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我從部隊轉業，回到上海，分配在上海市行政幹部學校任教育幹事。全校有10個班級，每班級大約200人左右。這個學校，為上海市各區各部門培養審判員、書記員、派出所所長、民政助理員、供銷社主任直到商店售貨員。學員來源很雜，有調干、有轉業軍人，也有新招收的失業知識分子，年齡從十六七歲到五十多歲的都有。校長是由分管政法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委第一副書記潘漢年兼任。
1953年，三反五反剛剛結束，當局決定在「上海市三反五反工人法庭」的基礎上建立上海市法院，由上海市行政幹校的師生參加清理積案和建院工作。我作為教育幹事，也帶領一批學員參加了。我的具體身份，是「處理積案辦公室秘書」，分管「婚姻、房屋、債務」三類民事案件。我父親抗戰前是上海市特區刑庭的法官，抗戰期間辭職當律師，解放後是上海市政協政法研究九人小組成員之一。他再三囑咐我：千萬不要經管刑事案件，因為當時有許多反革命案件，屬於「職業犯」，個人並不犯罪，說不清楚。不參與其事，至少自己良心上過得去。
在此期間，我聽過潘漢年多次講話和報告。例如他說：法律是上層建築，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所以法律必然具有階級性。資產階級法律，實質上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但是他們不敢明目張胆地說出來，而總是羞人答答地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謊言迷惑大眾。歷史上，王子犯法，從來就沒有「與民同罪」過。我們無產階級，就是要公開地、明確地宣布：我們無產階級制定的法律，就是要為無產階級服務。
基於這樣的理論基礎，他在上海市法院所推行的，就是堅決袒護無產階級。具體地說，資本家和工人，犯了同樣的罪，例如重婚罪，資本家的犯罪，是由於「資產階級思想的頑強表現」，屬於階級本性問題；工人犯罪，那是由於「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害」，本質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因此，對於資產階級犯罪，我們司法工作者，一定要站穩無產階級的立場，必須無情地給予嚴厲的打擊，絕不手軟，不然，就是喪失立場了；而對於工人犯罪，我們司法工作者，一定要滿腔熱忱地去幫助他、挽救他，不然，就是屁股坐到資產階級那一邊去了。執行這種理論的結果是：資本家犯了重婚罪，因為要嚴厲打擊，所以一般都判三年至五年的徒刑，送到蘇北去勞改，重婚的小老婆必須離婚，而且要分給她相當數量的財產。不服判決的，允許上訴，但是結果必然是加刑。理由是：判你三年五年，已經是「從輕發落」了，如果還不認罪，還不感恩戴德，那就說明你對自己的罪行毫無認識，結果必定是改判八年至十年徒刑，作為重刑犯送進提籃橋監獄裡去了。而工人重婚，一般是教育釋放，也就是在法庭上批評幾句，最多罵他們幾句諸如「喪失階級立場」、「沾染資產階級習氣」、「給工人階級丟臉」之類。遇見不服氣的，也不過拘留十五天。因此二者的判處反差極大。
不過也有一條政策，那就是對於重婚案子，原則上是「不告不理」。因為解放前上海有小老婆的人很多，不單單是大老闆、小老闆有，就是一般的職員也不少。只要大小老婆「相安無事」，沒人首告，一般大都採取「暫時不管」的對策。當時上海市法院剛剛成立，經過三反五反，糾紛極多，早已經積案如山，也的確沒有這樣的力量來過問。不過只要是大小老婆中有一個人出來首告，就必須「嚴肅處理」。不要以為這種案子一定是小老婆出來告，因為真正屬於官僚、惡霸強占民女做小的事情，畢竟不多，往往都是男人花心，喜新厭舊，娶了小老婆以後，反而是大老婆受氣被排斥，所以由大老婆出來告狀的也不少。遇到這種案子，倒不一定非得把小老婆離掉，經過三方面協商，大老婆自己願意離去的案例也不少。處理這種案子，有兩個原則：第一，對女方一視同仁，離婚以後分割財產，一般是三等分，每人一份；第二，對男方，如果是官僚、地主、老闆，必須判刑，態度不好的，還要判重刑，如果是工人、職員、小販，離婚以後，往往不了了之。
對於潘漢年這樣的觀點及這種處理方法，我當年就反對。認為這是一種階級偏見，甚至是姑息養奸。我最反對的，就是「不服上訴必定加刑」這一條。判刑的前提，是犯罪。「態度不好」，不能成為加刑的理由。一個沒罪的人被錯判了，還要求他「認罪」，是不是太難了點？因為「無罪而不認罪」，卻要因為「態度不好」而加刑，這叫什麼法律？不論是資產階級法律，還是無產階級法律，恐怕都難以自圓其說吧？解放後那麼多的冤假錯案，不都是因為執行這樣的高論而造成的嗎？
在法院內部，和我持同樣看法的，當然不會只有我一個人。當時的上海市法院院長韓述之，也不同意潘漢年的這種論斷。韓院長是地下黨員，解放前就是上海法院的法官，和我父親還是好朋友。他曾經私下對我說：「這叫什麼理論！法院應該是最講理的地方，現在反倒最不講理了。解放前是無法無天，解放後是『有天無法』！」——意思是：解放後「天下是打下來了，但是沒有法律可依，只能誰的官大聽誰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
還有一件案子：工人領袖、共產黨員王孝和被國民黨法院判處死刑，1948年9月30日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被槍斃。執行死刑的劊子手，解放後並沒有逃跑。他自己認為：當劊子手，是他的職業，他上班，就是開槍殺人。至於這個人是不是該殺，他不管，也管不著。因此，他自認無罪，雖然經常殺人，卻沒有血債，用不著逃跑。解放之後，只要還有法院，還要判處犯人死刑，當然還要用他。但是出乎他的意料，解放以後，他被捕了。而逮捕他的理由，就是因為他槍斃了王孝和。
關於這個劊子手有罪沒罪的問題，當時的上海市法院曾經有過一次或幾次激烈的辯論。我雖然不是刑事庭的人員，但是我至少知道這件事情。據說韓院長就認為這個人無罪。理由就是「殺人是他的職業」，他主觀上沒有犯罪動機，但是以轉業軍人為首的對立派，則認定這個人有罪，而且應該以命相抵。理由就是：「烈士王孝和，分明就是死在他的槍下，說他沒罪，死也不服。」兩派相持不下，最後請示潘漢年，批示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這件案子的處理，不僅僅關係到一個劊子手的死活，而且是牽扯到對屬於「職業犯」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如何對待的政策問題。許多已經起義或投降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個人品質很好、參加過抗戰、甚至本來應該是有功的人，也因為從屬於國民黨，都在「四二七」大逮捕中抓起來，關的關，殺的殺。例如二戰期間從日本回國抗日、破譯了日軍企圖偷襲珍珠港的密電碼的民族英雄池步洲，就僅僅因為是「國民黨少將」而被捕，連破譯密電碼這樣的天大功勞也說成是「罪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韓院長的這些話、這些觀點，如果僅僅跟我說說，倒也就罷了，糟的是他還跟許多人說起過，甚至在大會上表態過。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韓院長的「有天無法論」和「職業犯無罪論」終於被揭發，並且上綱上線地被批判，結果是劃為右派，法官變成了囚徒，被送去勞改了。
無獨有偶，1954年我調到北京，1955年因「胡風反革命事件」而引發的肅反運動中，有積極分子從我的照相本子裡發現有一張身穿國民黨軍官服的照片，偷走之後送到人事科去了。其實那是劇照，如果我真的當過國民黨軍官又想隱瞞，我能不毀掉，還能堂而皇之地放在照相本子裡？為此我挨了半年批鬥，一定要我交代「失去了的一段反動歷史」，卻又不拿出「證據」來和我對質。我十六歲半參軍，參軍前是個高中一年級學生，什麼黨派也沒參加過，心裡坦然。批判會上積極分子和我瞪眼睛拍桌子，我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為此落一個「態度不好」，把我的出入證搜走，在辦公室里關了我半年。最後還是人事幹部拿著這張照片到我老家向我的老師同學對證，「誤會」方才解開，並立刻「解放」了我。
為此，結合1953年在上海市法院的所見所聞，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我對新中國的法制問題提出了意見，主張「健全法制，取消運動，黨政分開」，這些意見，今天看來，當然都是對的，但在當年，這可是「取消黨的領導」的「大是大非」問題。於是，我在「陽謀」中中箭了。
潘漢年主持上海市政法工作期間，也有許多成績。他創造或他批准的「民事案件集體調解」，就是一種很好的工作方法。上海解放三年多，一直沒有法院，刑事案件都歸軍管會管，大小紛爭的民事案件，都歸派出所管，實際上是根本管不過來。所以上海市法院一成立，真是積案如山，如果一件一件審理，不但幾年也審不完，還可能越審越多。加上當時沒有成文的法律，同一類型的案件，有罪無罪或量刑的程度，很可能會因人而異。因此，採用集體調解的方法，的確能夠做到「多快好省」。當時我們辦案，絕不像今天的法官那樣，只知道坐在辦公室里看案卷，而是必須「深入里弄」走群眾路線，訪問當事人和鄰里甚至居委會等許多人。先做到對每一件案子都「心中有數」，然後把同類的婚姻、房屋、債務等民事案件的當事人、證人、調解人（里弄積極分子）召集到一個大會場來，拿出一件典型的案件來，讓全體與會者集體討論、充分發言，最後總結歸納出一個當事人雙方都能接受的條款來，當庭宣判，然後以此為樣板，讓同類型案件的雙方當事人表態，如果同意或能接受，就一律以此案例為範例，一次性可以解決十幾宗甚至幾十宗同類案件，效果很好。
潘漢年上世紀50年代初在上海主持政法工作，可以說是有過也有功，而最後他自己卻被他的高論所套牢：1955年4月，他由於「說不清楚」的冤案被捕判刑，在「對資產階級犯罪分子絕不手軟」的無產階級監獄中整整坐了十年牢。刑滿以後，和他夫人一起被軟禁在京郊團河農場。當時我正在團河農場勞改，一天他在河邊釣魚，我偶然遇見了他。我叫他「潘校長」，他還說我「認錯了人」。等我說出我原是「1953年上海市行政幹校的教育幹事」，他才揮揮手，叫我趕快離開，說是他的「警衛」立刻就要回來，別給他找麻煩。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時候，他這個「上訴就是不認罪」的始作俑者，是不是還在想：千萬不能上訴，上訴就是不認罪，就是態度不好，就要加刑呢？
我甚至還在想：他當年那些高論，也不見得就是他個人的創造，很可能是比他更高級的理論家的高論吧。
《炎黃春秋》2012年第2期
