命要按自己的國情摸索。馬林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命令。陳獨秀認為，他不能接受這一觀點：凡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都要遵守，凡是共產國際的命令都要執行。陳獨秀是中共的創建者，也是中共「反對兩個凡是」的第一人。
1922年3月，馬林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提出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陳獨秀加以反對。馬林認為，中國共產黨不過是一個小團體，領導不了中國革命，不如鑽進國民黨，打國民黨的旗幟，才能有作用。陳獨秀認為，他不反對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但必須光明正大，建立黨對黨的「黨外合作」；如果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又在國民黨內發展自己的組織，這是很危險的。7月間，中共舉行二大，馬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認為中共對上級（共產國際）的指示，除了服從以外，沒有別的選擇，陳獨秀在此壓力下終於屈服。
史達林的替罪羊
史達林主張，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政策必須像榨檸檬一樣，把它榨乾，然後丟掉。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共執行了史達林路線。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一定要拖住國民黨一起干，打國民黨的旗幟，爭取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奪取國民黨的群眾。中共當時對國共合作是明一套、暗一套，明的一套是對國民黨笑臉相迎，陳獨秀以黨的領袖的身份，不能不擔任這個「賣笑政策」的主角。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陳獨秀對國民黨的「賣笑」已經不能再發生作用，史達林對中共的指導路線也證明破產。因為當時陳獨秀執行的是史達林的政策，因此他成了史達林的替罪羊。
1927年4月，中共五大，7月，共產國際下令改組中共中央。8月，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正式宣布，解除陳獨秀的職務，並清算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共產國際要陳獨秀悔過，陳答以「所謂悔過，過從何來，如何悔之？現在應該悔過的是史達林，而不是我。」陳獨秀又拍著桌子大罵：「我們應該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如今被那些乳臭未乾的小猴兒（指國際代表）牽著鼻子走了。」
據司馬璐介紹，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舉行，一再要求陳獨秀去俄。他知道此行必然挨鬥，堅決拒絕參加六大。他說：「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的大會，應在中國，怎麼要到莫斯科去呢？」他又說：「我堅決不去，中國的問題，中國的同志最了解……他們要我去蘇聯，並非真的讓我去研究討論中國問題，而是要我承擔罪責。」「中國問題要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我們要研究中國問題，為什麼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黃珍然：《黨的六大前後若干歷史情況》，黃曾為陳獨秀秘書）。
1929年7月，中蘇為中東鐵路事件發生衝突。中共中央發表宣言，提出「武裝保衛蘇聯」、「擁護蘇聯」「反對帝國主義國民党進攻蘇聯」的口號。陳獨秀致函中共中央，反對上述口號。8月，陳獨秀再函中共中央，反對中共在中東鐵路問題上的擁蘇立場，並要求黨內民主，就當時的中蘇糾紛進行討論。1929年10月，周恩來以中央組織部名義召開各級代表會議及座談會，有系統地批判陳獨秀，並將陳的罪名定為「幫助統治階級反黨」，「幫助敵人破壞革命」。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開除陳獨秀和他的支持者。12月10日，陳獨秀發表《告全黨同志書》。他承認中共的領導的確有很多錯誤，他個人要負主要的責任。而事實上每一個錯誤都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
晚年的覺醒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從1932年起，在監獄住了5年，於抗戰爆發後的1937年8月出獄。
「鐵窗五年，讀書萬卷，使陳獨秀的思想更成熟，更升華，更進步了。他揚棄了共產主義，認為只有施行民主政治，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司馬璐說。
陳獨秀出獄後，說自己不再屬於任何黨派，他的思想獨立，也不代表任何人。由於他的學術地位依然受人敬重，他的密友羅漢與葉劍英有過接觸。葉代表中共提出，如陳獨秀接受三個條件可以恢復組織關係，三條件為：1.公開聲明脫離托派組織；2.擁護黨的路線：3.以行動表示誠意。陳認為不能接受。其後，康生、徐冰、章漢夫相繼發表斥罵「托派漢奸陳獨秀」的文章。陳獨秀在1938年3月17日《給新華日報的信》中說：「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讓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如此嗎？」（此信《新華日報》未刊出，同月27日在《掃蕩報》上發表。）中共給陳獨秀扣上「漢奸」帽子，當時激怒了很多被認為是中共朋友的著名學者如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等發表公開聲明，指責中共對陳獨秀的誹謗，「此事殊出常理之外，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國人所周知。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諸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加諸異己……」。沈鈞儒也表示不滿。
此後，周恩來曾屢次派王若飛訪陳，向陳解釋過去他們辱罵陳獨秀「托匪漢奸」是一種誤會。又要求陳保證三不：「一不要發表政治文章，二不要公開演講，三不要與張國燾搞在一起」。周又提出陳可到延安去看看老朋友，在延安長期休養也可以。如果陳不願去延安，在四川的生活、醫藥費用，一律由中共負責，陳全部加以拒絕。
陳獨秀在抗戰期間的主要言論，包括擁護抗戰，贊成各黨派合作，支持全民動員和政府改革，反對任何形式的專政，在國際問題上，他認為英美法的民主代表人類的希望。
陳獨秀說：「『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陳獨秀說：「民主主義是……人民反抗少數特權的旗幟。無產階級……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是反對黨派之自由。」（1940年11月，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
陳獨秀說：「我只注重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發表的言論……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1937年11月，陳獨秀給陳其昌的信）
陳獨秀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觀點是：「若勝利屬於英美法，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陳獨秀給西流等的信）。陳獨秀認為，「人類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比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德國納粹主義和蘇聯的格別烏（秘密警察）政治。」
司馬璐說，陳獨秀還有一個重要見解，他反對史達林，但是，他不同意「把蘇聯的一切罪惡都歸罪於史達林」，因為「是獨裁制度產生了史達林，而不是有了史達林才產生獨裁。」「獨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他說托洛茨基直至「獨裁這把利刃傷害到他自己時，才有所覺悟」「然而太晚了」（1940年12月，陳獨秀給西流的信。）
胡適在《陳獨秀的最後見解》一書「序言」中說：「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深思熟慮了6、7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想想。」
論及陳獨秀的一生，司馬璐飽含深情的說：「胡適說，陳獨秀是一個終生的反對派。我更感到，陳獨秀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絕代巨人」。」
司馬璐對陳獨秀的兩句總結是：
「一生正氣撼天地
長留哀思在人間」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