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日，儲安平在李維漢主持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上做了「黨天下」的發言後不久，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右」政治運動開始席捲全國。《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交通部部長兼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首遭討伐、批判。接著，光明日報社上至副社長、下至伙夫等，都跳出來揭批儲安平、章伯鈞（因章伯鈞是「大右派」，寫他的文章已經很多，本文不再詳述其事）。至1959年，光明日報社共揪出了除儲、章以外的其他17名「右派分子」。
一、批判儲安平的「右派」言行
據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後來回憶，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並沒有提出要「反右」。但是，「5月中旬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志警覺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就在5月15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右派的決心」。當時，毛澤東的這篇《事情正在起變化》「秘而不宣，以便把更多的『蛇』引出洞來」。
中共中央的整風運動指示是4月27日發布的，到5月15日毛澤東寫這篇《事情正在起變化》，前後只有18天。短短的18天，中國的政治氣候，就開始起了180度的大轉變。就連富有政治鬥爭經驗的中國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等，也是「利令智昏」地蒙在鼓裡。
儲安平的「黨天下」言論出台後，最先對之「爭鳴」的是民革成員陳建晨，她在民革中央委員於6月3日舉行的第四次座談會上說，「讀了儲安平在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很不舒服。國務院12個副總理當中雖然沒有非黨人士，可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和國務院所屬的部會都有不少非黨人士，而民主黨派參加革命的目的也不是為了爭交椅」。談到儲安平說的關於聯合政府的問題，她說，「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是抗日戰爭時期寫的，不能把過了時的真理搬到今天來說，憲法上明白規定我們政權的性質是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階級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為什麼還要退回去搞各階級的聯合政府」。6月6日，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邀請黨外人士座談，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對儲安平發言提出批評。他說，認為「『黨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義最終根源」的說法，是「嚴重錯誤的」。此外，他還在這次會上宣讀了一封罵他「為虎作倀」、「無恥之尤」的匿名信，並表示他不怕辱罵，不怕威脅，他還要講話。
看來，該引出來的「蛇」都出洞了。6月8日，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指示向中共黨內發布。該指示說：「現在形勢開始改變，我們形式上處於被動，實際上開始有了主動……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同一天，《人民日報》刊發了社論《這是為什麼？》，指出有人向擁護共產黨的人寫恐嚇信，這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我們還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並且得出正確的結論」。從這天起，中央各大報的輿論開始轉向，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
當時，儲安平受到的批判主要來自三方面，一是《光明日報》內部員工貼大字報、座談會上發言指責儲安平，二是社會上的一些積極分子，三是來自全國各大媒體連篇累牘的討伐文章。
6月7日，光明日報社有人貼大字報批判儲安平，當時他還天真地認為「只是個人意見罷了」，但第二天讀了《人民日報》社論後，「我看情況已不容許我在《光明日報》工作了」。
6月8日，石景山鋼鐵廠的工人，又一批批地輪番到儲安平住所，登門「說理鬥爭」。據說，「鬧得他24小時不得休息」。在此情況下，儲被迫於8日下午至章伯鈞家遞交了辭呈，從此不再上班。他成了《光明日報》歷史上最短命的總編輯——任期僅69天。
遞交了辭呈，並不意味著儲安平就能卸職，還要經《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決定。因此，雖然儲安平不再主管總編事務，離開了報社，但還得接受來自各方的批判。除了外界媒體和民主黨派對他的「黨天下」的批判，還有報社內部員工對他的指責。
6月11日，民盟光明日報社支部舉行全體大會，對儲安平所謂「黨天下」的言論「進行了嚴厲的駁斥，並堅決表示決不容許把光明日報拉出社會主義的軌道」。在大會上發言的有《光明日報》編輯部各部主任、副主任和部分編輯、記者：張蔭槐、熊劍英、謝公望、黃卓明、潘文彬、陳季子、張又軍、張西洛、徐亦安、丘林、巴波、王少桐、許子美、陳端紹、荒煙、於友，以及《新建設》雜誌編輯主任劉一農等。張蔭槐、丘林說，「儲安平給黨加上『黨天下』思想的荒謬帽子，是對黨的歪曲和污衊」。巴波（即《光明日報》記者曾巴波）說，「儲安平的發言，實質上就是要從政治上取消黨的領導，取消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這不是思想方法問題，而是根本的政治立場問題」。但巴波晚年沉痛地說：「當時，我也認為這是為了黨的利益，我也說了與事實不符的話，我不是沒有內心矛盾，我認為黨的利益高於一切，我還認為我戰勝了我自己。之後，尤其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之後，我才發現我這個馴服工具的靈魂是多麼卑下、可恥。我這樣說並不是要求別人原諒。」
6月14日，《光明日報》工廠和行政部的職工舉行座談會，「憤怒譴責儲安平以本報總編輯名義發表的反社會主義言論，堅決表示要保衛社會主義陣地，粉碎儲安平將報紙拉向右轉的任何企圖」。汽車司機趙文說：從儲安平到報社來的第一天，我就覺著他的思想感情跟我們不一樣。接著他舉出有一天儲安平同他的一個朋友在車子裡的談話，說明儲安平對共產黨的感情是有問題的……儲安平的「黨天下」是什麼呢？不是別的，就是要搞掉黨的領導。
鍋爐房工人張靜如說：「有的讀者，就到報社來責問我們：你們為什麼有這樣的總編輯？我回到家裡，我的孩子問我：你們那個總編輯怎麼回事？我們不能和這種人站在一起。」老工人馮桂林說：我街坊有個老太太，平常排隊買豬肉，也常為此發牢騷，她聽到儲安平的這種反社會主義的謬論，很不滿意，問我：「你們怎麼有這個總編輯？」儲安平想將《光明日報》開倒車，我們要堅決擋住他。此次在會上發言的有排字工人、輪轉機工人、汽車司機、鍋爐房工人、炊事員和行政管理人員等20多人。
6月15日，《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召開會議，在會上主要討論了「最近一個時期內，本報的基本政治方向，為什麼變成了資產階級報紙的方向」。總編室主任高天（中共黨員）和副主任張友分別作了「揭發儲安平反動言行」的講話，對儲安平任總編期間在新聞採訪、改版、組稿等方面的言行都進行了嚴厲的「揭露」與「批判」。並重點批判了儲安平派記者到九大城市「點火」、「復旦大學取消黨委負責制」的報導等。
此外，《光明日報》的文藝部（6月18日）、學校教育部（6月20日）、國際部（6月22日）、要聞部、美術組、共青團支部也都相繼組織群眾「揭露」、「批判」儲安平在《光明日報》的「反動言行」。
7月13日，儲安平在第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向人民投降》的檢討。7月15日，《光明日報》作了長篇檢討《本報在章伯鈞、儲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間所犯錯誤的檢查》後，報社和各界媒體重點對儲安平和章伯鈞的揭發、批判開始轉向批判其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至1957年11月12日，作為《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和《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被同時免職。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開的九三學社第四屆中委會第三次全會上，儲安平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職務被撤銷。1月31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召開，決定罷免儲安平人大代表的資格。此後，儲安平被一頂特大號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頭上。自此，儲安平辦刊、辦報、採訪的生涯徹底終結，他重振自由主義的夢想徹底破滅了。
幾年之後，文革爆發。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著名「大右派」儲安平也成為被「掃蕩」對象。8月31日，遭受多次批鬥後的儲安平投河自殺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學社，看管起來。1966年9月上旬失蹤，至今下落未明。
二、批判其他「右派」的言行
1957年夏秋，儲安平、章伯鈞被打成右派後，《光明日報》內部也全力以赴轉入「反右」。這時，光明日報社「反右」運動由黨總支書記張友、編輯部黨支部書記吳克之領導。張友是位很有同情心的老領導，當劃定右派占報社人數的5%時，他就想收兵。為了「安全」起見，張友請示文化部整風領導小組：《光明日報》劃的比例是不是多了？一位陳姓領導回答：「《光明日報》是重點，劃右派沒有比例，有多少劃多少。」這個電話詢問後來作為張友「反右」中的嚴重錯誤記入檔案。也因這電話，光明日報社「右派」直至劃到近20%的比例才罷休。當時不到80人的《光明日報》編輯部，1957年就劃定了「右派分子」15人。在1958年「向黨交心」運動中，於友、丘林又因言行「不慎」，被補為「右派」。這樣，光明日報社除儲安平和章伯鈞外，共有「右派」17人：學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筆名「文冰」），黨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要聞部副主任張蔭槐，國際部主任於友，編輯、記者鄭笑楓、徐穎（女）、許子美、殷毅、錢統綱、蕭恩元、謝捷（女）、歐至培、韓洪文、李笑、丘林、范愉曾、韓逸雲。其中有5人被開除公職，交專政機關處理。
在儲安平「篡改」《光明日報》的「政治方向」中，派記者到九大城市「點火」是其重要「罪行」。據7月15日《光明日報》的「檢查」說：「儲安平抓業務的第一步，就是抓出記者到九大城市召開座談會，處處點火，打亂整風步驟」。去九大城市「點火」的記者：東北（王少桐、殷毅）、中南（潘文彬、丘林、錢統綱）兩路「全軍覆沒」，西北組揪出了鄭笑楓、韓洪文、歐至培，只有華東組倖免於難。為行文方便，下面將大致按「點火」區域分別談談這些「右派分子」到底「右」在哪裡，「錯」在何處？
（一）東北組右派——王少桐和殷毅
1957年4月末5月初，王少桐和殷毅被安排到東北去採訪「民主黨派的鳴放座談」。臨行前，原總編輯兼黨組書記常芝青緊急傳達中央領導的重要指示（儲安平到職後，常芝青並未調走，只是不參與業務領導，黨的工作照管不誤）：「中央對『放』的方針是下了決心的，現在就是要排除一切阻力，貫徹這個方針。」「看來，中央貫徹鳴放的決心很大。」據殷毅後來的分析，「我並沒有發現儲安平交代的報導任務與常芝青傳達的講話精神之間有什麼差異」。他說，「聽了這個重要傳達，增強了我的責任感，覺得應該加倍努力地完成這次報導任務。而後來的事實表明，正是這種強烈的責任感，將我一步步引入了雷區」。
王少桐在抗戰初期是國民黨中央社西安分社社長，做過衛立煌的少將參議，抗日戰爭勝利後，一度任南京《新民報》總編輯，愛國民主人士（民盟盟員）。1950年從新聞總署調到《光明日報》，一直任編輯，1957年春被任命為報社黨派部副主任。據同事鄭笑楓回憶，王少桐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是「因不受重用，有些怨氣，在黨組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發過幾句牢騷」。但給他的「罪名」是「積極支持儲安平到處點火又挑釁」。
8月4日，《光明日報》刊文批判王少桐說：「直到5月23日，當他們已經完成『放火』任務回到北京以後多日，王少桐還利用瀋陽師範學院右派分子徐公振的一封來信作引子，向瀋陽射出一顆『遠程飛彈』。把20天之前瀋陽民主黨派人士所談對於鳴放的認識加以歪曲報導，大字標題，造謠誣衊『瀋陽知識分子還不敢大膽發言』」。
《光明日報》編輯部「檢查」中認為：「最惡劣的如瀋陽，主持這個工作的本報黨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甚至採取了向中共省委書記『將軍』的辦法，用對立的態度提出難題，例如什麼『這裡鳴放不起來有歷史根源，你的看法怎樣？』」
據報社國內新聞部記者張歌今「揭露」：王少桐和儲安平「一拍即合」，「恰逢共產黨整風，他便乘機向党進攻」。
「王少桐為儲安平『黨天下』的謬論四處喝彩，說儲安平的話是『一針見血』，『這一炮打得真響』！他還形容說：儲安平的臨場發言，『有政治家的風度，不愧為老報人』。『真是餘音繞樑，三日不絕』。」
被打為「右派」後，王少桐被流放到了貴州，被安排在貴陽群眾藝術館當《群眾文藝》的編輯。「文革」中，又受到殘酷打擊，1968年自沉烏江。據說，死得十分慘烈，他投江前慮及被人救起，身上綁了一塊大石頭，才縱身一躍，岸邊留有一紙遺書：「供魚鱉飽餐一頓，亦人生樂事也。」
殷毅，1950年從北京新聞學校畢業後，分配到光明日報社工作，先是做總編室秘書，後在群眾來信部，很少外出採訪，也很少寫通訊。鳴放中報社派他和王少桐去瀋陽採訪「民主黨派的鳴放座談」。
殷毅被打為「右派」，主要是因為「第一朵迎春花」。1957年5月中旬，殷毅參加了東北工學院機械系的鳴放座談會，會上許多教師就工學院1955年肅反中出現的一些傷害教師、致使教師自殺的問題展開鳴放。一位教師激動地說：「東北工學院教工共2000人，肅反中受審查批鬥的達數百人，最後落實有問題的僅數十人。錯打了那麼多人，請問焦書記（瀋陽市委書記），東工的肅反，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席間不少人齊聲附和：「請焦書記回答！」焦若愚回答：「東工的肅反是有錯誤的，市委已指示東工黨委糾正錯誤，做好善後工作。」他巧妙地迴避了所謂「主次」的問題。後來給殷毅說，「會上有人認為東工肅反錯誤是主要的，成績是次要的。我不能表這個態，因為中央對肅反已經做了結論——成績是主要的。」事後，殷毅根據在此地採訪的情況寫了《本報瀋陽專電》（5月12日刊出）、《瀋陽春訓》，《瀋陽春訓》經總編室主任高天親自改為《第一朵迎春花——記東北工學院機械系教師鳴放前後》後，5月24日作為頭條刊於《光明日報》第3版。
7月，瀋陽高等院校開展「反右」運動，東北工學院機械系鳴放主席團成員被指控為「右派小集團」，首先被揪了出來。中共瀋陽市委機關報《瀋陽日報》配發了該報記者李剛的通訊《迎春花掩蓋下的第一槍》，揭發東工這個「右派小集團」如何猖狂向党進攻，並指名道姓地說，「殷毅是儲安平的使者」，說「也許殷毅（或儲安平）認為吳從枋對這一槍的估價太低，索性改為『第一朵迎春花』發表在章羅聯盟把持下的全國性報紙《光明日報》上」。
這樣，殷毅為響應號召，幫助黨「整風」，結果被打成了「右派」。此後，殷毅被下放到當時的勞教農場之一——北大荒850農場。
（二）中南組右派——潘文彬、錢統綱、丘林
1957年4月27日，潘文彬被派到武漢舉行民主黨派知識分子鳴放座談會。後來，錢統綱、丘林也被派來支持潘文彬工作。但是，「黨天下」言論出來後，潘文彬、錢統綱被打成「右派」，而在第二年的「向黨交心」運動中，丘林被劃為「漏網右派」。
潘文彬，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1949年曾協助李銳在長沙創辦《新湖南報》，後來進《光明日報》工作，任教育部主任。1957年4月，他在去武漢「縱火」之前，采寫了《春天的感應——訪北大副校長湯用彤》《關於「六經注」我的談話》《政治待遇與書齋生活》三篇採訪知識分子的報導。他還趕在4月27日清晨4時寫完「五四社論」，「七時就動身到武漢去替儲安平放火」。
潘文彬到武漢後，本來只要組織民主黨派知識分子開一個「鳴放」座談會的他連續開了三個。他還撰寫了《武漢書簡》《四顧無知己比鄰若天涯》兩篇通訊，大膽地將知識分子的「怨氣」「春風不度武勝關」、「春風已度武勝關」、「春風繞過武勝關，又吹到別地去了」寫了出來，「到底度了還是沒有度，是不是繞到別處了？有一位教授說，那只有春風自己知道」。這些報導在當時產生了廣大的反響。7月，光明日報社「反右」進入高潮，在「鳴放」期間通訊寫得漂亮，備受報社內外讚揚的潘文彬，成為報社的重點批判對象。
《光明日報》在7月19日的「檢查」中說他寫的「五四社論」是「本報利用社論形式，向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進行煽動的一篇具有綱領性的文章」；說他在武漢寫的兩篇報導是「強調所謂『春風不度武勝關』、和黨與知識分子關係不正常」，還說他操刀的《復旦大學取消黨委負責制》是因為「他在思想上早就認為高等學校中的黨委負責制『毛病』很多，遲早要取消」。說潘文彬受儲安平指使撰寫的《北大開闢「民主牆」》（5月26日）的報導「儘管他『煞費苦心』，一點也不能避免這個報導的強烈的煽動作用和惡劣後果」。
在《光明日報》創始人之一謝公望的文章中，潘文彬更加「恐怖」：他寫的「五四社論」是「射出了一顆向党進攻的信號彈」；說他寫的《春天的感應》《關於「六經注」我的談話》《政治待遇與書齋生活》是「散布火種，欲為」五四社論「安下伏筆，陰謀掀起一次所謂『文化革命』」，「潘文彬要『革』誰的『命』呢？要掀起一場什麼樣的『革命』呢？他是假借反對教條主義之名，來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說「他一到武漢就拍來一條《武漢知識界的鳴放密雲不雨》的電訊，鼓動群眾向党進攻，以便打亂當地整風步驟」。「他在武漢又寫了兩篇全篇都沒有一個真實姓名的通訊，潘文彬借用『一位先生』、『一位教授』之口，罵盡了共產黨和新社會。」最後謝公望說，「我們要正告潘文彬：在你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支配下的點火活動，罪惡昭彰，不要再怙惡不悛，自絕於人民」。
就這樣，潘文彬成了「右派」分子。7月後，潘又被升格為「極右分子」，報社對他的處理是第一類第二種，即「保留公職，勞動教養」。
一天半夜，「老潘被抓走了」，老工友說，「那麼大冷天，老潘只穿一件呢大衣，抱床被子就走了，別的什麼也沒帶。我聽警局的人問他：你怎麼連個臉盆也不拿？老潘說，臉都不要了，還要臉盆幹什麼」。潘文彬被送到興凱湖警局農場勞改，後在「文革」中默默死去。
錢統綱被打成「右派」的經過令人感到滑稽。「大鳴大放」時，報社領導派他去中南地區「推動鳴放」。他被請去參加武漢大學學生會的鳴放座談會。會上，學生們一定要他講講話，並要求《光明日報》一定要刊登他們鳴放的消息。錢統綱平素謹言慎行，儘管他再三推辭，還是經不起學生們的齊聲要求，只好簡單敷衍了幾句：「《光明日報》雖然派我到外地報導鳴放，但報導對象主要是知識界的上層人士。對於同學們要求鳴放，我是同情和支持的，因為鳴放是中央提出來的。」「然而同學們的鳴放，不在我的報導範圍之內，即便報導了，《光明日報》是否刊登，還得由報社領導決定」。說完，他就離開了會場。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登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至於學生們是否鳴放，或怎樣鳴放，他都全然不知。
不久，「反右」風聲驟起，儲安平被定為「大右派」後，錢統綱也因「同情、支持右派分子向党進攻」成了一名「右派」。然而事實上，武漢大學的男女學生們那一天並沒有鳴放，僅僅是要求鳴放而已，壓根兒談不上「進攻」，怎能定他為「右派分子」呢？最終，錢統綱接受了「開除團籍，撤銷記者職務，降五級工資」的處分，去了北大荒850農場。
（三）「三個縱火犯」（西北組）——鄭笑楓、歐至培和韓洪文
1957年4月中旬，鄭笑楓受光明日報社派遣，到西安採訪「鳴放」情況。4月29日，歐至培和韓洪文也被派來協助鄭笑楓的工作。但是，《人民日報》記者朱波後來在「反右」時撰文稱「西安的人民把光明日報派到西安來的三個記者——歐至培、鄭笑楓和韓洪文叫作三個『縱火犯』」。
鄭笑楓，1944年起在國民黨統治區參加新聞工作，1950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研究室調《光明日報》任記者。1957年4月中旬，鄭笑楓被安排隨全國人大代表和鄭振鐸、田漢及全國政協委員、原國民黨行政院長翁文灝等去西安。在採訪中，他發現一些高校未傳達毛澤東於2月間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和3月間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兩個講話，當時雖然沒有正式公開發表，但根據講話的錄音記錄稿，早已在黨內外作了廣泛的傳達）。他接受了巴波的建議：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就寫報導，否則就寫內參。於是，他寫了一條內參發回報社，並很快收到編輯部領導回電：「速將內參內容發新聞電回來。」結果，這個《西安大部分高等學校尚未傳達毛主席講話》的新聞稿在4月20日刊出，當時還受到彭真的表揚。在「反右」高潮中，這條由內參改新聞的報導，則成了鄭笑楓向黨猖狂進攻的「縱火犯」的大罪，被打成右派，送北大荒監督勞動。因受他株連，其母親上吊自殺，二女兒得了精神分裂，小女兒得了急病後無錢送醫院，眼睜睜地看著她死去。
1957年，歐至培與韓洪文一起被派到西安，協助鄭笑楓採訪「大鳴大放」座談會，被指為「縱火犯」。《人民日報》記者朱波「揭露」說，「歐、韓等為了把這一炮打響，為了使這把火能更快地燃起來……對約請的人進行了個別訪問，了解他們發言的內容，並且對這些出席會議的人進行動員鼓動工作。他們在很多人面前，把光明日報吹噓了一番，有意地污衊人民日報。」朱波還說歐至培在民主黨派座談會上講，「『有什麼說什麼。因為是整風，主要提缺點，不要談優點，你們敢說，我們敢登，不要害怕打擊報復，光明日報一定為你們做主撐腰。』歐還說『今天這個會沒有黨員，這是為了暢所欲言，所以不約請黨員』……歐還為儲安平吹噓了一番」。私營工商業者鄭立齋「揭露」說，「座談的目的，據說是為了『幫助』共產黨整風，因此，專門找一些『敢說話』的人談一談。他們特別介紹儲安平是光明日報——各民主黨派的報紙——的總編輯，並轉達了儲安平的『希望』，『鼓勵』大家大膽地放，大膽地鳴，不要怕犯錯誤。」「他們在蘭州舉行的這十二人座談，實際就是在那裡點火」。後來，他們兩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被發派到外地改造，再也沒回北京。
（四）財務科長韓逸雲
韓逸雲是財務科科長、民盟盟員，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報社內部鳴放時他提了一些批評意見，後來被點名批判。「罪名」也很大，說鼓吹要和黨「平分天下」，「輪流坐莊」。但在批他的會上，不管人家揭發什麼問題，韓都「照單全收」、「誠懇檢查」，故被認為「態度好」，後來被發派到850農場的雲山牧場。他原本很消瘦，加上「大躍進」因口糧減少後的飢餓折磨，更加消瘦了。為填飽肚子，他竟將目光投向了北大荒肥大的耗子。據殷毅回憶：一天，韓逸雲背著大伙兒，不知用何妙法，逮住了一隻耗子，用空罐頭盒當鍋子，在野外架火煮熟後吞食。不料被好事者發現，報告了管教幹部。當天晚上，排長奉命召開全排批判大會。與會者各個飢腸轆轆，無精打采，根本沒心思搞什麼批判。但有的人竟昧著良心上綱上線批判說：「韓某煮耗子吃，是給社會主義社會臉上抹黑！」老韓則驚恐萬狀地站立在窩棚中間，不知如何「認罪」是好，只是垂頭喪氣地重複著一句話：我不該吃耗子……
（五）兩個女「右派」——徐穎和謝捷
徐穎，在4月到5月的「鳴放」中，她寫過《中國人民大學像個教條主義的大蜂窩》，該文說，「許多教授抨擊了人民大學的教條主義。新聞系許孟雄教授說：人民大學不像個學校，倒像個教條主義的大蜂窩。培養出來的蜂不是去采蜜的，卻是去散布毒素的，並且散布的很廣。」許教授繼續說，「學習任何外國先進的東西都是對的，但是必須注意到外國的東西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歷史背景，搬到中國來，就必須把這些理論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可是我們的學生學習馬列主義，只是學著背些條文，卻沒有叫他們聯繫實際。而更嚴重的是學校領導把背條文背的最熟的人，看成是優秀學生、積極分子，於是，教條主義者便成了天之驕子，這對青年教師，對青年學生，有什麼好處呢？」
《光明日報》開始抓「小右派」後，徐穎也被揪了出來。因為徐穎如實報導了中國人民大學的「鳴放」情況，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帶著一批人大學生到《光明日報》告狀：她是「幫助這些右派分子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毒素的幫凶」。報社對她只開過一兩次「批判會」，就定了個「右派」。後去黑龍江850農場接受改造，忍受了惡劣的環境、飢餓的煎熬。1959年11月，徐穎回到北京。但1963年，她又被安排去大慶教書。1979年8月改正後，徐穎丈夫所在的新華社給她回城指標，《光明日報》只給她恢復了工作。
謝捷。女記者謝捷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很蹊蹺，報社僅憑她一篇未見報的通訊稿，就說：「謝捷在全國人民開始反擊右派之後，她還企圖通過採訪農工民主黨一個座談會的新聞，別有用心地誣衊反右派鬥爭。農工民主黨在6月11日舉行了一個座談會，謝捷集中寫了這個會上反對反批評的意見，如說什麼『現在是不是用圍剿王蒙的方法來圍剿儲安平和葛佩琦呢？』和『必須考慮到不要阻礙了鳴放』以及『反批評不恰，就會引起不平』等等（這個別有用心的報導，沒有見報）」。這樣她就被無端地戴上了「右派」帽子。
（六）蹊蹺的「右派」——范愉曾、許子美、蕭恩元、李笑、張蔭槐
為了完成「反右」任務，「有多少打多少」，當時許多提了一些正確意見或發表了一些見解的無辜者，都被統統劃為了「右派」。
范愉曾，1957年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後被分配到光明日報社。范愉曾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是復旦大學畢業的，儲安平過去曾在復旦新聞系講過課，與他有師生之誼。范因此與儲安平多有接觸，還曾向儲提交過一份改進報紙工作的建議書。儲安平成了「大右派」後，報社人員在搜查儲的辦公室時發現了范愉曾的這份建議書，結果受牽連，理由是他同儲「時相過從」，故有了「同氣共類」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後，范愉曾也被「發派」到了北大荒的850農場。
許子美，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當年滿懷革命熱情投奔解放區。「反右」運動前，編輯部有人提議，請毛主席為本報題寫報頭（原報頭為沈鈞儒先生題寫），他在旁邊隨口冒了一句：「沈老寫的就很好，何必都要『毛記』呢？」被人以對領袖「大不敬」的罪名匯報了上去，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後來也被「發派」到北大荒850農場。
蕭恩元，1950年起在《光明日報》任記者。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瘋狂攻擊黨」，被送勞動教養。
李笑，也因在「反右」中「瘋狂攻擊黨」，被送到新疆勞動改造，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的「右派」冤案才得到糾正。
張蔭槐，1950年入光明日報社，任國際部記者、編輯，後調任國內政治部副主任。張蔭槐曾經在光明日報社民盟支部大會上批判儲安平的「黨天下」思想：「『黨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這種說法是要取消黨的領導，是對黨的誣衊，是想挑撥黨群關係。『黨天下』是不符合事實的，儲安平自己是全國人民代表，他自己沒有參予國事嗎？」不久，在一次黨組座談會上，張因提了一些意見，被點名批判，甚至上綱上線，說他鼓吹要和「黨平分天下」。張蔭槐被打為「右派」後，受處理「右派」的第三類「留用察看」處理。
（七）被補劃的「右派」——於友和丘林
丘林，抗戰勝利後，曾任昆明《觀察報》編輯主任、桂林《廣西日報》編輯記者，解放後，任《光明日報》記者。
1957年在幫助中共整風中，丘林被光明日報社派武漢協助潘文彬組織「鳴放」座談會，並寫了通訊《馬哲民教授談武漢為什麼「鳴」不起來》，「馬（哲民）教授跟記者談到如何開展『爭鳴』的問題時，說：現在這裡的高級知識分子仍然顧慮重重，要想真正鳴起來，首先要領導方面大膽地『放』，要讓大家『吐苦水』、『發牢騷』，才能解除思想上的壓抑和束縛。」「馬哲民教授說：像這樣的苦水和牢騷不讓他們傾吐出來，要他們『爭鳴』別的問題是很難有真實的興趣和感情的」。但《光明日報》編輯部在7月19日的「檢查」中說「全篇談話都是貫穿著惡意和煽動。記者竟然全部有聞必錄，替馬哲民的謬論作了宣傳」。1957年沒有被打為「右派」，但1958年「向黨交心」時，丘林認真檢查自己的思想時，上綱上線，自投羅網，被報社補劃成「右派」。
於友，1949～1959年任北京《光明日報》國際部主任、編委，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反右」運動中，為了洗清自己，於友在「揭露」儲安平、章伯鈞「右派言行」上也發表了一些不切實際的言論。8月，於友又寫了一篇《民主個人主義者必須向人民投降》，「中國有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是過去由帝國主義培養出來的」，「這些人都是舊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也就是1949年美國發表的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中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最後，於友催促他們「趕快向人民投降！」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及其支持者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被打成「反黨集團」，全國也掀起了「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這次運動中，於友被莫名其妙地挨批鬥，因「在批鬥中我認真自我批評，激動中說了一些誇大自己缺點的話」，故被以莫須有的「反領導」罪名，被錯劃為「漏網右派」。這樣，他就成了「全國最後一批右派分子之一」。之後，他和他的一家都在北大荒「過了整整18年的屈辱生活」（根據作者後來回憶，應該是20年）。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不只《光明日報》抓出了近20名「右派」，《人民日報》《大公報》《文匯報》等報刊也都各自揪出了20多名「右派分子」。據筆者考察，他們被打成「右派」的罪名不是「攻擊黨」、「攻擊毛主席」、「向社會主義進攻」，就是「散播毒素」、「造成惡劣影響」等。
《炎黃春秋》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