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客自故國來，到舍下小敘，談及一年一度的高校升學考試即將臨近，京城裡為人父母者不免又是人心惶惶。多年來，我們的高考總是萬人爭走獨木橋，這倒本也是意料中事。不想來客又道，因為種種不盡如人意的弊端，於是有人憤然不平，認為如此的高考制度倒不如廢除的好。來客小我幾歲，知道我曾身歷文化革命中之廢除高考制度，於是便想聽聽我的感想與見解。
其實據我的觀察，如果說中國社會還有什麼事情能夠算得上公平的話，考試制度應該是頭一樣，而且無論是舊時代的開科取士，還是新時代的高等教育考試。當然，考官的泄題和賄考，考生的夾帶與捉刀時有發生，利用權勢的舞弊醜聞也在所難免，但相較於中國其它的政治運作而言，考試制度無論是在哪一朝哪一代都應該還算是清明。這就難怪當年明末西方的耶穌會傳教士到了中國之後，儘管發現中國有不少地方落後於西方，但一旦見識到我們的科舉制度，莫不以其成熟程度而感嘆不已。
因為考試制度有了這份公平，大家也就十分在意考試的結果，由此我記起我們湖南同籍名人曾文正公的一樁軼事。
湘鄉的曾國藩先生中了三甲進士，賜「同進士出身」，但他總是覺得差著「進士及第」和「進士出身」一截。後來即便作了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位極人臣，但對此仍舊耿耿於懷。一次與友人相聚，他自己出了上聯「如夫人」征對，座中一人不知曾公的心結，貿然對以「同進士」，曾國藩覺得大掃面子，自討沒趣。
有趣的是，在曾文正公身後許多年，也就是前幾日，偶然讀到一則花邊新聞，卻證人心還是很古的。新聞說到一位剛剛放洋讀了兩年書的女孩子鬧出一樁笑話，因為求名心切，揚言在外國得了一個博士。有人不免置疑，便向她的父親求證。她的父親卻另有一番獨到的見解，認為問題出在如今的人少見多怪，其實正如現在國內提拔幹部一般，因為名額有限，不能全部提拔成科長，於是便有「同科長待遇」之說，他女兒的博士學位就是「同博士待遇」，實際上都是根據相同的道理。聽了這番宏論，我不免想到，曾文正公的「同進士出身」可是貨真價實，那是道光十八年戊戌科三甲的第四十二名進士，與「同科長待遇」或「同博士待遇」絕對是大異其趣。
笑話歸笑話，不過由此可見，考試制度下得來的名譽和地位，到底不是其它雞鳴狗盜的頭銜可以相比，所以資格的評定，遴選的安排都格外受到大家的重視和對待，就是吹牛也比不得其它場合的信口雌黃，總要特別多加幾分小心才是。
誠然，八股式的科舉由於不能鼓勵新近知識的發展，到底吃了洋槍洋炮的虧。到了清代末年，有識之士便提倡廢除科舉制度，引進新式教育。一八九八年，康梁協助光緒帝發動了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雖然失敗，但改革的大部分內容，如廢除科舉制度和引進新式教育仍被保留下來。其後，先是光緒二十七年於直隸等七省四十五州府縣停文武考試五年，繼之，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O五年）因袁世凱和張之洞等人的力主，終於正式永久廢除了中國自隋唐以來實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最終被廢棄，但我想廢棄的應該只是教育的內容，科舉考試的公平形式按說並不壞，至少鼓勵大家按正當的渠道在社會上公平競爭得到擢升。北宋初年開始就行之有效的鎖院、糊名，謄錄等嚴密的操作制度和摒棄漢代「察舉」、「徵辟」和魏晉的「九品中正」，不以門第為人才標準的選拔體系，為各代朝廷不知挑選了多少社會精英。況且就考試制度的某些弊病而言，相較於官場上司空見慣的明火執仗，或是不擇手段的強取豪奪，可以說是兩害取其輕。如今社會昌明，人心開放，多少事情都是照搬國外，但統一的高等考試制度卻仍舊能夠沿用至今，世道人心也還大體認可，我想就是這個道理。
清末廢除科舉之後，中國歷史上還有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廢除高考制度一案，而且連帶著所有升學考試都一併廢除。清末的廢除科舉，餘生也晚，沒有能夠躬逢其衰，但至今也還沒有見到有人替它翻案，可見還是相當得人心。至於文化革命的廢除高考，我卻實實在在地躬逢其盛，離旋渦的中心也並不算十分遠。而如今許多人都把那次廢除高考制度連同文化革命中的種種舉措一起全盤否定，籠統而言，這種判斷似乎有理，不過細講起來，我的看法又有所不同。如今身在海外能有這樣的感慨而舊事重提，實在是因為從我的親身經歷來說，發現荒唐與合理往往互為表里，動機與效果時時難得一致，利弊得失又因人而異，始作俑者與身蒙其事者的想法與利害固然南轅北轍，但其結果有時卻會殊途同歸，凡此種種並不能夠一概而論。而且身經此事，在我少年人事懵懂之間還大獲政治運作之教育，所以至今不忘。
溫故知新，其實不妨先來重讀一段《人民日報》當年的社論：
「目前，北京和各地的許多大中學校，廣大革命學生、職工和教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衝破資產階級保皇黨的重重阻撓和壓制，正在向教育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猛烈開火。但是，這場鬥爭，還是剛剛開始，許多資產階級的頑固堡壘還沒有攻破。如果在這個時候還是按照常規進行升學考試，勢必使教育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廢，勢必挫傷左派學生的革命積極性，助長資產階級右派的反革命氣焰。」
「黨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指出，舊的資產階級教育制度包括招生考試制度，必須徹底改革。這種舊的招生考試制度，對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是危害極大的。這個制度，不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而是資產階級政治掛帥，分數掛帥。實行這種制度，是嚴重地違反黨的階級路線的，會把大量優秀的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排斥於學校大門之外，為資產階級造就他們的接班人，大開方便之門。」（文載《人民日報》1966年6月18日，詳見附件。）
可見理由大致有兩條：其一：恐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廢，這是顧及眼前利益；其二：考試制度本身的罪惡，這是著眼長遠利益。
談到這裡，不妨從我個人的記憶說開去。
一九六六年的初夏，文化革命行將掀起高潮的時候，我正在北京四中讀書，初中還沒有畢業。當時，嘉靖年間的海瑞為何要大罵皇帝，太平天國的忠王李秀成又如何成了叛徒，這些幾百年前暗藏玄機的歷史已經讓我們這些十五六歲，世事懵懂的學生煞費思量，但另外還有一樁心事是旁人所沒有的，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升學考試正在日日逼近，雖然不及高三學生準備高考那樣吃緊，但也總還算是人生的一樁大事。
所以說到上述社論中要點的其一，在六六年文化革命的大布局上，儘管廢除高考只不過是一步小棋，但要繼續大鬧下去，企圖倚重造反的生力軍中學生，就要給予自由發揮的最大空間和時間。明說是廢除高考，其實還有更深一層的政治考慮，就是若要利用中學生的狂熱，則廢除高考制度無異於扯斷最後一條鎖鏈，如此學生才能全心造反。所以此令一出，猶如大水決堤，形勢便更加不可收拾。其中用心之巧可見一斑。現在看來，當年七、八月份的抄家滅戶、破財傷人，直到最後鬧出人命關天的大案，都是與此前的廢除高考有著承繼關係的。非如此，紅八月不會鬧得那麼酣暢，正如《水滸傳》裡的洪太尉放走妖魔，始作俑者是十分了解其中三昧的。所以如果單單說到這一層，如今否定文革中廢除高考制度一案絕對無可厚非。
然而社論中這一層考慮是不好明說的，所以總要找出廢除高考的其它理由，於是乎還有原因的其二，就是招生的所謂階級路線，排斥革命接班人，替資產階級招降納叛。這其中的門道就比較更複雜一層。
老實講，自從政權易手之後直到文化革命之前，學生的政治表現與家庭背景早已滲透到招生標準裡面，「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徒有其名，「自古英雄不問來路」甚至成了動輒得咎的主張。到了文化革命前夕，身受其害的實際是並不熱衷空頭政治的學生，所謂階級路線排斥工農革命子女於門外的說法只是故弄玄虛的空穴來風。而且恰恰相反，那個時候的爛污其實正是利用政治權勢走門路鑽營升學之道。這樣的例子在我所在的北京四中這種學生成色不算太差的學校里早已俯拾皆是。因此上，在這種招生制度早已荒腔走板的形勢下，卻還要提出什麼迫害革命子女這類當年匪夷所思的理由，如果不是無的放矢，就無異於火上澆油。
所以，如果說中國新時代的高考制度何時最不公平，我想文化革命前夕應該是已經達到其頂峰，如果廢除，那個時候最應該廢除。象我這類生性散淡的人從旁冷眼看去，想到與其在這種毫無競爭可言的荒唐制度下任人宰割，倒不如索性大家上不成學，讀不成書，玉石俱焚，反倒快活。當時我就是抱著這樣的心境等待著時局的變化。乍聽起來，這話似乎與當年《人民日報》的口吻如出一轍，只是心思與社論上的論調和主張卻是南轅北轍，大相逕庭。
真是天亦有道，升學考試有可能廢除的消息不脛而走。這時，我最關心的不是如何準備功課，應付考試，而是四處打探考試何時廢除。
六月十八號，《人民日報》終於發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學生要求廢除高考制度的文章。緊接著就是四中高三五班的附議。在這些緊鑼密鼓的群情高昂之下，政府終於作出響應民心的決定：廢除高考制度，這倒是一貫上下呼應的手段。因此舉而獲得政治資本的造反之輩，早已熟知政治運作，風光十足自不必說，像我這等並不甘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人，這時像是脫了一層枷鎖，心中暗喜，也不免奔走相告。只是苦了那些背了家庭政治包袱而又循規蹈距的學生，當初忍痛批判自己的家庭，無非是想賺得一點同情，如今到頭來卻是前功盡棄，枉罵了自己幾世的祖宗。不過倒底是識時務者為俊傑，此時也只有高聲擁護廢除高考制度一途。
按說，當年的升學考試正是我們那一輩人決定終身的大事，可是得知廢除考試制度，異口同聲的竟是一致擁護，這種咄咄怪事非身歷其境是無從體會得到的。所以說，當初的廢除高考，看似「大快」了所有學子的人心，其實只是各想各的心思，冷暖自知罷了。
其後，亦如當年所有的政治活動一樣，人如海，歌如潮，將個天安門廣場擠得水泄不通。我當年所在中學的高三五班造反派雖然不是廢除考試制度的「首倡」者，但總也屬「附議」者，所以面子十足，全校上下似乎也都與有榮焉。
不過，就在這種「皆大歡喜」的氣氛之中，當初有件小事讓我又多少見識了此類政治運作的手法，值得一提。
就在政府正式宣布廢除高考制度的前幾日，儘管風聲日緊，大勢已是漸趨明朗，但畢竟尚無結論。這天我正好糊裡糊塗逃了課，扯謊說去寫批判三家村的大字報，便隨了幾個同學到外面去踢球。在門口傳達室等人時，正好有個高三五班的政治活躍份子在打電話，我在一邊不免佇足好奇凝聽。他正與對方說到，如今高考制度是願意也要廢除，不願意其實也要廢除，他們已經得到內部消息，現在上面已經有了正式決定，其實三兩天之間就要發表，只是現在需要自下而上的首倡一下，上面的文章政府自然去作。大勢既已如此，我們何不搶先，正可撈些資本。聽來對方覺得茲事體大，有所顧慮，他便把底牌和盤托出，鼓勵說，四中幹部子弟太多，容易給人以口實，所以由你們「首倡」，我們再來「附議」，頭功你們儘管拿去。聽到這裡，儘管我也正在翹盼廢除考試制度，但沒有想到的是，關係千萬人一代前途命運的舉措竟然可以是如此決定的兒戲。但我又想到，這樣的政治手段竟讓一個毛頭小子在中學傳達室里的電話上運作，又不能不說是百密一疏，千慮一失。
果然不出所料，其後《人民日報》終於發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學生要求廢除高考制度的文章，緊接著就是四中高三五班的附議，印證了我的消息。
時過多少年之後，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從旁得知，女一中的這個高三四還真是個工農子弟占多數的班級。於是教我不得不佩服當初我們學校的革命小將政治意識與手段竟如此老道與嫻熟。
再過幾年以後，政治形勢陡變，偉大領袖終於想起「大學還是要辦的」，當然此時也只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推薦」制度可供其選擇了。後果當然可想而知，如同「大躍進」中的「大煉鋼鐵」，結果是終於造就出一代廢品。不過倒是成全了那位「白卷」書生，奠定了他在中國教育史上獨一無二的地位。
十年一夢，七七年終於廢除了遴選「工農兵學員」的獨出心裁之舉，重新恢復了高考制度。只是應該指出，此時世道人心早已大變，其後恢復的高考制度再也無法恢復到文革前的荒唐。
現在平心想來，光緒三十一年的廢除科舉和一九六六年的廢除高考兩案，動機與效果各有不同：光緒三十一年的廢除科舉，發韌於康梁的維新主張，用心實在是要變法圖強，所以維新失敗，廢除科舉卻能最終成功；而一九六六年的廢除高考，肇始於文化革命，用心只在利用「革命小將」，並將所謂擇才的政治標準推向荒唐的極致，因其僅為一己之私，終不能長久，所以文革失敗，廢除高考也就終於人亡政息，到底沒有能夠實行下去。兩者主張似乎同途殊歸，結局的相同與相悖，可見原來由不得人，只是在這一廢一興之間，不知多少人的命運卻由此改觀。
說到科舉的廢除，光緒三十年甲辰科歷史上最後一名狀元劉春霖的書法到今天還是收藏家的目標，探花商衍鎏後來在德國漢堡大學中文圖書館很有建樹，五十年代政權易手之後，還做到中央文史館的副館長，對當年的經歷寫過《清代科舉考試述錄》。當年榜上有名的一些進士，後來不少還成了著名的歷史人物，如譚延闓、沈鈞儒等人，可見科舉到底還是能夠發現一些人才。
而身歷文革中廢除高考制度的我們這一輩人，現在說來，似乎十年文革中斷，荒廢了人材的培養，於國於民都是不利。其實我倒不這樣認為，與其延續當年徒有其名的考試制度，還不如廢除的好。就我個人機遇而言，高考制度十年興廢的反覆似乎恰到好處，非此一廢，不得逃脫政治羈絆，非此一興，不得鹹魚翻生。如今舊話重提，縱然十年的教育荒廢使我其後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也無論是求學還是謀生，學歷上的先天不足幾次三番地令我尷尬狼狽，但兩害取其輕，我倒寧願眼下的結局。這種感情恐怕是當年廢除高考制度的始作俑者所未料及的，況且，靠了我們那一輩人充作革命的實驗品，而終於成就了今天尚稱公平的考試格局，倒也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所以也就實在值得後學小子的珍惜，萬萬不可因其缺陷而輕言廢除。
至於說到當年我偶然發覺到施行「廢除高考制度」的政治運作時一點小小的紕漏，那不過是江湖上的把戲，難免偶有失手，倒也沒有什麼打緊之處。只是從此之後，我對所有的政治套路都一概興味索然罷了。
進而想想三十多年前慶祝廢除考試制度的遊行大軍，再看看如今京城裡穿梭於各類五花八門考試輔導站的莘莘學子，怎不讓人恍如隔世呢！
二千零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二閒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