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周二（4日）報導，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即將獲得第三個任期，報導指出，在他治下的十年中，中國公民社會運動和獨立媒體被徹底摧毀。
報導採訪了前中國人權活動家查理斯（化名）。他還記得公民社會在中國遍地開花的時代，他可以幫助藍領改善生活。現在，在習近平執政的10年裡，像查理斯工作過的這類社區組織全部被解散。查理斯已經逃離了中國，他的幾個活動家朋友被關進了監獄。
他告訴法新社：「2015年後，整個公民社會開始崩解，變得四分五裂。」出於安全考慮，他使用了化名。
報導指出，習近平即將在10月16日召開的中共二十大獲得第三個任期，在他管治下的十年裡，公民社會運動、新興的獨立媒體和學術自由幾乎都被摧毀。
由於習近平試圖消除對共產黨的任何威脅，許多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維權律師和活動人士受到威脅、被監禁或流放。
法新社採訪了八位中國活動家和知識分子，他們描述了習近平領導下的公民社會的崩潰，雖然有少數人仍然決心不顧風險繼續工作。
一些人面臨著安全官員的騷擾，他們每周都會傳喚他們進行審訊，而其他人則不能以自己的名字發表文章。
一位LGBTQ權利的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匿名告訴法新社：「我的同事和我經常經歷超過24小時的審訊」，並補充說反覆審訊造成的心理創傷加重了他的困境。
「我們已經變得越來越沒有能力了，不管是從財務或業務的角度，還是從個人的層面。」
709大抓捕
中國公民社會的崩潰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對活動家來說充滿了障礙。
2015年，300多名律師和維權人士在一次名為「709大抓捕」的鎮壓運動中被逮捕，該鎮壓是以發起日期7月9日命名的。
據人權團體稱，許多律師仍被關在監獄中或被監視多年，而其他人則被取消了律師資格。
另一個分水嶺是2016年通過的所謂外國非政府組織法，該法對在中國運作的海外非政府組織施加限制並賦予警方廣泛的權力。
一位環境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因擔心報覆而匿名告訴法新社：「2014年，我們可以打出抗議的橫額，進行科學的實地考察，並與中國媒體合作，揭露環境侵權行為。」
「現在我們必須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向公安報告。每個項目都必須與政府部門合作，感覺更像是一個監督委員會。」
零容忍
今天的情況與幾年前明顯不同，當時公民社會團體能夠在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時期開始的相對寬鬆的環境中運作。
LGBTQ青年團體成員卡爾（化名）說：「在大學裡，幾個以LGBTQ和性別為重點的團體在2015年左右興起，」但他感到「壓力越來越緊」。
到了2018年，政府對活動主義的零容忍達到了頂峰，當局鎮壓了正在萌芽的#MeToo女權運動，並逮捕了幾十名學生活動家。
卡爾說：「以前悄悄允許的活動被禁止了，而像政治教育課這樣的意識形態工作也加強了。」
2022年7月，北京著名的清華大學向兩名散發彩虹旗的學生發出了正式警告，而幾十個LGBTQ學生團體的社交媒體頁面被封鎖了。
像粟米粒一樣
另一個倒退的預兆是2013年的一份黨內公報，該公報禁止倡導所謂的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如憲政民主和新聞自由。
高瑜說：「它把這些意識形態視為敵意，而在20世紀80年代，我們可以討論這些意識形態並出版相關書籍。」高瑜是一名駐北京的獨立記者，在2014年至2020年期間，他因涉嫌泄露該文件而被關進監獄或被軟禁。
高瑜向法新社表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知識分子可以質疑政府的錯誤。否則......這不是和毛澤東時代一樣嗎？」
現在，78歲的高瑜忍受著社交媒體的監視，幾乎沒有收入，並且被禁止打海外電話或與朋友聚會。
她說：「我們都像被村裡的磨刀石磨掉的玉米粒。」
取代高瑜和她的同齡人的是那些鸚鵡學舌的鷹派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知名學者，而其他人則被迫離開他們的崗位，或忍受學生的課堂監視。
前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黨的批評家吳強說：「在過去十年中，中國的知識界盛行一種吹牛文化。」「學生們已經成為審查他們教授每句話的審查員，而不是通過相互討論來學習。」
打不贏的仗
面對日益惡劣的政治環境，許多活動人士不是逃離中國，就是擱置他們的工作。
只有少數人堅持下來，但他們要忍受包括網上欺凌等滋擾。
性別權利組織「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創始人馮媛向法新社表示：「也許現在我們正處於谷底......但人們仍在不知疲倦地發聲。」
對其他人來說，比如環保組織的工作人員，這是一場「打不贏的仗」，他們聲稱所有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都是「反華的，被西方洗腦的」。
他們說：「這讓我覺得我所有的努力都被浪費了。」
查理斯的朋友，#MeToo倡導者黃雪琴和勞工活動家王建兵，因顛覆罪未經審判被拘留一年多。
他認為當局將他們這些年輕活動家的聚會視為一種威脅--而起訴的門檻也越來越低。
他說：「政府現在的目標是那些從事小規模、巧妙、低調活動的個人。」「他們已經確保沒有新一代的活動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