縫隙中的代課老師
2020年6月我大學畢業，成功考入溫州市區一所小學，擔任語文老師。與此同時，曉曉、阿噗、潘怡三個年紀相仿的女孩作為學校新招的代課教師，和我成為了同事。
與教育局招收分配到學校的正式教師不同，代課老師是和教育局合作的機構簽約，合同一年一簽，沒有穩定的編制。在學校，他們被稱作臨聘教師，而家長背地裡則叫他們「代課老師」。
曉曉是從鄉鎮轉來市區的，畢業於浙江師範大學。雖然只是代課老師，但她對待教學的標準卻毫不鬆懈。每天早上8點的預備鈴一響，她就準時出現在教室門口，考試成績不錯的學生會被放進教室早讀，成績不好的學生則要拿出抄寫本給她檢查，一一更正後才能進入教室。
有時候，就連課間做操的40分鐘也被曉曉徵用，她會爭分奪秒地指導「問題學生」，常常因此忘記下一堂課的時間，直到下一位老師走進教室，這才不好意思地拍拍衣服起身。
看到曉曉如此上進，一些經驗資深的老師忍不住勸她：「考上編制才是真的出路，不然就是為他人做嫁衣。」
不穩定的身份性質，使代課老師的處境尷尬。他們沒有學校的正式編制，合同期限短暫，隨時可能被正式老師替換，即使贏得一些榮光和聲譽，也會伴隨著被接管的學生一起成為「別人的嫁衣」。
阿噗來自曉曉老家相鄰的鄉鎮，兩人在同一年通過代課招聘進入學校，曉曉教語文，阿噗教數學。
初入教學屆，阿噗表現得兢兢業業。她默默記下各個資深教師的課表，邀請他們沒課時去旁聽自己的課，以便指出自己的不足，期待能有所進步。一次，校長路過教室門口，看到教室里烏泱泱坐著一群老師，以為阿噗在上公開課，進去一問得知只是常規課，直夸阿噗對教學用心。
初出茅廬的阿噗雖然用心，但學生的成績仍比其他班級略遜一籌。開家長會時，家委主任和幾個家長一臉神秘，把班主任拉到一邊悄悄詢問：「數學老師是代課的？」得到確認後，家長們的神情變得嚴肅，一位家長更是指出「代課老師不穩定、資質差」。
這件事很快在辦公室發酵，大家的討論都集中在「不該讓家長知道阿噗的代課老師身份」，或是「不該讓代課老師帶高年級、當班主任」。
得知此事後，阿噗漲紅了臉，她認為自己已經把分內的事情做好，「家長要鬧儘管鬧。」她表面上雲淡風輕，實則更加努力了。每逢音樂課或美術課，被阿噗拉進辦公室的學生越來越多，一個個埋頭訓練口算、訂正作業本，阿噗則經常忙到晚飯都忘了吃。
有人調侃，我們溫州只存在三種工作：做生意、打工和編制。我們的父輩在經歷過生意和職場的起起伏伏後，對子女就業的唯一期待就是編制。他們的想法很簡單：只要窮得穩定，就算不上窮。
不穩定的代課老師，生活中也總是處於劣勢。我們城市有句土話：「女教師，穩定西（方言：很），不愁嫁。」留在這座小城市的女孩，常把編制工作作為安身立命的象徵，正式教師的身份更是相親市場上的有利籌碼。
在我們學校代課多年的潘怡教數學，身材高挑，又深具古典美人的氣韻，然而在婚戀市場上她卻並不具備優勢。潘怡曾經交往過一個男朋友，過年她去男友家裡做客，男友父母準備了一桌子飯菜，笑臉相迎，令潘怡十分感動。
可沒過幾天，男友便向她表露父母的態度：代課老師工作不穩定，不同意這門親事。潘怡見男友不再持續和她聯繫，便懂了對方的意思，瀟灑地提了分手。
代課老師的編制夢
事實上，每年公立學校都有極大的代課老師需求，年年招人年年缺。在教師資源緊缺的情況下，代課老師的存在緩解了燃眉之急，但他們面臨的不公平待遇也有目共睹。
代課老師的工作量和正式老師相差無幾，考核指標也一致，但待遇卻很不一樣，可以說是「同工不同酬」。
正式老師的工資由教育局直接下發，代課老師的工資則是教育局下撥給外包的合作機構，再由機構下發給學校。學校常以代課教師課時量少了一兩節為由，將他們平時的獎金抹平，每月到手工資只有2500左右，工資積壓兩三個月也是常態。學校的各類福利比如外出休養、各類質量獎頒發，都幾乎不會考慮代課老師。
迫於生存壓力，年輕的代課老師們不得不「各顯神通」。
曉曉總在放學後去校外的輔導班兼職教課，那時候雙減政策還未落地。輔導班一個月的收入是2800元，與學校工資加起來勉強能維持生活。
被送來輔導班的孩子大多學習落後，家長也管教不了，寫不完作業是常有的事。出於教師的責任心，曉曉不願意直接把答案告訴學生，總是苦口婆心地再三指點，家長看在眼裡的結果卻是孩子沒完成作業，抱怨及不滿時有發生。
潘怡也兼著培訓機構的副業，一個月能拿到4000元，周末她還對親戚的孩子進行一對一輔導，課時費為150元一節。除此之外，潘怡還開闢了各種理財渠道。她和朋友合資開了服裝店，人不用到店，按投資比例拿分紅。她醉心於基金，課間常常觀察大盤的數值起伏，時而捶胸頓足，時而歡呼雀躍。通過多種途徑，潘怡一年能多掙3到4萬的收入，尚為可觀。
開闢收入來源，只能緩解經濟壓力，對代課老師來說，擠進正式老師的編制，才是擁有穩定生活的標誌。代課不過是他們在考編路上的一程驛站，編制才是所有人望梅止渴的終極象徵。在公立學校代課可以熟悉各個教學環節，因此成為不少人考編前過渡的首選。
曉曉來自一個落後的鄉鎮，父母只是普通的打工者，能培養出曉曉這個大學生，曾是他們為數不多的光榮時刻，如今女兒的工作卻讓他們愁眉不展。
曉曉曾連續四年參加教師招聘的考試，每次都遺憾落敗。2017年，她作為應屆生第一次參考，自認為浙師大學生的水平一定能脫穎而出，但筆試成績出來後給了她當頭一棒。第二年她終於闖進面試，卻因為缺乏上課經驗，面試時支支吾吾說不出話，再次鎩羽而歸。第三年，曉曉改變了備考方向，在鄉村學校一邊代課一邊考編，想積累一些實戰經驗，然而一周二十幾節課的工作量，很快就讓她病倒了。
眼看年齡一歲歲增長，家人開始勸她另找工作，但曉曉卻越發固執。第四年備考期間，她話越來越少，上課之外的時間，都在獨自看書做題。
圖:曉曉複習的資料
而對阿噗來說，想要保住代課老師的資格都很困難。得知阿噗身份的家長們始終不甘心，一封要求將她換成正式老師的投訴信被交到了校長辦公室。校長試圖在兩邊平衡，他叮囑阿噗，要想下學期留任，需要先和家長們處好關係，獲取他們的信任。
這仿佛一盆冰水澆在了阿噗頭上，涼透了她的心。考慮到新學期也不一定能得到代課位置，阿噗向學校提出離職，轉而投身到一所鄉村學校，瀟瀟灑灑地走了。
潘怡的隱忍也並未換來長久的安穩，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於落下，她的代課位置被新上任的正式老師取代。此時她已結婚懷孕，不甘心在家待產，想另找一份代課老師的工作，卻屢屢碰壁。
幸運的是，一位潘怡輔導過的孩子家長發出邀請，希望她能繼續輔導孩子，潘怡愉快地同意了，暫時告別了自己的代課生涯。
體制外的漂流
年輕人勇於嘗試，時間卻異常寶貴，考編路上的紅線正逼近每一個人。
年齡是所有人都繞不過去的門檻。在許多地區，本科生參加教師編制考試的年齡限制在30歲及以下，研究生則在35歲及以下。
曉曉是本科生，每過一年她的壓力就增大幾分。每逢秋季學年剛開始，她就拿出厚厚的專業學科書開始溫習，課間一有時間就刷理論教學視頻，常常晚上十點才離開辦公室。
她本想擴大範圍，搜羅周邊縣市的機會，又被戶籍的限制鎖死了門路。疫情期間，曉曉更是連城都不能出，學校每次開大會都要強調「非必要不離市，離市必須報備，否則後果自負。」
強壓之下，曉曉始終沒有放棄努力，最終成功進入隔壁城市的面試環節，她高興到完全不顧及學校遠在100公里之外，趁周末趕去面試，結果還是落榜了，這次只差兩名。曉曉苦笑道：「也好，不用跑那麼遠工作了。」
還沒等年齡的紅線壓下來，大家就率先被拋進了一場風暴。
2021年暑假，雙減政策在教育部門的推行下轟轟烈烈地撲向各地，給教育界帶來一場不小的震動。
新學期伊始，為落實「雙減」，所有人都被安上停不下來的馬達：教師值日的時間延長，課時量人均增加兩節，每天要進行作業公示，託管的時間變長收費卻減少了……這令疲於奔走在教師招考路上的代課老師們，更是無力招架。
隨著「雙減」的施行，大量培訓班及輔導機構相繼關停，曉曉所在的輔導機構就在這次風波中黯然倒下，同時教育局嚴抓課外輔導的力度加大，令許多代課教師心有餘悸。失去了兼職收入，曉曉的生活頓時變得窘迫起來，我們的聚餐她也總是婉拒。
與此同時，大量被迫離開教培行業的人來到學校應聘，就連代課老師的崗位都吸引了許多研究生投遞簡歷。他們進來後才發現，自己名義上是替各個科室幹活，但在人手不夠時，就成了一塊緊急堵漏的磚，忙起來甚至需要同時給不同年級的三個班代課。
2022年的招聘公告出來後，曉曉和潘怡對比了近幾年的考編數據，感慨道：「編制名額在逐年縮減，應考人員卻在不斷增加，錄取率從1∶22降至1：30甚至1∶35，上有研究生等高學歷人才來競爭」鐵飯碗「，下有非師範生也可以參加考編的政策。」
阿噗受限於專科學歷，甚至面臨50個人競爭1個崗位的戰況，激烈程度堪比公務員考試。她最終只能報考一所偏僻的農村小學，卻還是在1∶54的競爭中落選。即使留在鄉村小學，阿噗的命運也只能在一輪一輪的代課崗位中流轉。
招考結果出來後，只有曉曉沒在群里說話，她發了一條很長的朋友圈：「我突然意識到，我的明天後天以至於後來的日子都是這樣，我不得不接受自己只是個普通人，現在的我混在人群中，想要逃離現實生活，逃離努力所帶來的不堪。」
但很快，她又刪除了這條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