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準確的數據統計深圳有多少座面積超過5萬平方米，需要一支保潔隊伍來做衛生清潔，維持光鮮的大型商超。
深圳是一個狹長的多中心城市，從不缺購物的地方。我們租住的房子在福田區中心區，以我的日常經驗觀察，每隔兩公里便會有一座購物商場。在這裡生活的人，幾乎都會把「搞錢」作為呆在這兒的重要目標之一。年輕人如是，年老的人亦如是。
母親工作的商場在香蜜湖，豪宅聚集的地方。這個商場附近是超過十萬一平的公寓樓、市值萬億、最賺錢的銀行和難進的國際幼兒園及中學。這讓我想到《寄生蟲》裡的場景，在人來人往的繁華商場，幾乎沒有人會去關注這些五六十歲的清潔人員是怎麼在這個超級城市生活的。也沒有人會在乎我的母親，這個從陝西農村來的52歲阿姨為什麼會在這裡做保潔？她是誰的母親？她為什麼而來？——除了她的家人。
母親負責的保潔區域是商場負一樓電梯、地板以及扶梯。這是整個商場最難打掃的地方。這裡聚集了眾多餐飲類店鋪，還連著地下鐵的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飯時間，墮胎量巨大。
保潔這份職業的工作職責就是它的字面意思，保持清潔。對母親來說，這兩個字是動態的，意味著一連串動作及一系列流程。
就保潔員的微妙心理來說，她們希望商場裡人越少越好。這樣的話，就不會有那麼多腳印，手印要去擦拭；也不會有那麼多奶茶杯，髒紙巾、頭髮、廣告紙、口罩需要撿拾。然而，對商場來說，顧客是上帝，只要不是發生疫情封控，它就敞開大門，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保潔員們需要保證，每一個顧客走進商場看到的都是乾淨的一切，這是引起購買的前提。她們幾乎不能停下來——這也是管理處採取兩班制的緣由——早七點至下午三點，下午三點至晚上十一點——有的保潔員會選擇連上兩個班，一天工作16個小時。母親選的是白班，她上到下午三點就可以下班了。
打掃衛生間被母親認為是商場裡最適合她的崗位，因為不用過多走動且面積不大。但這個崗位需要連上16個小時。況且這個崗位早已被別的阿姨占據，不會輕易退讓。雖然知道自己的崗位任務艱巨，但母親還是決定先幹起來。
每天早上，母親六點半起床，收拾完下樓，出小區，走一段馬路，過紅綠燈，掃健康碼，跟保全打招呼，坐貨梯，到商場負一層管理處，這時大概六點五十。錄入指紋打完卡，主管會給他們開一個簡單的早會，分配一天的活。然後母親就要立即開始工作了。
母親最集中工作的時間在上午十點以前。十點，是商場開門的時間，母親和她的同事們必須確保給顧客呈現一個乾淨得發光的商場。主管對保潔員的要求更嚴格，不能在眼見的範圍內有一絲可以看到的污漬。母親先花一個多小時拖地板，然後用半小時擦電梯，給電梯消毒。這中間，她去地下車庫的水龍頭前洗兩次拖把。
擦欄杆是所有流程里最簡單的活，被母親放在了最後，這是她做事的邏輯，把最難的最先做完。十點半，有半個小時休息時間，一些保潔員沒來得及吃早飯，便會抓緊時間吃點東西。同時這也是午餐時間，上白班的保潔員是沒有中午休息時間的，唯一的便是這半小時的吃飯時間。為了方便，母親頭天晚上就會準備好自己的飯食，放在帆布包里，到吃飯時間拿來在微波爐熱好。十幾個保潔員只有一個微波爐，誰先熱到飯要靠搶。
吃完飯之後，母親所有工作內容便是拿著清潔包在負一層來迴轉悠。遇上有污漬的地方，用毛巾擦乾淨，一圈又一圈。到下午三點下班前，這五個小時的工作顯得很無聊，對母親來說，這也是異常難熬的時光。長時間來回走動對她來說不僅無趣，也會影響她的腿。但是在當初入職的時候，她為了得到這份工作，向經理隱瞞了自己腿曾經患過滑膜炎的事實。她也不能隨意跟商場裡的其他人說話，被主管看到了會被批評不務正業，某種程度上，這壓抑了她愛表達的天分——她必須時刻在場，況且，商場裡到處是監控。
按照保潔公司對保潔員的規定，保潔員在工作的8小時時間內，不能停下來休息，商場公共區域裡也沒有可以坐下來休息的凳子。母親只能趁監管不在的時候，溜去女洗手間進門處的長凳上休息幾分鐘。
負責給這家商場做保潔的是一家環境類外包公司，專門承接各個商超、辦公大樓、小區、政府單位的保潔綠化工作。他們是乙方，商超是甲方。商超的管理處有一支專門監督保潔們的隊伍，他們大多是年輕女孩、男孩，他們的工作任務是在需要清潔的區域巡邏，發現保潔打掃不乾淨的地方——有時候紙團，有時候是口罩，有時候是飲料杯，有時候是樹葉，有時候是撒潑在地板的污漬，五花八門。他們會把這些遺棄在地板上的垃圾拍照發圖到群里。每次「垃圾」被監督人員在有領導的大群公開發出來，母親的主管就會如臨大敵，畢竟是讓甲方不滿意了，她會立馬艾特相應責任區域的保潔員去打掃。嚴重一點則會罰款。這就跟我在公司犯了錯，老闆也會立馬讓我把錯誤彌補回來一樣。權力都是分層傳遞的，我們都在這個系統里。
保潔很討厭這些年輕人，說他們沒有同理心。
在一次檢查中，母親被一位女孩當面指責地板上的黑色污漬沒有擦乾淨。母親當場就哭了，說著對方聽不懂的方言，她的大概意思是，那塊污漬根本就擦不掉，她要讓女孩自己來試試。檢查的女孩聽不懂，有些悻悻然，她沒再投訴，以後也很少再去母親打掃的區域檢查。後來母親聽到女孩們在背後議論說，山里來的人很難纏，耍賴打滾，母親又獨自生了一場悶氣。
但她也常遇到好人。
有好幾次，母親都被監管的年輕女孩抓住她坐在洗手間供顧客等人的長凳上休息。她跟女孩兒解釋，自己腿不太舒服，她很幸運地獲得了諒解。後來，當再發現她在洗手間的凳子上或馬桶蓋上歇息時，女孩大多都只是溫和地提醒她，不要休息得時間太長，或者假裝沒看到。母親對此很感激，有時候我會在商場裡偶遇那個總是對母親「視而不見」的女孩，母親會認出她，要求我跟她說謝謝。
對母親來說，她還需要慢慢適應深圳人與人之間的複雜性。人是不能以純粹的好壞來區分的。
下午的時間太漫長，有一些保潔員會趁監管不注意，利用這些時間來撿垃圾賣（主要是紙盒），獲得一些額外收入（被管理處發現了會被開除）。母親心裡痒痒，但她無法行動。因為她的腿不能支撐她到處奔波。每當談起這些，她總是恨自己沒用，恨自己為什麼老了老了腿不中用了。我告訴她，你能堅持把這份工作做下來已經很不錯，人不是總要跟人比，掙跟別人一樣多錢。
一個周日，我陪母親上班路上
後來，一個阿姨因為撿紙皮被主管發現，果然在大群里通報開除了。母親也就沒再提過想去撿紙皮賣錢的話，雖然她還是很羨慕小區附近那對專門撿紙皮的夫妻，他們有自己的三輪車，自己的庫房，一個月可以賺幾萬，在深圳給兒子買了房。我說，媽媽呀，你忘了他們比你年輕，比你來深圳早十多年，比你有更多的「關係」。母親認識的人多了，就逐漸發現，原來在她年輕的時候，深圳是一座希望之城，是一座只要來了就有可能發財的城市。如果她那時候打工，有人能帶她來深圳，而不是去工地，去礦山，去農場……她的命運或許會不一樣吧。現在是她的女兒帶著她來這裡，雖然心裡還想著努力賺錢，但身體已經跟不上了。
母親常開玩笑說，要是年輕的時候能在深圳買塊地，她的子女們就不用如此辛苦了。我親愛的母親，她的想法是如此的天真又實際。就像我在深圳遇到的很多人，他們回憶起關於人生的重大選擇，都會帶著一種哀傷又調侃的情緒提到，如果那時候，我把我的錢都用來在深圳買房就好了。可是人生哪有那麼多如果呢。我的母親也只能認命。
雖然工作中儘是條條框框，需要不斷擦拭被顧客污染的欄杆，撿拾被顧客丟掉的垃圾，但這依然是母親做過的最輕鬆的工作，不需要付出沉重體力，她表現出在農村生活時那柔韌的樂觀。在來深圳以前，母親在建築工地上做過小工，在礦山上幫工人做過大鍋飯，開過販賣部，在新建成的樓房裡刷過漆，在國營農場裡養過鴨……這都是需要下力氣的工作。
時間久了，母親摸清了工作的門道，流程也熟練了，她便開始跟周圍的人打交道。雖然她的普通話不好，但她一點也不害怕，幾乎所有的保潔員都是從農村來的，大部分都是女性，都五六十歲，普通話都不怎麼好。
母親是天生的跟人熟絡的高手，還在農村生活的時候，她能在幹完農活回家的路上，在沿路每一戶人家的門口嘮嗑。初來深圳的母親對一切都感到新鮮，她也常把她在工作中的一些見聞告訴我。我注意到深圳老年保潔員群體，便是由於我的母親，她是我的另一雙眼睛，幫我看到了這個城市一些被遮蔽的現實。
和商場裡同是做保潔的同齡人熟悉之後，母親發現，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是靠著超市賣剩的麵包水果度日。有時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飯也會被這清潔工撿來當做第二天的主食。有一個患有糖尿病的大叔，每天的三餐就是將這些撿來的，凍在冰櫃裡的白米飯拌上老乾媽，用開水化開了吃。
整個商場不止一個像母親這樣隱瞞身體疾病而來做保潔的人，胃病、糖尿病等，大多是一些慢性病，短時間內不會影響人的生命。也正是因為如此，很多人便不把自己身體上的毛病當一回事，硬撐著，硬熬著。
有很多保潔員為了掙多一點錢，會選擇連上兩個班，從早上七點開始上班，直到晚上十一點下班，16個小時，一個月5000塊。像母親這樣只上8個小時的是極少數。上16個小時班，就意味著沒什麼休息時間，常常有保潔員在商場的角落裡靠著牆就睡著了，開著會就睡著了，他們儘可能找時間想辦法休息，比如頻繁地去廁所，但去多了也不行，被監管發現，會被在群里通報批評。
這些保潔員里，有一部分是因為兒女在深圳工作，跟隨兒女，比如我母親。有一些是為了擺脫無意義的婚姻，有些是為了給兒子掙錢娶媳婦，更多是跟我母親一樣，給自己攢點養老錢，同時給自己找點事干。還有人是為了活下來。一位62歲的大叔被老鄉帶到這家商場前，曾在北京掃過五年馬路，北京的冬天太冷了，凍得手臉皸裂，痛得不行，一個月也只有三千多塊。他來深圳，最大的理由是，深圳冬天不冷，他很擔心在北京有一天凍死在路上都沒人知道。
保潔員也會形成自己的共同體，他們不僅會互相介紹活干。有時候也帶著鄉土社會特有的「關係」色彩。
母親工作的商場，有一個大型高端超市，她在這裡認識了那個負責處理過期蔬菜水果的江西保潔大叔。這個超市算得上是香蜜湖富人區的專用超市了，是一棵包菜可以賣到三十塊的超市。
超市裡的蔬菜、鮮肉很少打折，以原產地和新鮮為招牌，保存期限僅一天，吸引周邊的人購買。賣不完的即將過期的蔬菜水果會在晚上十一點左右被江西大叔一車拉到停車場附近，他會從垃圾車裡挑出還可以吃的蔬菜，分給在商場裡打掃衛生的其他老年保潔。有些過期的肉他會拿來低價賣，這是很有風險的行為。
母親是從被他送過菜的保潔員口中知道這些事的。
每天十一點左右，打掃完超市最後一遍衛生後，分菜的大叔會在停車場附近準時出現。
上夜班的保潔員這時候正好下班。他們常用黑色的垃圾袋帶回江西大叔給他們的菜，冬瓜、番薯、水果辣椒、蓮藕、快過期的鮮切面……各種各樣被劃傷的菜，臨過期的食品被帶回家。它們並沒有壞，只是過了一天，它們已不夠新鮮。超市的菜要想賣到足夠貴，而不被投訴，就只能每天都上最新鮮的東西，那麼不夠新鮮的就會被丟棄，整推車地往外扔——這是人們獲得「新鮮」背後的代價，卻恰好是部分老年保潔們第二天的能量之源——生活如此充滿隨機性。
江西大叔送菜也分人，更多時候，送菜是一場交易。有時候，他需要對方用撿來的紙殼、廢品跟他換菜。豬肉、牛肉等一些肉類製品他是不會送人的，他偷偷低價賣掉。這成為他保潔工作之外的另一份額外收入，多的時候一天可以賺百來塊。
不到兩個月，江西大叔拿即將過期的肉往外賣的事就被超市主管知道了，他被開除了（不排除是被同事舉報）。不久後，他去了不遠處的商場重新找了一份保潔工作。沒有人會問他的來處。新來的負責處理超市過期菜的保潔員，再也不敢送菜給他的同行們。
母親還在商場裡認識了做拋光的劉師傅。
拋光，是指用專門的工具給地板磨得光滑，不留印子。工人師傅們在晚上十點，商場關門後開始工作，八九點鐘，等商場檢查的監工來驗收，驗收完畢，師傅下班，商場開業。
每天早上八點多，當母親拖地板到男廁所附近時，她就會看到劉師傅，這往往是劉師傅準備「起床」的時候。劉師傅是一個外包臨時工，拋光的活三四個小時就幹完了，那時天還未亮，他乾脆就隨身攜帶一個小摺疊床，住在負一層的男廁所里。監工來驗收完了，他就立馬起身收拾，把床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
母親和劉師傅在清晨遇見的時候，經常這麼打招呼——劉師傅說一聲，哎呀！母親回一句，哎呀！劉師傅再回一句，這就是生活呀！——這是兩人之間的秘密，母親沒有告訴監工劉師傅在廁所住的事，他們心照不宣地結成了同盟。
租房太貴了，劉師傅告訴母親，他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之前自己沒有帶床的時候，他曾經偷偷在「金爸爸」餐館的沙發上住過幾晚。後來被發現了，管事的說，再「住」的話就會被罰一千塊。害怕被罰錢，劉大哥買了便攜床，搬「家」進了男廁所。母親認識他的時候，劉師傅已經在這家商場做拋光半年了。
劉師傅不到四十歲，是個東北人，總是樂呵呵的。他有一兒一女，都在東北，老婆留在老家帶孩子，幾乎是他一個人養著全家。除了母親所在的這家商場，他還兼了附近另外一個商場地板的拋光工作，每天上午八九點這邊的商場驗收完，他收拾好自己的工具，在附近小區樓下買一根玉米一個包子做早餐。吃完馬上就趕往下一處，晚上再趕過來，兩點一線——時間就是金錢——他充分利用每一分鐘。
好在，付出也是有回報的。雖然沒有社保等其他保障，每個月劉師傅也還是能拿到萬把塊，維持一個家運轉是可行的。在老家打工無法實現這個看起來簡單的目標，因為疫情，東北的工作很難找。一個簡單的背包，裡面裝著他工作用的拋光劑等工具，一張便攜床，一個水壺，就是劉師傅落腳這座城市的證據。
與以往不同，2020年是一個意外之年。很多人不是主動來做保潔，而是被動捲入進來，把保潔工作當做人生的一個過渡期。
這一年，商場保潔里的臨時工尤其多。很多暫時找不到工作人把保潔作為一個新路子。一位來自湖南的男人，家裡的養雞場因為疫情倒閉了，他想著先來做幾個月，形勢好點了再把養雞場重新開起來，但沒想到一做就做了半年，到母親離職時他還在；一位負責清潔商場外圍地板的大叔，疫情之前，他在香港開貨車，香港封關後，他在深圳回不去了，就一直在商場做日結臨時工（220一天）。後來商場不招日結了，他無法接受長期工的低工資，就離開了，母親就再也沒見過他，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回香港。
這就意味著，保潔員這個職業的穩定性很差。
入職的時候，母親的入職合同里寫，一個月有四天休息時間。但現實中，母親總是請不到假，經理總是以各種理由拒絕。比如，你看別人都沒休息，你再多做一天，明天給你假……性格不夠強硬的話，在這個群體裡面會吃虧，最髒最累的活會被分配給最不會表達自己訴求的人。她們更不會利用法律相關手段維護權益。
在沒有制度保護，工資低，住宿條件極差，紀律又嚴苛，又沒有假期的情況下，大部分保潔員都會受不了，干幾個月就會離開。當然，離開的大多是比母親年輕的。
母親的目標是做到年底，過年前十天再離職。無論條件多差，對比起她之前乾的活都不算什麼。她跟我說，只要不是被開除，她是不會辭職的！
因為人員流動性大，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如果在崗的保潔員能介紹一位新保潔員入職，並且能幹滿兩個，月會有一百元的獎勵，即使如此，依舊招不來長期工。
商場的經理也經常換，母親才進去沒幾天，招他的經理就辭職了。
保潔員的隊伍里沒有年輕人，並且永遠缺人，最終只有來自農村且年齡偏大的人能留下來做長期工。整個下半年，這家商超的保潔員人手都不夠。一開始，人手不夠的時候，管理處還會從外面找臨時工，有一些是從「三和」來（一個臨時工需要付給勞務仲介20元仲介費），一天220元。這招致了全日制保潔的不滿，要求漲工資。後來，商場效益看起來也不怎麼好，管理處就乾脆不找臨時工了，全日制保潔的活就變得越來越多，一個人頂幾個崗位。
外包用工的模式幾乎可以應用到深圳的每一個大型商超，每一個「美麗」的公園，每一棟高檔的辦公大樓。深圳幾乎所有的保潔和綠化都是一群來自全國各地50至60歲左右的老年人。他們來自廣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陝西……如果你有心留意，會發現，是如此巨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視的一個群體——他們大部分是農民（當然也有特例，母親後來認識了一個在深圳有幾套房的阿姨也跟她一起做保潔，這個後面專門來寫）——但絕大部分還是像我母親這樣的群體，在維持一座超級城市的「乾淨」——兩年後的一天，我讀到了《毫無意義的工作》一書。書里說，社會中似乎普遍存在這樣的情況：一個人的工作越是明顯地對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勞就越低——我立馬就想到了我母親正在做的工作，想到了保潔員群體——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深圳沒有人來打掃衛生，處理那些遺棄的垃圾，會怎樣？往更細處想，你所在公司的廁所，連著兩天沒有人來打掃，你如何忍受？
母親住在我租的房子裡，小小的兩室一廳，一個月的房租加水電費得六千多塊。母親給老家親戚打電話，尤其是我還在她旁邊的時候，她總是很大聲地跟親戚表達，她很幸運，要不是女兒在這裡，她都沒有機會來看這座城市，來做這份「輕鬆」的工作。
母親發揮了她吃苦耐勞的品質，堅持做到了2020年底。直到2021年春節臨近，母親才辭去工作，休養身體。她很開心，她達到了她的掙錢目標，每次工資到帳的那一天，都要讓我查查數目有沒有錯。她還在深圳發現了很多新事物。
第二年春天，她在電話里拒絕了商場經理讓她再去工作的邀約。她在政府大樓里找到了新工作——仍舊是做保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